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以今天的城阳区为中心，涵盖胶州湾以东青岛各区及即墨区东南部
不其县：汉武帝东巡缔造“东方秘境”
遥想公元前93年春夏之交的某日，汉武帝东巡到琅琊郡治所在的琅琊县，从那里乘楼船北上，穿越海上弥漫的仙云雾霭，抵达胶州湾东北部不其（fú jī）城附近的某处海岸：华盖林立，帝王登岸，祭祀的盛典在一处叫作交门宫的宫殿开启，人、神，于此间交遇、礼拜……
这是《汉书·礼乐志》中所载的一首名为《赤蛟》的郊祀歌中描摹的情境，而它正与《汉书·武帝志》和《汉书·郊祀志》中提及的一次武帝东巡的情形相互映照：“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作《交门之歌》。”虽只有寥寥数语，却是汉武帝抵达2000多年前的 “不其”，以今天的城阳区为中心，涵盖胶州湾以东青岛各区及即墨区东南部的明证。
一直苦寻此交门之歌的青岛文史学者巩升起，经过众多比对与旁证，最终确认，名为《赤蛟》的郊祀歌，就是汉武帝为此次不其之行所作的交门之歌；而汉武帝与神交遇的 “不其”一地，绝不仅仅是东巡路上偶然经历的“过客”，而是他一生心向往之、并一手打造的“东方秘境”。
自公元前113年至公元前89年的 24年中，汉武帝曾先后11次东巡，其中9次抵达山东半岛，抵达不其的次数虽不确定，也有数次。有关不其作为地名的最早记载，正在西汉时：汉代把秦时的即墨县分成了三部分，胶东国、不其县和皋虞县，那时实行的是中央以下州、郡、县三级行政体制，不其县属徐州刺史部琅琊郡。琅琊郡治则在琅琊县，它的故城就在今天的西海岸新区琅琊镇。
不其，从汉初兴立县制，便以东方海标的形象矗立海岸，此后绵延历朝历代竟有800年之久。顺便一提，今青岛名胜崂山汉时亦称不其山，而不其山与不其县之名均源于东夷故族 ，隐含着莫测神秘的东夷往事。
然而，真正为不其赋予了“神圣使命”，使之抵达文化巅峰的，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君汉武帝。汉武之时，不其集结着诸多与汉朝知识、思想和信仰相关的“秘迹”，其中最具文化史分量者有三：明堂、太一祠和交门宫。学者巩升起称此三者为“汉代不其文化的三大支柱”。即便今天已难寻其遗踪，它们却把一代帝王与不其永久捆绑定位于青岛这片山海之间。从某种程度上说，汉武帝就是汉代不其文化秘境的缔造者。
《汉书·地理志》有记：“不其，有太一、仙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在不其八百年的沧桑路上，明堂、太一祠和交门宫，绕不过的是汉武帝的东巡海上求仙之路和他探寻海外世界、意图寻觅连接海陆的东方支点的“野心”。
何为太一祠？因武帝时所拜祭的神仙名为太一神，所以祠堂名为太一。恰因汉武祭祀太一神之故，不其历史性地成为道教史前史的肇始之地。
何为明堂？简言之，它是中国古代等级最高的皇家礼制建筑，是帝王祭祀诸神，问政于天的场所。在《史记·孝武本纪》中有关于汉武帝与明堂的初遇故事。那是在公元 前 110年，其东巡在泰山之巅举行了封禅大典后，下山时在泰山东北麓偶然发现了周时的明堂遗址，遍询一干博士大臣，竟无人知其详。幸得济南一方士献上黄帝时的“明堂图”，方知明堂的形制。得图之后，武帝就下旨，在今天的泰安以东的汶水上建造明堂，名为泰山明堂；之后又下诏在不其县建造海上明堂，它们与在长安南郊的第三处汉时明堂基本处于同一纬度，自此武帝的东巡之路似乎都变得温暖而熟悉了，每次东临，他几乎都要置身其中，谛听天意，昭告天下。明堂似乎成为汉武帝东巡的驿站，精神家园，天人交互的秘府。
巩升起推测，两千多年前的明堂、太一祠和交门宫，应当分布于胶州湾西北岸近海地带，他推断：今天的女姑山状若平台的山顶，极有可能就是昔日汉武帝敕建海上明堂的所在。而秘藏于胶州湾深处的红岛，初有荫岛之称，取帝王荫蔽之意，当与交门宫的选址有关，岛屿南端至今矗立的两根海蚀柱，又恰与秦始皇东巡时的碣石宫自然地貌颇为相似。
中国书法艺术瑰宝，经历1500余年的风风雨雨保留至今
天柱山魏碑：孤峰秀峙 隶楷之极
截至目前，青岛全市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处，而仅仅平度大泽山镇就占了3席，分别为天柱山摩崖石刻、东岳石遗址、大泽山石刻及智藏寺墓塔林，更为耀眼的是，“天柱山魏碑”是青岛首个“国字号”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这一有“海鸥云鹤之致”的书镌，受到了近代海内外书家的敬仰与赞誉。
古人云:“齐之山海天下冠，而东莱之间，山水形势雄深伟丽又为齐冠，而大泽之秀又为东莱之最。”天柱山属于东莱大泽山脉，这里不雨而润，青日生烟，历来被认为是人间仙境，有“神窟仙宅”之说。尤其是秦始皇、汉武帝，更是把这里看成神域仙乡，留有“始皇游而忘返，武帝过以乐留”的千古佳话。
