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沒出現過的照片他竟說見過
是誰篡改了他的記憶？
精神病患者的陳述
真的就一點也不可信嗎？
……
究竟誰在說謊？
《與謊言的每日相遇：
測謊師辦案的52堂實務課》
帶你瞭解檢察一線測謊師的日常工作
看看測謊師是如何辦案的↓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名檢察一線測謊師對自己工作的用心總結，也是對測謊工作和犯罪心理學的知識普及。
測謊技術脫胎於心理學，測謊技術發展的營養汲取於心理學，這也是作者堅持從心理學角度來闡述測謊的根本原因。本書立足於心理學視角，以具體測謊案例為依託，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對測謊的專業思維路徑進行闡釋。在內容方面，本書在著眼於測謊專業知識與操作技巧的同時，也涉及包括記憶修訂、記憶傳染、時間知覺、病理性說謊、認知失調理論等在內的心理學知識在測謊和司法實踐中的體現和應用。本書兼具專業性與可讀性，讓讀者在瞭解測謊、瞭解犯罪心理學的同時也瞭解測謊師這一職業的專業特點與價值所在。
作者簡介
作者張坤，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中國政法大學犯罪心理學碩士。畢業後進入北京檢察機關工作至今，擁有最高人民檢察院授予的心理測試（測謊）專業技術資格，從事測謊鑑定工作，著有《解剖謊言：測謊師辦案手記》。
經典內容賞讀
立足科學：測謊之根本
測謊：準確率的三個保障
謊言有千萬種，識別謊言的方式同樣也有很多。
有的測謊方式，是藉助對言語內容的分析，進而對陳述的真實性進行判斷。
有的測謊方式，是藉助對身體動作、面部表情等的觀察，進而對謊言的破綻進行抓取。
而司法領域中的測謊，則主要是針對生理指標的變化情況進行精確分析，從而對被測人陳述的可信度進行量化評估。
司法領域中藉助生理指標進行的測謊，具有非常高的準確率。那麼，它的高準確率到底從何而來？
一個成功的心理學實驗，離不開自變量和因變量的正確選取，離不開實驗程序的周全設計，也離不開對實驗數據的精確分析。
測謊本質上是一個設計精巧的心理學實驗。一次成功的測謊，離不開測謊指標的科學選取，離不開測謊範式的嚴謹設計，也離不開對測謊數據的精確分析。
下面，我們就從這三個方面來分別說明，司法領域中的測謊為何具有高準確率。
第一，司法領域中的測謊，所選取的測謊指標具有充分的科學性。
首先，司法領域中的測謊所選取的生理指標，能夠及時、準確地反映個體生理心理狀態的細微變化，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測謊中的“指標無效性”問題。
測謊中的“指標無效性”問題，具體是指，儘管測謊師對於被測人的某一特定指標進行了準確的識別和測量，但該指標並不是能夠準確反映個體生理心理狀態變化的有效指標。因此，基於該指標所獲取的測謊數據和最終得出的測謊結論，自然也是錯誤的。
舉個例子，你選擇了“身高”作為評估被測人陳述可信度的測謊指標，但由於個體的“身高”並不能夠準確地反映其陳述的可信度，因此儘管你準確獲取了被測人的身高指標，但依然會得出錯誤的測謊結論。
其次，司法領域中的測謊所選取的生理指標，大多是不受被測人意識控制的生理指標，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測謊中的“被測人偽裝”問題。
測謊中的“被測人偽裝”問題，具體是指，如果被測人能夠通過有意識的偽裝，輕易地對將要採集的具體測謊指標施加控制，並實質性地影響到該測謊指標的準確性，那麼這一測謊指標的可靠性將大打折扣。
舉個例子，你選擇了“手勢增多”作為評估被測人陳述可信度的測謊指標。但是，對於被測人來說，“手勢增多”是一個容易進行控制的指標，被測人完全可以在接受測謊的過程中有意識地減少手勢動作，從而造成測謊指標的失真。
最後，司法領域中的測謊所選取的生理指標，對於不同的被測人而言，變化規律存在一致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測謊中的“個體間差異”問題。
測謊中的“個體間差異”問題，具體是指，如果測謊師選取的測謊指標，其變化規律在不同的被測人之間存在顯著的不同，那麼在將該測謊指標用於評估某一特定個體的陳述可信度時，將極有可能出現偏差。
舉個例子，你選擇了“語速加快”作為評估被測人陳述可信度的測量指標。對於有的被測人來說，說謊時會出現“語速加快”的變化。但是，對於一些被測人來說，在陳述一些特定類型的謊言時，會出現“語速放慢”的變化。因此，如果將該測謊指標應用於一些特定的被測人，可能會導致測謊結論出現偏差。
第二，司法領域中的測謊，必須遵循嚴格的測謊範式。
對於測謊來說，僅僅選取合適的測謊指標是遠遠不夠的。如果整個測謊過程完全是基於測謊師天馬行空的隨性發揮，而非嚴格遵循規範的測謊範式，那麼測謊的準確性必然會受到損害。這是因為，測謊本質上是一個心理學實驗，如果測謊師不嚴格遵循規範的測謊範式，那麼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許多實驗誤差的出現。
