2020，新疫情爆發，對於整個世界來說，這都是一個令人悲傷的消息。對於美國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弗洛伊德事件徹底引爆的了種族仇恨這個定時炸彈，美國不但有疫情肆虐不受控制，同時還有大量的抗議示威活動以及引發的暴力活動。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極化”現象，極端化，是美國當前及未來最嚴重的問題。
極端化的民主政治
民主最大的優勢就是堅持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民主政治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建設起來的。對於獨裁政治來說，專制是它最大的特徵；而作為針鋒相對的民主政治來說，妥協才是它的根本，即保證多數人的利益的實現。妥協是民主的特徵，是民主政治的特徵。政治妥協能夠在預防多數人的暴政的同時，防止心灰意冷的少數派造成政府癱瘓，使得政府儘可能地正常運行下去。美國的聯邦民主制度正是此中的翹楚代表之一。
美國的聯邦式民主制度不僅僅是三權（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分立，同時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也存在的分立，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集權的出現，這是200多年前美國建國先賢就設想好的。聯邦式政府將妥協的功能發揮到最大程度上，在滿足多數人的正當利益同時，儘量減少對於少數人的利益剝奪，甚至是對兩者的利益進行平衡，使得絕大多的人都滿意。它所追求的目標不單單是多數服從少數，同時是要平衡，儘可能使所有人都滿意。舉例來說，美國總統負責發起政府政策的制定，但國會控制著政府的額預算，眾議院，也就是美國國會中的下議院，議長負責制定眾議院的議程，就總統的政策提案進行討論，常見的情況是，國會代表議員發生激烈的爭論而僵持不下，各方的觀點都沒有獲得足夠的支持者，從而導致政策無法被通過。在此種情況下，與會各方必須要達成某種妥協，政府才能採取實際行動。
但是，近些年美國的聯邦式民主的妥協越來越來失去了效力，緩緩向極端化的集權方向發展，政治極端化的趨勢越來越來嚴重，實行的政策不再是以儘可能使更多人滿意為目的，為選民手中的選票而實行政策，只有這些選票才能保證他們的利益和地位，結果就是損傷那些“少數人”的利益，滿足那些“多數人”的利益。政治妥協不僅僅是發生在美國的兩大黨派之間，同時還發生在黨內的激進派和溫和派之間，而往往是激進派能夠得到足夠多支持，從而在打擊溫和派的策略，實現激進政策的實行。
產生政治極端化的原因有三點，一是美國競選活動成本不斷攀升使捐資人變得更加嚴重；二是隨著美國國內航班的增加，華盛頓和國內各州之間的通行變得更為頻繁，也更為迅速，這就使得國會議員們之間很少有交流溝通，難以達成政策討論的一致；三是，不公正選區劃分的行為有關係。這三個主要原因僅是充分體現一部分美國政治人物的計劃趨勢，然而現實是美國人整體上正變得越來越極化，在政治上越來越不願妥協。導致這個情況出現的一個常常被提出來的原因就是“定製信息”。所謂的定製信息就是指近幾十年，雜誌書刊、廣播、電視以及網絡等媒體向廣大的民眾傳播一些“被指定”的信息，這些被指定的信息刪除了或真實、或全面，留下或片面的、或虛假的，使得看待問題時出現極端化的情況。在定製信息的誘導下，民眾就會按照既定線路行走，實現傳播者所需要的利益。
丘吉爾曾經評價民主政治制度，說：“民主是我見過的最差的政治制度，但其他已實施的政治更差。”同時，他也說出了“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是可以防止最壞的事情發生。”美國政府似乎在踐行丘吉爾說過的這兩句話，不過中間可能還要加上一句“民主制度終究還要是挽救不了美國的頹勢”。
極端化的種族策略
種族歧視，在第一批歐洲移民踏上美國這片大陸時就已經產生，從400多年前綿延到今天，早已在這個國家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更是在1861年引發了維持4年之久的南北戰爭，雖然它只是次要問題。種族問題，實際上就是群體利益的分配不平衡的問題導致。歷史原因使得不同的人類群體形成不同的身份，群體之間相互向對方身份給予各種標記，用這些標記來區分群體身份。當不同的身份群體獲得不同的財富和權力時，不平等誕生，接下來歧視也就順應而生。在近現代，雖然會有偽科學認為，不同的身份群體在生理或心理層面存在差異，但是事實卻並非如此。美國的種族歧視產生的根源是歷史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其作用才使得其延續到今天。
種族歧視一直都是美國曆史上最為突出和明顯的問題之一，但歷代政府採取的措施都是相對溫和的，平衡雙方的訴求，避免觸碰這個定時炸彈而導致爆炸。在美國曆史上，爆炸的次數並不是很多，但是幾乎每次都能實現比較友好的收場，但是在今年，弗洛伊德事件再次引爆了這個定時炸彈，爆炸形成的火焰一致在燃燒，火焰燃燒下的美國一片混亂。
