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丨動脈網
2020年，互聯網醫療在疫情防控中作用積極，再次成為行業關注焦點。動脈網此前已經推出了《互聯網醫院政策報告》分析行業政策趨勢。不過，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各地推動進度與力度不盡相同。
那麼，目前互聯網醫院建設實際有哪些特點？我們以2018年9月國家衛健委出臺《互聯網醫院管理辦法（試行）》為時間起點，從多個公開渠道蒐集到目前497家互聯網醫院的資料（數據截至4月30日）。
通過這些互聯網醫院的成立時間、地域分佈、申辦主體、醫保接通情況等維度分析，我們試圖更準確地觀察行業動向。為了確保分析結果的合理性，我們嚴格把握了資料來源的權威性，蒐集標準主要如下：
互聯網醫院名單：優先使用衛生健康部門公示的名單、其次是醫院官網官微信息和主流媒體公開報道；互聯網醫院公司若無法證實已獲得互聯網醫院資質的，不計入名單；
互聯網醫院成立時間：優先使用各級衛生健康部門披露的審批時間，其次是主流媒體、醫院官網官微披露的獲批時間或上線時間；
申辦主體基本信息：以各級衛生健康部門、醫院官網官微、企業官網官微公開內容為準；
醫保接通情況：以各級衛生健康部門或醫保局、主流媒體公開報道、醫院官網官微為準。
互聯網醫院根據申辦主體的不同，分為實體醫院主導型和企業主導型。497家互聯網醫院中，有415家是實體醫院主導，佔83.5%。
醫生是互聯網醫院最核心的資源，實體醫院天然具備這項優勢，企業卻需要長時間沉澱，或在短期內付出巨大成本才能積累起一定數量的醫生。
在互聯網醫院發展早期，探索這一形態的實體醫院並不多。隨著互聯網醫院運行模式的完善，政策加以肯定、推動並進行規範，實體醫院越來越多開始建設互聯網醫院，直至目前佔比遠遠超過企業主導型互聯網醫院。
同時，互聯網醫院剛剛經歷了新一輪的建設高峰。
2018年9月國家衛健委《互聯網醫院管理辦法（試行）》出臺之後，互聯網醫院正式進入審批、監管等規範化發展的階段，新政出臺當年審批的互聯網醫院並不多。因此，我們以2019年為起點，在下圖中梳理出了每個月互聯網醫院的成立情況（以獲得執業許可的時間或上線時間為準，二者都不明確的未展示在圖中）。
可以看出，成立數量整體呈上升趨勢，2019年4月迎來第一個高峰，在8月國家醫保局《關於完善“互聯網+”醫療服務價格和醫保支付政策的指導意見》出臺後，12月又迎來第二個高峰。
到2020年，2月建立的互聯網醫院最多，達到65家。這或許也是互聯網醫院誕生以來，單月建設數量最多的階段。
2月正值新冠肺炎疫情的高峰期，疫情防控的迫切需要推動了互聯網醫院建設。疫情期間，原有互聯網醫院紛紛開通線上發熱門診、慢病複診、肺炎諮詢，此外還不斷有互聯網醫院緊急獲批和上線。
據媒體報道，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的互聯網醫院“武大雲醫”申辦僅耗時一天，也成為了湖北省首個獲得線上診療資質的互聯網醫院。武漢大學人民醫院院長王高華介紹，2月3日向省衛健委提出申請，第二天就批覆同意了。
這樣的速度並不只發生在疫情最嚴重的武漢。在天津，2月5日，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互聯網醫院向天津市衛健委申請增加呼吸內科。當天下午16：14工作人員正式受理後，迅速進行審核、審批，於16：25將此事項辦結，耗時僅11分鐘。
隨著疫情平穩，2020年3月開始，互聯網醫院增長速度放緩，4月回落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疫情期間，互聯網醫院滿足了大量慢病患者的用藥需求，提供在線複診、開方、藥品配送服務，部分還可醫保報銷。然而，互聯網醫院不能只靠疫情防控來推動，儘管行業在此期間進行了很好的用戶教育、習慣培養，但疫情之後，在線問診對患者的吸引力是否能維持，充滿不確定性。
所以，互聯網醫院的服務模式亟待升級，需重構醫療健康服務流程，而非簡單複製線下流程。
