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十年，朝廷施新政，行新法以圖自強，其情殷，其望誠，無可厚非。帝國大改革，必賴充裕之財力，方可行自強方略。20世紀初，大清帝國風雨飄搖，財力日絀，鉅額賠款難以償付，新政所需龐大經費又將從何出？
庚子賠款後，清廷每歲財政收入約為1.0492億兩。當時關稅收入估計在2800萬兩至2900萬兩，約佔全年財政收入的30%；常關稅約500萬兩，佔全年財政收入的5%；鹽稅為1300一1400萬兩左右，約佔全年財政收入的15%。
庚子賠款就是以關稅、常關稅、鹽稅這三項稅收為擔保的，如此一來清廷財政收入的半數以上都歸之列強了，財源即有枯竭之憂。庚子賠款後，清政府財政支出加大，約為1.3492億兩，入不敷出之數，至少在3000萬兩以上，隨之清廷財政也就陷入總崩潰的境地。
庚子賠款數額
財政已瀕崩盤之境，新政所需財用又鉅。新政中重要一項就是軍事改革，朝廷原計劃在全國設立新軍36鎮，因為編練新軍開支浩大，政府財力難以承擔，只能在天津小站先設立6鎮，單是北洋6鎮一年的軍餉就達900多萬兩。“
如果根據36鎮的編練計劃估算，每年需要花費5400萬兩以上，編練計劃只能大打折扣。”軍事體制改革的推進，使得朝廷每年的軍費開支驟增。在新政進行的10年間，朝廷軍費支出淨增長200%以上，由1901年的4000多萬兩，到1911年增至1，37億兩，佔當年政府財政收入的45%。
新政舉辦中的其他各項措施也無不需要投入巨資，隨著新政的不斷推行，朝廷各項開支也不斷增加。以宣統三年(1911)為例，當年陸軍費用為12684萬餘兩，其中新軍 (總計練成20鎮)軍費8000餘萬兩。海軍水師軍費1050餘萬兩。新、舊軍隊的軍費總計達到1.37億兩，較之甲午戰爭前每年約4000萬兩軍費相比，朝廷該項支出淨增加了的2倍多。
另外，學部費用和各省教育經費338萬兩，民政部費用(包括各省民政、禁菸公所、典禮經費)502萬兩。其他新政舉措，如派員出國考察、戶口調查、工商調查、設立警察、自治公所等等，“無事不需款，新法新器日多，非鉅款不能集事”。如此，清廷用於新政的費用不得不逐年增加。
清末新軍
面對日益嚴峻的財政危機，朝廷已是無策，只得委諸疆吏任意拓展財源，嚴旨各地方政府“就地設法”，無論何種方法，“苟能蒐羅鉅款，無不立見施行”，在“以地方之款辦地方之事”的名義下，各地先後掀起了一輪向民間增捐加稅的浪潮。
政府誅求無度，新政之於百姓僅僅是愈來愈重的捐稅負擔。
清末各省乃至各州縣都紛紛以新政為由，濫加捐稅，各種巧立名目的捐項也由此洶湧而出。從1901年起各地陸續增添了許多新稅目，如稅、肉稅、糖稅、酒稅、房稅、煤稅等，連農村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商品也統統被加徵各種雜捐 “一雞一鴨，一魚一蝦，凡肩挑揹負和尋常飲食之物，莫不有捐”，且“各種苛捐雜稅，省省不同府府不同，縣縣不同，名目不下數十種之多”。
在四川未辦新政之前，普通民眾僅有正供雜辦而已，舉辦新政以後，雜捐紛紛湧現。經常有方官借辦新政為名，“乘便弄權，苛細雜捐，任意抽收，並不察官核辦”。總之，“新政愈多，靡費愈重;籌款愈繁，民生愈蹙”。各級吏和地方士紳通過放大農民負擔獲得了極大的好處，他們廁身新政，借官持勢，假公濟私，只侵吞，不知民生，只知掠民，不知恤貧。
苛捐雜稅氾濫的結果是民生凋敝，市場蕭條，民眾視政如虎，他們直觀地感覺到，“以前不辦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辦自治巡警學堂，無一不在百姓身上設法”。清季四川邛州一位士人作詩日:“新政紛紛次第興，國民擔任力難勝，諮來議去皆籌款，但見捐輸日日增。可見民間已經普遍將新政認同為苛捐雜稅的代名詞了。
惲毓鼎日記
揆諸清季京官惲毓鼎的《惲毓鼎澄齋日記》記載，可以發現很多惲氏對於新政期間政府對民生問題操控不當，對民間需索過度的批評。光緒卅年（1904年）三月十二日，惲毓鼎在日記中寫道：“與士丈痛恨大吏誅求無藝，為國家失民心，恐有土崩瓦解之禍。各省大吏籌款皆以辦新政為名，取之於民，毫無限制。談西學者誤人國如此！張、袁二總督真罪魁也。”