種族問題為何一直是美國的禁忌呢？原因很簡單，掌握選票且能去投票的民眾屬白人居多，而美國白人中間流傳“白人至上”觀念從始至終都沒有斷絕過，政治人士需要這些選票來獲得權力和地位，不得不對他們採取更溫和且讓步的策略，讓步的結果就是擴大白人的既得利益，而壓縮黑人的。美國種族矛盾激化的除了歷史文化原因之外，還在於近些年，政府的政策偏向黑人群體，黑人能夠享受到與白人同樣的地位和權利，如哈佛大學的配比制（學生、教授等名額要給予黑人固定的比例），白人民眾深感“他們受到了種族歧視”，也就使得他們產生了強烈的憤怒感。加之美國的全球經濟政治地位衰退以及美國夢的破碎，使得不管是白人還是黑人，都不再具備強大的耐心去協調內心的矛盾與憤怒。雙方壓抑的許久的怒火，終於在今年爆發，政府則是偏向於白人一邊，而不是秉承一貫做份，居中調停，協調雙方的利益，反而促使矛盾對抗越來越激烈，如烈火烹油，種族矛盾進一步激化，而整個國家可能都是面對一次民族性的撕裂。
極端化的移民策略
美國從源頭上來說就是一個移民國家，完全是依靠移民的力量的建立起來的國家，不像亞歐非大陸上的絕大多數國家一樣由本地民族為主形成的國家。當一個移民國家違背其移民這一主要核心構成要素，它可能將喪失一個國家發展的動力。在美國，移民不僅是提高消費能力主要力量之一，還是重要的生產力，移民能夠提供足夠的經濟發展所需的內部動力，經濟發展驅動國家的壯大。現在的美國實行的政策是繼續保持高端的移民接納，完全關閉低端的移民通道，甚至建立起著名墨西哥牆。為了所謂的保障“本國國民的利益”，多次出臺移民限制令，削減移民的福利，築起9米的移民牆隔離抵擋非法移民，但幾乎都是是完全錯誤。這不但可能會再次推動偷渡成為繁榮茂盛的隱性行業，同時也並沒有保障到本國的普通民眾的利益，反而是會擴大進口，打擊民眾的生產消費的積極性，形成貿易逆差，壓縮本國的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最終依然是經濟衰退。極端化的移民政策真的給美國好處完全大於壞處嗎？
美利堅合眾國的領土面積世界排名第四，僅次於我國，但是它的人口數量僅是我國的四分之一不到，並且擁有廣闊的密西西比河衝擊形成的平原和豐富的五大淡水湖，土地資源遠遠超越於我國，說明它具備承受人口翻倍形成的壓力。目前，它仍然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經濟強國，為了保證自身第一的地位，擴大國內需求是最為合適不過的途徑，原因在於全球貿易市場的競爭愈演愈烈的今天很難在出現完全依靠出口成就世界第一。除了真正的人工智能化的機器人時代到來，否者，人口數量依舊是經濟、國家發展根本力量。
極端化的反智
反智行為在任何一個時期都有存在，但是在科學昌明的今天，反對或者蔑視科學的基本規律就是完全錯誤的，是最不可理解的行為之一，而這種行為在今年上半年中的新冠疫情中愈演愈烈。反智行為通常產生的原因是在於認知的差異，對於知識的儲備越是多，認知能力高，反智行為出現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則越高。然而，近現代我們所碰到的反智行為，經常性的是出現在一些知識儲備較多，認知能力同樣較高的群體，如美國政府鼓動民眾不戴口罩、反疫苗接種運動等的。他們扭曲事實的反智行為產生的根源有很多，但是根本原因就反智行為背後利益驅動。
反智，如果僅僅表現在小範圍的言行，那麼它根本就是不會起到太大作用，但如果是由一個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公眾人物向公眾進行廣泛傳播，就會造成可怕的後果。美國政治人士將美國的危機當成了一臺舞臺表演秀，用虛假錯誤、扭曲真實的信息引導民眾的言行，以便維護他們的政治權力和地位，如在疫情初期反對戴口罩、修改疫情真實數據、公然引導民眾仇視中國。反智行為是美國政府要為美國發生680萬感染人群和20萬失去生命的人負主要責任的主因之一。
言論自由是人身基本權利的一種，但在享受自由的同時，也應該負起相應的責任，言論自由不是胡言亂語。反智言行迷惑民眾的心智，降低了民眾對於真相真理的追求，盲目追崇公眾人物的言論，最終導致政治、種族、移民等問題的極端化，惡果始終結在惡花下，還需美國民眾自身承擔這惡花結下的惡果。
結語
2020，先是新冠疫情席捲了美國境內，後來的弗洛伊德事件又一次震驚全美。兩場危機加在一起，使得美國如今動盪不已，然而美國政府最高層的根本意願似乎並不是在根本解決這兩場突如其來的危機。
而這兩場危機使得本來日益嚴重的極化問題完全爆發出來，政治、種族、移民、反智等等極化現象全部都湧現出來。民主不再為政治妥協提供土壤，種族變為民眾宣洩仇恨憤怒的場所，移民牆隔離了美國和其他所有國家，反智成了宣揚賣弄“智慧”通往成功的捷徑。
也許川普和他領導政府施行的極化政策是在嘗試挽回美國霸主的地位，但這些極化政策似乎是在往反方向走，可能成為壓垮美國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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