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傾注心血教學生如何思考，如何寫論文。這一篇篇滿是紅色修改痕跡的論文是他們寫給學生的一封封“情書”。
近來研究生培養備受關注。作為研究生培養的重要工作，導師隊伍建設也越發受到重視。高校需要高質量的導師隊伍，研究生呼喚能夠立德修身、嚴謹治學、潛心育人的導師指引。今天，我們特分享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郭嬌老師在哈佛大學求學過程中，與導師發生的故事。她說，（導師）傾注心血教學生如何思考，如何寫論文。這一篇篇滿是紅色修改痕跡的論文是他們寫給學生的一封封“情書”。
作者 | 郭嬌（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
我在哈佛教育學院待了六年半（2005—2012），雖然拿著全獎，但是一路發愁著考試、開題、論文、找工作。每次跟老師討論都被“拷問”一番，每次跟同學做項目又被秒成“學渣”，害得我畢業那天簡直要歡呼“脫離苦海”。
現在離開哈佛多年了，再回想起來，我才驚覺那段時光真是“黃金時代”，到哪裡去找這麼多聰明的老師專注地給我一對一的指導？去找這麼多努力的同學提醒我總有人“起得比你早，睡得比你晚”？寫論文那段時間簡直就是以教育學院的Gutman圖書館為家，餓了就去一樓買杯咖啡，困了就在二樓沙發睡一覺，想換個思路就上三樓機房編程序，有了理想結果就喜出望外地拿到四樓找老師討論。
我導師的小辦公室就在Gutman圖書館四樓，面積不到十平方米，窗戶也很小，曬不到陽光。靠牆兩面都是高高的書架，從地上到天花板都堆滿了書，還放著他跟兩個兒子的照片。對著窗戶放他的辦公桌和臺式電腦，桌邊還躺著一個旅行箱和若干論文，因為他常飛去紐約或華盛頓開會。剩下的地方就只夠再放一張椅子，留給像我這樣上門請教的學生。每週他的“office hour”（答疑時間）總是排得很滿。如果我到的時候，前一個學生還沒有結束，我就只能在門外席地而坐，在等待的時間裡再多看幾眼自己的論文。記得帶校外朋友參觀時，他們在門外打量，都無法相信這就是哈佛教授的辦公室——這麼狹小，佈置得這麼簡單。
其實哈佛最值錢的不是大樓，也不是大辦公室，而是老師們的時間。在這間小辦公室裡得到的那些有針對性的反饋，就夠我受益終身了。而且我還學會一點：要把空間和時間都用到極致，不要有閒置或浪費。
我的導師叫理查德·莫瑞。按照美國人的習慣，大家不分尊卑，都直呼其名，還是小名，我們學生都親切地叫他迪克。迪克是從耶魯大學畢業的經濟學博士（在我畢業典禮的照片上，他穿的就是耶魯的博士服）。
迪克一直對教育感興趣，在讀博士之前當過三年高中數學老師。在他畢業那個年代，他還沒聽說有教育經濟學這個方向；他先後去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和耶魯的經濟系，最終在哈佛教育學院找到歸屬感，一待就是三十年，直到 2014 年退休。選我所選，無怨無悔，迪克又給我上了一課。選擇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在常春藤大學裡很難拿到終身教職，但迪克不光留在哈佛，還著書立說，深受師生愛戴。
美國的博士一讀若干年，我們剛進學院都是新面孔，叫自己“D1”；第二年覺得地盤混熟了，叫“D2”；第三年各種忙忙碌碌，叫“D3”。再往後每個人的路徑與進度發生分化。哈佛教育學院博士平均畢業時間 5 年半，讀到 8年、10 年的也大有人在，一般超過了三年都含蓄地統稱為“D3+”。
時間之所以這麼長，原因之一就是開頭兩年還得系統地學習課程，像我的專業方向是教育政策量化分析，課程為經濟學、統計學以及政策分析，各佔 1/3。其中，經濟學基本都是跟著哈佛與麻省理工學院（以下簡稱 MIT）的經濟系研究生一起上課。在制定選課計劃時，因為迪克自己畢業年代久遠，他還專門請來了哈佛經濟系新近畢業的布瑞吉特教授，兩人一起坐下來給我出謀劃策。
我當時不過是初來乍到的一年級博士生，尚未選定迪克做導師，就能有教育學院最牛的兩位經濟學家來討論我該不該補習微積分，該選誰的勞動經濟學。重視博士生的課程設置，把最精華的部分代代相傳，不受院系甚至學校“圍牆”的侷限，這是美國博士培養的特點之一，這在哈佛校園裡、在迪克身上更體現得淋漓盡致。
我至今還記得他讓我去 MIT聽伊斯特教授的發展經濟學，儘管迪克擔心她的法國口音對我這個國際學生來說有點挑戰。後來伊斯特簡直成了我的偶像，讀她早年寫的印尼學校建設的論文，第一次讓我讚歎原來學術論文能用“優美”兩個字來形容。
想起來還要感謝迪克幫我打開這扇“門”，可以領略學術之美，可以看到一個出色的學者不會受到英語非母語的阻礙，他/她的思想用哪種語言表達出來都是閃閃發光的。