而使天柱山更为显名的，则是山上的摩崖石刻。据相关文史研究者统计，天柱山上有东汉刻石1处，北魏郑道昭刻石5处（其中一处已损毁，余200余字，现藏平度市博物馆），东魏石窟造像题记1处，北齐郑述祖刻石2处，以及金、元代著名碑刻。其中，特别以郑道昭、郑述祖父子为代表的北朝刻石，连同莱州市云峰山、大基山和青州市玲珑山，共计四十余处刻石，构成了北碑文人书法的重要体系。这个以书法、石刻艺术闻名遐迩的石刻艺术群，是中国书法由隶到楷大变革体现之瑰宝，有“隶楷之极”的美誉。而使这座山青史留名的，正是得益于一代书家——郑道昭。
提起“书圣”王羲之的名字，可谓无人不晓，但说起郑道昭，可能很多人比较陌生。实际在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与郑道昭被人称为“南王北郑”，书法造诣相互比肩。魏晋南北朝特别重视世家大族，郑道昭家族累世公卿，“荥阳郑氏”自西汉时期就屡出高官 ，到北魏时期已经和博陵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并称为“五姓七家”。郑道昭在北魏官至中书侍郎、国子监酒等职，早年深得孝文帝喜爱，但宣武帝时期失宠，出任光州（今莱州）刺史，后又任青州刺史。由于离天柱山很近，他便经常登临这仙域神乡，在山上镌有多处刻石，留下传世瑰宝。
公元511年，郑道昭于天柱山半山腰上，选择了一块天然碑状巨石，稍加琢磨，篆刻了“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此碑，碑体略微前倾，高3.5米，宽1.5米，文19行，每行50字左右，计881字，碑文内容记载其父——兖州刺史郑羲的生平事迹。通篇碑文格调高雅，文采华丽，书法宽博，笔力雄健，是不可多得的宝贵书法艺术。因郑道昭在莱州云峰山上镌有相似的一块碑，后人就把天柱山魏碑称之为“郑文公上碑”，把云峰山魏碑称之为“郑文公下碑”。
据史家统计，由于年代久远，保存到现在的魏碑全国不到200种，其中自成流派的大概只有10家。而郑道昭的碑铭，现存有40余种，不论从数量还是艺术造诣来讲，都冠群家之首。郑道昭是“魏碑体”鼻祖。他在青州玲珑山的魏碑石刻，与莱州云峰山、平度天柱山的《郑文公碑》并称“魏碑三奇”。
然而，在清代以前，《郑文公上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只是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李清照之夫），将郑道昭父子的刻石记入他的权威著作《金石录》中。到了清代，随着“尊碑、备魏、取隋、卑唐”之风兴起，沉闷麻木的书法界，一改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由碑入书”为书法艺术注入了一股活力，由此，《郑文公上碑》得到尊崇。清代著名书学理论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评说：“北魏体多旁出，此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必具……真文苑奇珍也”；康有为说：“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并赞其有“十美”，即：“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1984年，著名艺术大师刘海粟在89岁高龄时登上此山，并题写“瑰玮博达，绝壁生辉”，以示敬仰与赞誉。
山不在高，有文则名。天柱山因魏碑成中国书法名山，在经历了1500余年的风风雨雨，保留至今实属不易。在近人评出的“平度八景”中，“天柱魏碑”名列其中。这个有“孤峰秀峙，高冠霄星”之誉的天柱山摩崖石刻，不仅在大泽山系石刻艺术群中独领风骚，也是中国书法史上一颗“耀眼明星”。
北宋在全国共设8处市舶司，北方唯一一个即为——
板桥镇：“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起始点之一
继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后，1913年，“海上丝绸之路”又被法国东方学家沙畹首次提及。学界认为，古“海上丝绸之路”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东线丝路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经辽东半岛到达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南海丝路是西汉时始发于广东徐闻港，到东南亚各国甚至后来延续到西亚、非洲和欧洲的海上贸易黄金通道。
