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張愛玲100歲冥誕。
今天這篇文章說的是一段往事，不過當事人都不在其中，成因是我們這些後世對往事的好奇。
白紙黑字裡看楊絳張愛玲互評
楊絳生於一九一一年，二〇一六年去世，享年一百零五歲。張愛玲生於一九二〇年，一九九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五歲。對比起來，楊絳比張愛玲長九歲，卻多活了近三十年的光景。
同時代的兩位傑出女子，有著不同的成長環境、教育背景、人生經歷、性格特徵，又皆學貫中西，博聞強記，涉獵面廣，聰明絕頂，在文學史上的成就和地位不容忽視。更為有趣的是，兩人都享有“不近人情”的坊間“美譽”，時刻與塵世保持距離，潔身自好。
把她倆放一起，不管是楊絳還是張愛玲，估計誰都不願意。
這裡卻不得不把二人相提並論，只因臺灣《聯合文學》前總編輯丘彥明的《人情之美》中有這麼一句話：（給張愛玲）寄去《幹校六記》一書，她看了在信中寫下：“新近的楊絳‘六記’真好，那麼沖淡幽默，而有昏蒙怪異的別有天地非人間之感。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張愛玲對楊絳作品的評價，震動頗大。
楊絳的《幹校六記》一九八一年五月先在香港出版，同年七月在北京出版，記敘的是一九七〇年七月至一九七二年三月她被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的一段生活。丘彥明與張愛玲因編者與作者的關係，於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之間通信達四十五次之多。推算起來，有可能《幹校六記》在香港甫一出版，丘彥明便寄給張愛玲，張以作者的身份，本著對編輯有信必回的原則，於是有了上邊一段。
之所以震動，是二〇一六年楊絳去世後，作為其摯友的老出版家鍾叔河先生應《湖南日報》之約，拿出楊絳生前寫予的兩封信，由王平先生代寫文章交代緣由（題為《用生命之火取暖——楊絳致鍾叔河信兩封》），於報紙上刊登，以表懷念之情。在其中一封裡，楊絳談及張愛玲，這裡摘錄部分：
前天劉緒源贈我一本《翻書偶記》，序文是你的大筆，忙翻開細讀，我覺得你們都過高看待張愛玲了，我對她有偏見，我的外甥女和張同是聖瑪利女校學生，我的外甥女說張愛玲死要出風頭，故意奇裝異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難看。一臉“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學都看不起她。我說句平心話，她的文筆不錯。但意境卑下。她筆下的女人，都是性飢渴者，你生活的時期和我不同，你未經日寇侵華的日子，在我，漢奸是敵人，對漢奸概不寬容。“大東亞共榮圈”中人，我們都看不入眼。夏至（志）清很看中張愛玲，但是他後來對錢鍾書說，在美初見張愛玲，嚇了一跳，她舉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現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樣美了（從照片可證）。我沒有見過她。她的朋友蘇青卻來找過我。蘇青很老實，她要我把她的《結婚十年》編成劇本。
信寫於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日。關於此信刊登所掀起的波瀾，則是後話。
此時距張愛玲寫那封信給丘彥明已過去約三十年。
坊間一直對楊絳張愛玲的互評有一些描繪，但往往旋即被否認，無從查證。有記載的只是一些相關人士講述的零星印跡。一九七九年錢鍾書訪美，回答臺灣作家水晶的提問時，曾誇過張愛玲。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安迪（作家陸灝的筆名）到錢北京的寓所重問此事，錢說那不過是應酬而已，因為那人（指水晶）是捧張愛玲的。據說當時楊絳曾在一旁補充，“勸他不要亂說自豪感，以免被別人作為引證”，錢鍾書說無所謂。水晶後來出版的作品《夜訪張愛玲》提到：“我又說《圍城》當然寫得很好，可惜太過‘俊俏’了，用英文說，就是‘too cute’，看第二遍時，便不喜歡了。她（張愛玲）聽到這裡，又笑了起來。”水晶據此推斷“看來她同意我的看法”。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宋淇致函錢鍾書時，直接提到張愛玲：“讀《紅樓夢》者必須是解人，余英時其一，張愛玲其一，楊絳其一，俞平伯有時不免困於俗見，可算半個，其餘都是雜學，外學。”錢鍾書回信對此事未置一詞。宋淇曾有信給張愛玲，提及錢鍾書“表面上詞鋒犀利，內心頗工算計，頗知自保之道”。因錢鍾書和張愛玲皆由宋淇推薦給夏志清，宋自有其伯樂之功，他信裡的觀感可供參照。
宋淇兒子宋以朗著的《宋家客廳：從錢鍾書到張愛玲》裡也有這麼一段：“究竟錢鍾書和楊絳是否真如網絡傳聞中那麼瞧不起張愛玲呢？你不可能在父親和他們的通信中找到真憑實據，充其量也不過是一些蛛絲馬跡而已。但我家中有一本書，大概很少有人知道，那本書叫《浪漫都市物語：上海、香港’40s》，1991 年出版，是一部日文的現代中國文學選集，而合著者正是張愛玲和楊絳兩人。楊絳當年一定是同意這安排的。”宋以朗的分析和論斷未必準確，不經作者本人授權隨意選編合集的做法還少嗎？當事人楊絳或張愛玲都未必知道此事或見過此書。