從目前互聯網醫院類型來看，綜合醫院和中醫院佔主流，專科醫院類型多樣。綜合醫院科室齊全，能滿足患者多種就診需求。中醫院雖然在線上無法把脈，同樣可以開出在線處方。
4月10日，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院在互聯網醫院開出中醫處方。一名強直性脊柱炎患者此前一直在龍華醫院風溼免疫科治療，通過長期穩定的治療，病情已明顯緩解。該患者通過互聯網醫院視頻就診後，醫生為他開出了中草藥處方，物流公司可將中醫藥飲片配送到患者家中。
婦幼保健院、兒童醫院和婦產醫院也是佔比較高的醫院類型。孕產婦、兒童原本就是就診需求較高、就醫又不方便的人群。重慶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疫情期間在2月3日上線互聯網醫院，2月份累計問診量1.2萬餘人次，累計在線處方量397張，其中54%為異地患兒，藥品配送至四川、貴州、雲南及市內多地，極大方便了患者就醫。
其他的專科醫院中，以慢病或口腔、眼科這類消費需求較強的專科為主，這些醫院能夠滿足患者醫療、健康管理、消費等的多層次需求。
由於全國各地醫療資源、醫療水平、醫療信息化水平不盡相同，各地建設互聯網醫院的情況也有較大差別。
從上圖可看出，現階段互聯網醫院主要分佈在東部、南部沿海省份，這些區域優質醫療資源集中、醫療信息化程度也較高，有良好的基礎。其中，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等省份還被國家衛健委確定為“互聯網+醫療健康”示範省。
互聯網醫院最多的幾個區域，原本就是進行行業探索較早的地區。目前，山東的互聯網醫院已達到133家。
2019年以來，海南、上海、天津、黑龍江等地加快了互聯網醫院建設的腳步。其中，海南的互聯網醫院以企業主導型為主，目前的24家互聯網醫院中，有22家屬於此類。
陝西也在加緊推動互聯網醫療服務，受疫情防控需求推動，已有多家醫院獲批互聯網診療資質，但互聯網醫院較少。而北京僅已批准幾家實體醫院的互聯網診療服務，暫未批准互聯網醫院。
現階段，互聯網醫院還呈現出逐漸往地級市、縣或縣級市拓展的特點。根據行政區劃，我們梳理出了各類城市擁有的互聯網醫院數量：
從上圖可看出，總共有200多家互聯網醫院位於直轄市和省會城市，200多家在地級市，縣級城市有76家。
截至目前，全國大多數省份都已制定了互聯網醫療的發展目標，河北、湖北、四川等考慮了區域分佈因素，除了省會城市的大型三甲醫院之外，要求各地市、州同步建設互聯網醫院或開展互聯網醫療服務。
互聯網醫院分佈也體現了政策推動之下，覆蓋面逐步下沉的趨勢。尤其是在浙江、廣東、山東、江蘇幾個省份，地級市、縣級城市已經較為廣泛地覆蓋了互聯網醫院。
若從實體醫院和企業這兩個互聯網醫院的申辦主體來分析，會發現哪些規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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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醫院主導，公立三甲最多、民營佔比小
我們先來看實體醫院，其根據出資方、醫院等級又分為不同類型，這也會使互聯網醫院呈現出不同特徵。
目前申辦互聯網醫院的415家實體醫院中，公立375家、民營40家，在實體醫院主導的互聯網醫院中，分別佔90%、10%。與此形成反差的是，根據《2018年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鑑》，全國公立醫院有1.2萬個，民營醫院2.1萬個，民營醫院數量遠超公立醫院。
也就是說，大約有3.1%的公立醫院建設了互聯網醫院，但只有0.2%的民營醫院建設了互聯網醫院。
對公立醫院來說，尤其是大三甲醫院，建互聯網醫院主要是將常見病、慢病患者進行分流，打造線上線下一體化流程，提升患者就醫和醫院管理的整體效率。同時，公立醫院能夠加快投入互聯網醫院建設，與其主管部門的行政管理推動也有一定關係。
