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有這樣一句話：“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沒有活過一樣。”他用這句話來形容寫作之於他的意義，他在寫作中遨遊，在書寫的過程中體驗無數次人生。
寫作正是作家探討外界和自身的過程。自古以來，這個理念被眾多文學大家所持有。王鹹也正是將寫作作為內化過程的代表作家之一。
王鹹，1970年生於山東莘縣，現居上海，《收穫》文學雜誌社資深編輯。寫作二十餘年，厚積薄發，精選七篇小說，合編為小說集《去海拉爾》於2017年底出版。
《萌芽》雜誌曾經邀請王鹹作訪談，詢問他在不發表作品的空白時期在做些什麼，王鹹回答，他在以編輯的視角觀察，觀察作家、觀察生活、觀察文學。正是這樣積年累月的觀察，才造就了王鹹與眾不同的文章風格和寫作視角。
曾獲2015年茅盾文學獎的格非這樣評價王鹹的小說：“王鹹的小說對中國當代敘事有兩個重要的貢獻，其一是謙卑而冷靜地面對自己真實的日常生活，其二是在儘可能去除掉多餘的戲劇性的同時，在暗中增加它的密度和強度。”
正如格非所言，王鹹的文字冷靜而謙卑，同時又有密度和故事強度，與中國當代的流行暢銷作品不同，王鹹的作品有著極大的能量，被人稱為“被雨洗過的世界”。
故事旁觀：七個被雨淋過的世界
《去海拉爾》收錄了七部短篇小說，從雲南來到上海追逐夢想的文學青年，最終卻寄人籬下；因為兒子智力障礙，而不得不依靠算命婆婆的父親；表面平平無奇卻歷經幾次生死劫難的文字編輯……
在王鹹的筆下，生活是平庸無奇的，而生命之所以多變，是因為無論身處何處，無論何時何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王鹹以他細膩卻有力的文筆，向我們拉開了一扇都市生活的大門，在這扇大門背後，生活如一場傾盆大雨，大雨之中，悲歡離合，盡在傘下。
王鹹在採訪中曾經說，自己之所以在四十歲才發表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是因為在自己作為編輯的二十年之中，一直在以旁觀者的角度觀察。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王鹹的大多數小說中，他以旁觀者的角度來敘述故事。
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王鹹如都市中特立獨行的行者，以沉默而客觀的角度觀察世事，他曾在《盲道》這篇小說中這樣描述主人公文學青年小安：“況且他是個寫小說的，而不是詩人，對生活的厭惡也好熱愛也好，大概不會很極端。”他以平淡卻戲謔的語氣，描繪出一個理想主義者在現實之中四處碰壁的悽慘情態。
也許是身為文學編輯的理性，也許是來自男性獨有的剋制，王鹹的旁觀視角帶著一種無所畏懼的勇士的既視感。王鹹書寫被書本知識糊弄的文學青年、書寫受過高等教育卻只能求助於神婆的無助父親、書寫隱退養豬的過期詩人……他把自己對於人生和世界的觀察，對於現實和理想的思考全都放在這些人身上。
王鹹曾經告訴人們，要有“向內生長”的寫作力量。而何謂“向內生長”？以我之見，向內生長，是指永遠保持觀察世界、對內思考的能量和能力，唯有如此，寫作才是有厚度的，才是深沉的。書寫絕非人人可為的事情，而是一門藝術，唯有不斷觀察和思考，才能創作出真正的文學作品。作為《收穫》雜誌的資深編輯，王鹹深諳此道。
正如《盲道》這篇小說的結尾，“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王鹹以旁觀視角，將七個被大雨淋過的冷靜卻真實的世界展現在我們面前。
文學旁觀：幾場由外及裡的思考
《去海拉爾》是一部關於寫作狀態的虛構紀實作品。有人曾經讚美王鹹，說他在現在這個美好荒蕪的時代裡面，仍然在追求著文學的詩意和文學價值。然而《去海拉爾》這部作品追求的並不只是詩意和美，它有著更為深沉的寫作動機。
王鹹意在書寫自己從文幾十年的寫作心路歷程。王鹹借自己筆下人物，將自己對於寫作的觀察和思考若隱若現地展示在這部《去海拉爾》之中。
在短篇小說《去海拉爾》中，王鹹書寫了一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詩人李朝，追求先鋒文學，追求文學上的更高成就，然而卻被現實擊垮，八十年代的他被安上“流氓罪”的罪名，而二十世紀的他被生活壓迫，從“詩人”這一職業退休回家養豬。正如大多文人感嘆的，在當今這個時代，詩歌已死，文學已死，現存的詩人大都沒有上個世紀的詩人鍾靈毓秀。詩人退隱養豬，文學已經被拉下神壇，這正是王鹹所感嘆的。