張愛玲一直給人高冷的感覺，不願見人，謝絕活動，正如她寫給丘彥明的信裡說：“我此間的地址只用作通信處，從來不找人來，親友一概沒有例外——也不能出來赴約，實在缺少時間，因為健康不好，好的時候就特別忙迫……”言辭入情入理，讓人唯有同情之理解。
楊絳更是一味深居簡出，尤其晚年失女喪夫之後以一耄耋老嫗之筆寫下《我們仨》，令人唏噓動容。她堅辭各種桂冠頭銜，謝絕各種邀約集會，警惕各種以拜訪為由實欲得私利、賺私名的舉止行為，甚至為捍衛親人的隱私名譽不惜年過期頤仍挺身而出。
那麼，張愛玲對《幹校六記》的評價，楊絳知道嗎？不得而知。
從為人處世上看，楊絳和張愛玲確有相似之處，只是，雙方眼裡的對方卻大不相同。
我不免以“小人之心”，在這裡揣測一番，做了幾種假想——
第一，通信對象。張愛玲面對的是雜誌編輯，儘管她和丘彥明有著八年的稿約合作，終究關係也只是作者與編輯的“君子之交”。甚至丘彥明的同事蘇偉貞，自一九八五年進入《聯合晚報》始，至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終，長達十年的時間裡給張愛玲寫了無數信件，卻只收到回信十二封，並未約到一篇稿子。所以，張愛玲客氣地以“真好”作答，這份評價是完全發自內心，或是囿於情面、出於自保，不好說。
楊絳面對的是鍾叔河，一位與錢鍾書、楊絳一家交往長達三十年的老友人，她徹底敞開心扉，不設防地思無不言，言無不盡。信中的意見完全是楊絳心底想說的。只不過，楊絳寫信的時候，沒想到日後信件會被公佈出去。對於信件的公開，鍾叔河先生有自己的一番見解，他認為信件是錢楊二人文品及人品的一部分，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和史料價值，應為讀者及研究者所明悉。
第二，閱讀審美。在國內文壇已享盛名的張愛玲於一九五二年向香港大學申請復學獲得批准，持港大證明出境，以翻譯和創作為生，後移居美國，深居簡出，但她對世界文學，包括大陸文壇動向瞭然於胸。臺灣作家王禎和曾陪她於一九六一年十月遊覽臺灣花蓮，途中聊天，張愛玲“從丁玲說起，說到大陸小說，她說在大陸都是按一種模式來寫作，不會有好東西的”（見丘彥明《人情之美》）。那是張愛玲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去到臺灣。當然，二十年後她再看楊絳的《幹校六記》，有可能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以她特立獨行的性格、惜字如金的表達，故意應景或是敷衍，似乎有違她的處世原則。
張愛玲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憑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一炮打響，之後一發而不可收，《沉香屑·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傾城之戀》等小說、散文相繼驚豔亮相。同樣活躍於文壇的楊絳對此不會沒有自己的想法，在那個水深火熱的年代，她於是有“你生活的時期和我不同，你未經日寇侵華的日子，在我，漢奸是敵人，對漢奸概不寬容”之感慨。
第三，年齡差距。儘管她倆相差九歲，同屬一個時代，但楊絳說她外甥女和張愛玲同是聖瑪利女校學生。在楊絳眼裡她明顯不願與張愛玲平起平坐，甚至有意把她和自己看成兩代人。因此提及張愛玲，楊絳毫不掩飾對晚輩嚴苛的看法：“我對她有偏見，……故意奇裝異服，想吸引人……”
第四，禮尚往來。錢鍾書訪美是一九七九年，他對張愛玲的“超級粉絲”水晶說：“She is very good，她非常非常好。”這話之後有可能傳到了同在美國的張愛玲耳朵裡。故張愛玲在看到丘彥明寄去的《幹校六記》後，便還給錢鍾書一個人情，在回信中誇道“真好”。張愛玲後來一直隱居，不與外界聯絡，直至一九九五年去世，病逝一週之後才被房東發現。錢鍾書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北京寓所與上門拜訪的安迪閒聊，談及張愛玲時並無好感，楊絳在場。不過他們的談話有個“約法三章”——不可報道。紀念錢鍾書誕辰一百週年時，安迪還是寫了文章《我與錢鍾書先生的短暫交往》，儘管自嘲“如錢先生所說的日月下的爝火”，但還是透露了以上信息，留下可貴資料。
丘彥明寫文章時已卸下《聯合文學》總編輯的職務，準備前往歐洲進修，那一年是一九八九年。她斷不知楊絳寫予鍾叔河的信（二〇一〇年），也無從知曉錢楊與張之間的真實關係，或許，這些也不在她所關心的範疇之內。
藉由第三人的口，說出的話未必當真可信，就像錢鍾書在一份校樣旁批註：“都似可刪。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誠心，徒扯篇幅。”
從現存的公開的信息上看（且不管背景如何）：張愛玲對楊絳《幹校六記》的評價表明了她在這一部作品上對楊絳的欣賞和認同（對其他作品的評價未能見到）；楊絳給鍾叔河的信則表明了她對張愛玲從人（一臉“花生米”）到文（意境卑下）的偏見。
這種互相的評價是白紙黑字在信裡公開了的。
本文摘選自《書人陸離》，姚崢華 著。
閱讀更多 新民說iHuman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