而對門診量更低的民營醫院來說，將常見病、慢病患者轉移到線上並不是剛需，他們更多考慮如何提升醫療和服務質量，以此吸引患者。若要建互聯網醫院，也希望達到這樣效果。即民營醫院必須考慮建設運營成本與效益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營利性民營醫院。
上圖是建立互聯網醫院的民營醫院類型，綜合醫院仍然是多數。專科醫院覆蓋了眼科、婦產、口腔等消費屬性強的領域。在各類專科醫院中，互聯網有助於塑造醫院品牌和拉近醫患距離，從而促進醫院經營。
但整體上看，民營的各類專科醫院建設互聯網醫院較少，未來是否能持續通過互聯網擴大獲客渠道還不確定。不過，疫情期間，線下醫療服務量整體下滑，民營醫療機構更是如此，通過拓展線上服務，至少能夠將疫情帶來的影響降到最低。
從實體醫院等級來看，全國的三級醫院中，近13%已建設了互聯網醫院。這其中，已有253家三甲醫院拓展互聯網醫院，佔全國1442家三甲醫院的17.5%。
這些三甲醫院中，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中南大學湘雅系醫院以及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等知名醫院均已上線互聯網醫院。
前文已經提到，從行政區劃的維度看，互聯網醫院正在從直轄市、省會城市向地級市、縣級城市鋪開。從上圖同樣可以看出，二級醫院建設互聯網醫院的比例僅有0.61%。
二級醫院除了分佈在各個市轄區之外，還廣泛分佈在地級市和縣級城市。所以，互聯網醫院的下沉，從醫院等級這個層面看，也是同樣的趨勢。
但是，醫院等級也體現了其服務定位、服務能力，所以，並非每家醫院都有必要或有實力單獨建一家互聯網醫院。
實體醫院建設互聯網醫院，可獨立申請互聯網醫院作為第二名稱，也可以與第三方機構合作申請互聯網醫院作為第二名稱，後者在實體醫院主導的互聯網醫院醫院中，佔了約10%的比例。
合作共建的互聯網醫院，醫院名和企業名都要體現到互聯網醫院的名稱中。通過這種方式，企業既要提供平臺建設支持，還要提供資源、持續參與後續運營。
互聯網醫療企業、醫療信息化企業廣泛參與合作共建互聯網醫院，微醫、納裡健康等均與多家實體醫院共建了互聯網醫院，這種形式可以探索實體醫院的醫生、醫療資源與企業的平臺覆蓋、建設運營能力深度結合，雙方形成優勢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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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建互聯網醫院，意在搭建自身業務閉環
互聯網醫院界定了常見病、慢病的複診，似乎是侷限了問診範圍，但仍有各種類型的企業投身其中。
早期主導互聯網醫院的企業，以互聯網醫療、醫療信息化、醫藥電商企業為主。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個細分領域參與企業越來越多樣化，包括上游的醫藥、醫療器械以及下游的保險企業等。
以上是我們本次統計的企業主導型互聯網醫院中，各類企業的數量。互聯網醫療、醫療信息化、醫藥電商等仍是主力，其他企業類型多樣。
醫療需求並非高頻需求，加上在線問診又嚴格界定了範圍，所以，各種新類型的企業投入成本建設互聯網醫院，並非在線上問診本身這個環節，而是通過合規資質來打通其業務閉環。
例如，在藥品集採政策等對藥品流通格局的影響下，藥企可以開拓新的銷售渠道和服務方式；醫療器械以互聯網醫院為切入點，與線下醫療機構合作，圍繞產品展開相關診療，可迅速推廣產品。而保險企業通過互聯網醫院將業務環節前移，可以更好地對客戶進行健康管理，減少疾病發生，從而降低成本，或者積累醫療數據更合理地設計產品。
醫保支付起步，推進迅速