寫到這你也許留意到了，不管是出書，還是指導博士生，迪克都喜歡與人合作，強強聯手。這也是我從哈佛學到的一大要訣，不要單打獨鬥，合作既能提高產出，又充滿樂趣。
我在哈佛教育學院上的第一門統計課，所有的作業都跟其他兩位同學一起完成並聯合署名提交。記得當時每次上課我們三個都乖乖地坐在第一排，課後一起在機房寫作業，有人編程強一些，有人注重細節，有人喜歡編輯文字。課程結束之後，我們的友誼一直延續到畢業，一起聚會，互相給論文或項目提建議。
教這門課的約翰教授是迪克的“親密戰友”，合作了三十年，一起上課，一起寫書，一起帶學生，2014年還一起退休。約翰年輕時玩搖滾樂隊，在香港當了多年的中學老師（如果我的論文寫得不錯，他會用粵語祝賀我“恭喜發財”），辦公室電腦不工作的時候就聯網幫助NASA尋找外星人。他也是哈佛教育學院的一個傳奇，事蹟可以單獨成篇了。
迪克和約翰，一個深挖各種假設的前提，一個琢磨數據背後的謎題，在攜手研究的過程中不斷有驚喜（在他們的合著《方法很重要：改進教育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因果推斷》（ Method Matters：Improving Causal Inference i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裡，他們把這種時刻叫作 Eureka，源於阿基米德洗澡時發現浮力原理，狂喜地奔到大街上喊“我發現了”）。在他們聯合指導學生的時候，那個學生可就“悲催”了。
記得我拿著完成的論文去找二位簽字時，正好趕上他們指導另一個學生，該君臉色蒼白，桌上打印出來的論文全是紅色的修改痕跡，簡直說話都要哆嗦。我看著他，就想起自己在改論文期間也是這麼狼狽吧。頂得住迪克和約翰的連番“拷問”與反覆修改，讓我無論從心理抗壓力還是不厭其煩的改進都做好了準備，在畢業後接手的每一份工作都能用上。
迪克與約翰是哈佛教育學院量化分析方向最“嚴”的老師，我每次拿到他們修改過的論文都想放聲大哭，但是身邊的同學鼓勵我說，他們對每一個學生都如此嚴格，我該把這些修改的紅字看成他們對我的愛。他們傾注心血教學生如何思考，如何寫論文。這一篇篇滿是紅色修改痕跡的論文是他們寫給學生的一封封“情書”。
記得我因為語言不如美國學生那麼地道而發愁，迪克就為我打氣，說他自己 60 歲開始學西班牙語，知道用一門外語來表達複雜的思想多有挑戰性。
記得迪克喜歡看打印出來的紙版論文，在旁邊加批註，但是他字寫得潦草，所以有時還挨字挨句地幫我讀出來。
記得給迪克當助教的時候，每次批改作業前，他會組織我們幾個助教先練習打分，再通過熱火朝天的辯論來說服彼此，最後統一給分標準。
記得迪克跟我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他會先問我的長遠計劃或其他顧慮，然後語重心長地說：“我這麼建議都是為了你好（It is at your best interest I would suggest...）。”這句話往往能起到神奇的效果，讓我雖然有點失望，但能心平氣和地聽他提出不同的想法。現在我在工作當中也常常用上這招，尤其是給別人指出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一定要真誠，要平心靜氣，不要忘記自己的出發點是來幫忙的，是為了讓別人越做越好。
回憶起從迪克身上學到的點點滴滴，我還可以繼續寫下去，比如他對教學的滿腔熱忱。每年選修“教育經濟學”的學生差不多 200 人，他幾乎都能叫出名字，難怪不止一次學生們把院裡的教學大獎投給了他。為了慶祝迪克和約翰在2014 年退休，院裡還專門舉辦了一場慶祝活動，他們指導的學生也從天南海北寫來了感謝的話。我記得自己寫的是：
“謝謝你，迪克。你讓哈佛教育學院像我千里之外的家。我記得在修改論文期間跟你每週一對一的討論。你總是拷問我的假設，指引我找到研究線索，有時候還會幫我讀出你手寫的評語。這些時光幫我從一名青澀的學生變成一個獨立的研究者。現在我也花時間指導研究團隊裡的年輕人，這是一件充滿樂趣的事情。我聽見自己重複你當年說過的話‘請提醒我，你想在 5 年後、10 年後實現什麼目標’，我看見他們臉上露出我當年有過的那些掙扎、那些困惑的表情。希望他們每一個人都能堅持在這段富有挑戰的旅途上走下去，成為一名好奇、勇敢、執著的研究者，去探索教育領域還未曾有人涉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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