司法領域中的測謊，必須嚴格遵循規範的測謊範式來進行。問題的設計與編排、情緒的誘發與引導、發問的邏輯與順序、數據的整理與分析，都以嚴格的測謊範式為基礎，從而實現對各類測謊誤差的有效控制和消除。
第三，司法領域中的測謊，對於測謊數據有著專門的量化評估方式。
有了科學的測謊指標和規範的測謊範式還不夠，測謊還需要有一套針對測謊數據的量化評估方式，才能確保測謊結論的準確性。
對測謊數據進行精確的量化評估，一方面固然是為了保障測謊結論的精確度，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為了保障測謊結論的客觀性。
誠然，無論以何種形式進行測謊，都必須藉助於測謊師的主觀經驗。但如果做出結論的過程完全依賴於測謊師的主觀經驗，那將會對測謊結論的準確性產生十分不利的影響，甚至可能會將測謊拖入“偽科學”的泥潭。
司法領域中的測謊，對於測謊數據有著一整套標準的量化評估方式，這就在保證了測謊結論客觀性的同時，允許測謊師充分發揮主觀經驗，共同保證了測謊結論的高準確率。
行文至此，相信讀者對於司法領域中的測謊為何有非常高的準確率，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首先，科學地選取測謊指標，有效避免了“指標無效性”“被測人偽裝”“個體間差異”問題；其次，嚴格地遵循測謊範式，有效控制和消除了測謊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實驗誤差；最後，對測謊數據進行精細的量化評估，一方面保證了測謊結論的高精確度，另一方面也確保了測謊結論的客觀性。
實用性：測謊的生命力
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測謊的應用範圍日益廣泛，與案件辦理的結合度更加緊密，所解決問題的層次也在不斷加深。
作為一門有著一百多年發展歷史的心理學技術，測謊之所以能夠在司法實踐中大展身手，一方面是因為我在前文中所提到的“準確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其“實用性”。
那麼，對於社會大眾而言相對陌生的“測謊”，在司法實踐中究竟起著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作用一：甄別口供真假。
在司法實踐中，有時多名案件當事人的陳述之間會出現明顯的差異和矛盾。此時，為了幫助甄別口供的真實性，案件承辦人會委託測謊師對多名案件當事人分別進行測謊。
需要強調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遇到的大多是雙方各執一詞的情形，即“二人二說法”情形。但在司法領域的測謊實踐中，測謊師常常會遇到“三人三說法”“四人四說法”，甚至是“五人五說法”的情形。比如，在我參與辦理的一起測謊案件中，三名嫌疑人與兩名證人對於案件中某一關鍵情節的說法都不相同，就是一種典型的“五人五說法”的情形。
毫無疑問，在這種“多人多說法”的情形下，測謊的難度是成倍增加的。
作用二：保護無辜者，鎖定作案人。
在司法實踐中，有時會出現犯罪嫌疑人“零口供”的情況。出現“零口供”，究竟是因為犯罪嫌疑人負隅頑抗、拒不供認，還是因為其確實並非真正的作案人，因而無法進行有罪供述？
為了及時排除無辜者的嫌疑，準確鎖定真正的作案人，案件承辦人會委託測謊師對嫌疑人進行測謊。
在這種情況下，測謊師會藉助一些特殊的測謊範式（如犯罪隱蔽情節測試範式），對被測人是否存在相應的犯罪心理痕跡進行精細測查，從而及時地保護無辜者，準確地認定作案人。
作用三：深度挖掘線索。
司法實踐中，案件承辦人委託測謊師對案件當事人進行測謊，有時是希望藉助測謊來對一些重要線索進行深度挖掘。
比如，在司法領域的測謊實踐中，兇器的去向（“傷人的鐵鍬被藏在哪裡了”）、同案犯的人數（“有幾個人參與了這起案件”）、贓款的數額（“從中拿了多少好處”）等，都是較為常見的案件承辦人希望藉助測謊來進行深挖的線索。
在這種情況下，測謊師會藉助一些搜索類的特定測謊範式，對案件中的重要線索進行深度挖掘，從而為案件承辦人明確下一步的辦案方向提供幫助和參考。
以上列舉的，只是測謊在司法實踐中的三個重要作用。事實上，測謊所發揮的作用遠不止於此。一方面，如果只有“實用性”而無“準確性”，那麼測謊的結果將可能對事實產生誤判，從而對還原事實產生不利影響；但另一方面，如果只有“準確性”而無“實用性”，可能會導致測謊在司法實踐中失去生命力，最終被束之高閣，無人問津。
對於測謊來說，“準確性”與“實用性”，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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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正義網
編輯：劉 茜
監製：王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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