然而正如他在《盲道》中形容主人公小安的話：“況且他是個寫小說的，而不是詩人，對生活的厭惡也好熱愛也好，大概不會很極端。”
王鹹是個寫小說的，而並非詩人，因此對於生活的厭惡也好熱愛也好，並不太極端。他對生活中的苦難和陷入泥淖的藝術雖然抱有感懷，但並不尖銳，他不誇大自己的情緒，但也並不迴避事實。他在短篇《去海拉爾》之中曾經寫過這麼一段話：
有一天，他定定地看了我一會兒說：“其實你可以寫點東西的。”
我以為我的哪一個看法讓他覺得很可貴呢。
他說：“隨便寫點東西，都會有人讀的。”
我說，“然後呢？”
他說：“然後，你就不用這麼孤憤了。”
王鹹的筆鋒戲謔，文學已經淪落，隨便寫點東西，都會有人讀的。但是從陽春白雪到下里巴人的轉變未必是壞事，隨便寫點東西，都會有人讀，創作者與讀者在現如今的交流已經是一件方便到不費吹灰之力的事情，而創作本身就是一個雙向的、互相交流的過程，因此“他”勸“我”，如果寫點東西，就不用這麼悲憤了。
在王鹹看來，寫作是一件感性的事情，可以隨便就去做，書寫者可以和讀者交流，當然也可以和自己交流，不去發表作品只關心自己。小說家即是海子詩中“秋天深了，王在寫詩”中的“王”，小說家就是自己世界的造物主，所以“他”勸“我”書寫，然後就可以不用那麼孤憤。
王鹹的書寫是一場由外及裡的思考，王鹹在作家和編輯的身份之間徘徊，旁觀文學也書寫文學，為我們帶來一場精妙絕倫的藝術體驗。
生命旁觀：一種向內生長的力量
海拉爾，隸屬於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去海拉爾》這個名字，一聽就屬於北方，屬於草原屬於蕭瑟肅穆的雨，然而書中所寫的七個故事，卻全部發生在上海，發生在煙雨濛濛的蘇州河畔。這本身就是一種理想與現實的對比，煙雨霧蒙的上海卻是殘酷的現實，高遠清冷的北方草原則是理想鄉與烏托邦。
在《回鄉記》中，主人公帶著妻子和智力缺陷的兒子一路向北回到老家，從現實的泥淖之中掙脫而出，卻要面對生活的種種微妙的不適。
在這篇短篇小說中，王鹹在開篇即寫主人公回鄉的場景，妻子阿米說：“白楊樹、麥田，麥田、白楊樹。真單調，看到一棵其他的樹都很稀罕。”單調往往意味著淺薄和枯燥無味，而這種無味甚至苦味，預示著主人公即將遇到的窘迫。這也是王鹹對自己寫作狀態的一種表達。
王鹹之所以寫作，不止是單純地因為想要抒發自己的表達慾望或者熱愛文學，他的寫作是為了探尋。
小說集的最後一部作品是《去買一瓶消毒水》，主角杜原身上正有著王鹹的影子，同樣是文學系出身，同樣是文學畢業生。
杜原喜歡讀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卻在探討哲學的過程中發現文學的問題，“作家是靠不住的，這甚至影響了他對整個文學的態度——文學可不太嚴肅，作家就像兒童，經常異想天開，但卻不負責任。”
而哲學卻是負責的，它負責把人、物、事，安排在一個確定的位置上面，有無數邏輯和理論可以用於推斷這個確定的位置。但是杜原卻在自己的生活歷程中發現，也許生活也如同小說，並不完全符合邏輯。
文學、哲學、生活，這三者矛盾對立又相互依存的關係讓杜原困惑不已。
這也正是王鹹所思考的。王鹹的思考，正如呼倫貝爾的大草原，有一種高原地帶獨有的冷靜和剋制，但他並不求將這千萬人都未能求解的問題在一篇短短的小說中做出回答，而是與自己和解。
中國的文人，往往或多或少都要受到一點儒家或者道家的影響，王鹹處於兩者之間，他的思想或多或少有一點道家“無為”的影子，但他卻不追求避世，而是積極入世。
“他對學術的腐敗和網絡帶來的寫作迷狂痛惜之深，使他對寫作有一種固本扶正的要求。”王鹹始終認為寫作有一種神聖性，這也是他數十年只發表七篇短篇的原因之一。
王鹹的寫作歷程，是一種對自我的考察，他的寫作是一種對內思考的力量。
《去海拉爾》這部小說的封底印著《回鄉記》中的一段話：
阿米問我：“我總是忍不住想，我們會不會失去所有朋友。”
“不會的，”我說，“忍住就不會。”
王鹹對於寫作和人生的觀點好像也正是如此，他隱忍又剋制，理智又清醒，作為《收穫》雜誌的資深編輯，他保持著文人的自省自覺，在詩意淺薄的年代，仍然固執地用自己的文字來尋找自我、尋找詩意。
閱讀更多 不雨瀟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