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板桥镇的辉煌出现在唐宋，但板桥镇与“海洋”“贸易”“文化”三个关键词产生关联的，则经历了史前文明沉淀，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的过程。这一漫长的时期，有三里河遗址所代表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经历过琅琊海战，秦始皇三次来过，还派徐福去东海寻求长生不老之药，曾为胶东王的汉武帝刘彻，也多次巡幸琅琊、不其城，也先后派人入海求仙……这些事件，均标志着这条由胶东半岛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列岛的航线，成为名副其实的成熟的古 “海上丝绸之路”了。
真正使“板桥镇”这三个字进入历史视野的，得益于公元623年（唐武德六年）在此建置，属密州（治诸城）。虽然板桥镇在唐代正在悄悄兴起,但在北方海港中的地位尚不及登州和莱州。“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是以板桥镇古港口在宋朝时期成为北方唯一市舶司为标志的。
为更好管理货物和对外贸易，宋元三年（公元1088年），在胶州板桥镇设置市舶司 （市舶司是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相当于现在的海关），用来管理港航、征收税钞、鼓励贸易往来和保护外商外侨等。当时全国设有8处市舶司，分别设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温州、密州等地，北方唯一一个就设在密州板桥镇。其进出口货物量“必倍于杭、明二州”（《宋史·食货志下·互市舶法》）。同年，以“板桥镇为胶西县，兼临海军使”。金熙宗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在胶西板桥镇设立板桥榷场，后改名为胶西榷场，与南宋互市贸易。
昔日的板桥镇有多繁盛？《宋史》里有载：“胶西当宁海之冲，百货辐辏……时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货，价增十倍。全诱商人至山阳，以舟浮其货而中分之，自淮转海，达于胶西。”清乾隆年间胶州知府周于智，写“少海连樯”有序云：“每秋冬之交，估客骈集，千樯林立，与潮波上下，时而风正帆悬，中流萧鼓，转瞬在隐约间；又令人想蜃楼海市，咫尺云烟矣。”“少海连樯”作为“古胶州八景”之一，描写的正是板桥镇昔日的繁盛景象。经过了宋朝的隆盛，板桥镇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及枢纽，也没能逃脱式微的命运，尽管这个式微的过程比较漫长。元明以后，随着云溪河、胶莱河、大沽河等河流的淤积，海岸外移，板桥镇港口逐渐让位于它的外港塔埠头码头。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海禁政策，胶东半岛诸海港被关，板桥镇作为北方重要古港的优势也逐步消失。
随着历史变迁与城市建设，文物部门多次对板桥镇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和调查勘探。通过考古勘探，大致确认了宋金时期板桥镇遗址的分布范围，进一步确定了胶州市湖州路附近云溪河路段地下文化遗址分布状况及文化内涵，为青岛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实物佐证。瓷器为板桥镇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物，这些瓷器生产使用时代最早可上溯到唐、五代时期，晚则到清、民国时期，其中以宋金元三个时期为主，这也是板桥镇遗址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此外，板桥镇遗址还有两组宋代大型建筑基址，包括砖、瓦当、脊兽、螭首等建筑构件，以及夯具、碑刻残件等建筑用器。2013年3月5日，板桥镇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沽河博物馆馆长王磊曾参与板桥镇古遗址的挖掘及研究，他说，尽管现代化的巨轮取代了早先的蒙艟帆樯，青岛港取代了早已落寞的板桥港，但是，无论基于何种判断，板桥镇作为古代海上金融、商贸以及文化交流的枢纽地位昭然若揭，作为历史古港的板桥镇，见证了青岛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它的存在与发现，使得以海洋为中心的青岛文化发展脉络愈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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