我國覆蓋全民的基本醫保制度已經建立，根據國家醫保局最新數據，截至2019年底，基本醫保覆蓋面穩定在95%以上。患者到線下就醫，以醫保支付和個人支付為主，而在線上，醫保支付才剛剛起步。
我們本次統計的互聯網醫院中，僅49家接通了醫保支付，26家表示暫未開通，但此事項正在進行或已提上日程。
大部分互聯網醫院沒有公開資料顯示開通或未開通，我們將其列入“不明確”類。不過，這類重要的民生服務在一般情況下，主管部門或醫院都會通過適當渠道公佈，所以，“不明確”這類大概率是暫未接通醫保。
已接通醫保支付的互聯網醫院中，結算方式主要有直接在線結算、醫保平臺結算以及其他支付方式。
直接在線結算即患者通過互聯網醫院複診後，系統自動算出個人支付部分，患者按此支付即可。平安好醫生湖北互聯網醫院、微醫互聯網總醫院武漢專區、福建省級機關醫院等均屬於此類。
醫保平臺支付需要互聯網醫院入駐，例如江蘇南通市第六人民醫院進駐了南通醫保APP，可實現在線複診、醫保支付、藥品配送等服務。
山東省互聯網醫保大健康服務平臺也是類似模式，該平臺從開設互聯網醫院、納入醫保定點，到患者身份驗證、複診確認，再到醫保在線結算，構建了互聯網醫院醫保在線支付結算的完整閉環，是互聯網醫院服務模式的新探索。
此外，在互聯網醫院與醫保信息系統、藥店等對接還不夠成熟的情況下，也有部分地區採用個人支付部分生成二維碼、患者掃碼支付，或者患者先在網上自費支付，之後再到醫院報銷。
疫情防控對互聯網醫院的醫保支付打通有強力推動作用，湖北、上海、江蘇、浙江、天津等地多家互聯網醫院醫保支付火速上線。疫情之後，醫保支付的完善成為大趨勢。
幾個需要突破的問題
我們在蒐集和分析上述互聯網醫院名單的過程中，發現還有一些問題需要突破。
首先，各地對複診的時限要求不一。例如，上海在《上海市互聯網醫院管理辦法》中要求，患者需要提供2個月內的實體醫院就診病歷，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福建省人民醫院均要求提供3個月內的就診資料，重慶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要求5個月內的就診記錄。
大多實體醫院還要求初診記錄需為本醫院的就診記錄，這樣一來，複診的醫療資源與互聯網只是有限範圍內、有限區域內的結合。
初診地、複診時限的標準問題，急需從政策層面加以完善。
其次，實體醫院越來越多地開通了互聯網醫院，但線上運營並非他們的強項，如何在建好後發揮實際價值、不當成自上而下的任務，才是更大的考驗；而如何合理分配這些醫療資源，也需要一盤棋考慮。
前文已經提到，許多知名大三甲醫院已建成互聯網醫院，雖然在政策推動下，互聯網醫院已逐漸在往二級醫院延伸，但患者對三甲醫院的信任會長期存在，既然通過三甲醫院可以在線諮詢複診，何不就選擇三甲醫院呢？也就是說，三甲醫院對患者的虹吸效應可能會更強。這似乎與分級診療的大趨勢是相悖的。
所以，如何提高實體醫院互聯網醫院的運營能力？如何通過服務模式的變革，整合各級醫療資源？這不僅是實體醫院、主管部門面臨的問題，也是值得行業深思的，因為問題存在正意味著市場需求的所在。
再次，大量實體醫院上線了互聯網醫院，會導致平臺型互聯網醫院的醫生大量流失嗎？我們認為，從總體上看，醫生的時間和精力有限，此消彼長的關係有可能會出現。但是，“此”和“彼”一定是對立的嗎？是否可以達成良好的合作和行業生態？這些也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投入了大量精力來蒐集文中資料，一方面，受統計渠道限制，可能存在誤差，但已通過儘量多的權威信源來提高準確度（本文開頭已對信源做了說明）。
另一方面，不少人認為互聯網醫療行業再次迎來風口，但我們無意跟風，也並非鼓動大家都去開互聯網醫院，而是希望通過更加完整的數據和嚴謹的分析，讓行業有更冷靜和理性的思考。
後續，我們還將從其他角度持續關注互聯網醫院進展，進行更立體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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