誠如惲氏所言，各省大吏以籌辦新政為名，濫加捐稅，掠民無度。在他的眼中，民生問題操作如此失當，政府將失去民心，甚至有傾覆的危險，惲毓鼎的心態大略可以代表此間大多數士大夫真實的心理。新政推進，各地需用經費劇增，財政入不敷出之窘愈蹙。
據宣統二年（1910年）五月十五日惲毓鼎的日記裡寫道：
又度支部清理各省財政出入比較表，唯山東、河南、奉天、四川稍有贏餘，其餘皆支出超過收入。合計出入相抵，歲缺銀三千萬兩有奇。現象之可畏如此。然此後每年入款益少，而新政競興疊起，其所以耗財者且無窮期，此孰非吾民膏血乎？不悉驅而納諸溝壑、迫為盜賊不止也。嗚呼！
增捐加稅不僅使生民生活日蹙，亦使基層官員處於苦不堪言的尷尬境地之中，有些不忍誅求，所謂不達時變的循吏甚至自戕以避禍。據惲毓鼎光緒卅一年（1906年）六月初三日日記記載：
閱邸抄，陝西候補道潘振聲丈（民表）服毒自盡。折中謂其貧病交迫。聞友人言，則以新政滋擾而無實濟，憤激捐生業。潘丈樂善好施，重氣誼，為今之古人。唯迂拘不達時變雲。又同裡潘蕉生（家懌）為貴州都勻府知府，因辦新政籌捐操之稍急，致激民變，蕉生恐乾重戾，亦服毒自盡。
新政進行過程中，很多舉措引發了不同程度的民生危機，與惲毓鼎同樣有民生焦慮的京都士人也大有人在，據當時在京畿警察部門任職的許寶蘅所言：“近來辦事外觀似較舊時衙門為振作，而無條理，無法度，任意為之，其弊尤大也。”
清末警察
論及清末憲政運動，大多數論者都關注其政治、文化意義，很少有人考慮到憲政改革所需要的經濟成本，所產生的民生問題。作為局中人的惲毓鼎，他的觀察和體會或許為治史者提供一個思維的向度。據惲氏在宣統二年（1910年）七月二十一日的日記所言：
皖臬吳佩蔥同年來拜，談及外省財政，至宣統四年，將無一錢可措，而憲政經費之加增且數倍，即如審判廳成立，今年每省需銀十七萬，至四年份，須城鄉普立，即需款七百萬。金非天雨，不知何以應之。嗚呼！立憲美名也，吾國乃援以為營私牟利之美事。立憲，立憲，將亡三百年之宗社矣。
惲毓鼎並非憲政運動的反對者，據其宣統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記所言：
車中撰速開國會疏，構定大意， 燈下縱筆成之。共分三段，皆辨正反對黨之言。當士民之初次陳請也（在光緒三十四年），餘頗病其驟。今年覺內治之凌雜腐敗，外患之迫近鴟張，實有儳焉不能終日之勢，更不能待九年。
清末立憲運動
在惲氏眼中，其實並非立憲本身將亡宗社，而是立憲所產生的財政窘迫足以傾覆社稷。隨著財政危機的加劇，惲毓鼎的亡國末世意識愈加濃烈，據其宣統二年（1910年）九月初七日的日記記載：“度支部預算宣統三年財用，出入相抵，虧三千餘萬兩，此後追加之數，尚不止此，不知九年籌備之案，將取資於何款？若再貪慕美名，厲行不已，恐未見而國已亡矣。”
他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更是寫道：
入冬滕六已四稅駕矣，來歲豐年可望，而百物騰踴，生計愈困，無論官商士庶，相對輒慼慼寡歡。人心惶惶，如不終日。此種大非好氣象，而朝政之為日本所用者，方冥行盲舞，力求危亡而踐之。外侮環乘，進行甚迫。大難將發於眉睫間矣！
與惲氏一樣，當時有很多人認為：“以前不辦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辦自治、巡警、學堂，無一不在百姓身上設法”民生的蹙窘足以威脅社稷的穩定，惲毓鼎對於民生的嚴重焦慮實乃彼時許多士人的共同情感，“大難將發於眉睫間矣”正是當時士林之中普遍瀰漫著的末世危機感，雖然知道危機遲早要來，大清遲早要完，但是讀書人又能如何呢？即便是體制內的京官，惲毓鼎這樣的清貧之人也無法早做籌劃，跑路也只是屬於少數人的特長。
摘自本人論文《清末變局中的士人焦慮——以《惲毓鼎澄齋日記》為中心》，《東華大學學報》，201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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