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她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皇后、皇太后，也是第一位称制的女主。在她主理国政期间，新生的汉帝国，宽刑兴农，国力迅速增长，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虽然司马迁肯定了吕雉的历史贡献，但对吕雉的为人，表露了毫不掩饰的鄙视和谴责。《史记》以犀利的笔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残忍、歹毒，乃至变态的女魔头吕雉，让我们读起来都不寒而栗。
后人出于同情，不断解释吕雉“变态”的种种理由，似乎坐实了她的罪状。自私、报复、妒忌是人之天性，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像吕雉那样，表现得那么极端的人实属罕见，司马公的记载跑不了“文学创作”的夸大之词，甚至不合逻辑之处。
最夸张的就是“人彘”事件。
戚夫人曾经给吕雉带来极大的痛苦，嫉恨心理可以理解，有所报复也不算意外。但是，手段如此惨烈，有点匪夷所思。说几点理由。
其一，戚夫人除了依仗恩宠，图谋嫡位外，她并没有作出其它令人憎恨的举动，更没有加害吕雉母子。对这样一位失败者，且未来不再会产生威胁的失败者，当她跪倒在吕雉脚下时，恐怕吕雉的怨恨就该化解掉一半了。只有在极度愤怒状况下的虐杀，出现在一个胜利者的身上，太不合逻辑。
其二，为了渲染吕雉的残忍，有史料记载，吕雉将刘邦所有宠幸的女人们全部虐杀。不过那不是《史记》，是《资治通鉴》的说法，《资治通鉴》不是历史，是司马光个人对历史的解读。所以，这个记载不能作为旁证。
其三，《史记》说：“夏......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一个被砍去手脚，挖了双眼，被弄得又聋又哑，又被扔进厕所的女人，盛夏之日，得有多顽强的生命力能活过几天？
其四，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吕雉还领着只有十六岁的儿子来参观，难道为了让儿子练胆？结果，刘盈惊吓过度，病了一年多，从此性情大变，不问政事。
第二件事，谋害齐王刘肥事件。
“孝惠与齐王燕饮太后前，孝惠以为齐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礼。太后怒，乃令酌两卮酖，置前，令齐王起为寿。齐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为寿。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齐王怪之，因不敢饮，详醉去。”
皇帝与大哥后堂叙家礼，刘肥坐上座，本不算僭越。吕雉因为这点事，竟然动了杀机，有点匪夷所思。
更奇怪的是，想毒死刘肥，有一杯酒就可以了，为何画蛇添足倒两杯毒酒？难道另一杯就是为剧情好往下演？
皇家宴席，有专门的礼仪官提前安排好座位，当然怎么安排，肯定要提前请示皇帝和太后。绝不会出现到了现场，你推我让的状况。吕后也应该提前知道座位的安排，她不首肯，礼仪官不敢让刘肥坐上首。
这个故事不高明！
第三件事，杀害亲孙子前少帝刘恭。
刘恭这个名字不知道是哪个资料传出来的，《史记》上没有前少帝的名字记载，姑且就叫他刘恭吧。
刘恭是汉惠帝的庶长子，因为皇后无子，便将他过继给皇后为嫡子，继承了皇位。刘恭后来得知，自己并非张皇后亲生，生母被杀了，小孩子口出怨言：等我长大了就造她的反！
吕雉听到后很担心，谎称小皇帝有病，将他囚禁于永巷，不久杀害了他。
皇家庶子被领养的情况屡见不鲜，小孩子说几句怨气话，没人会把这事上纲上线。因为一句话杀了亲孙子，除非吕雉毫无人性。事实上并非如此，她的母性还是非常纯良的。比如她的女儿女婿都去世后，她怜惜小外孙孤苦伶仃，特地册封女婿小妾生的两个儿子为侯，让他们陪伴外孙。
对外孙如此体贴，对亲孙子如此残忍，人格分裂了？在宫内吕雉想要杀一个人，完全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这个消息又是如何传出来的呢？
怎么看，这三个故事都像是夸大，或者干脆是无中生有的编造、可信度极低的传闻！
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他在材料的选取上，必然会有自己的判断，选择自己认为可信的材料，再加以文字塑造。我们无法得知，司马迁从哪里获得这三个故事的原纪录，难道其中的漏洞他看不出来吗？
不是看不出来，是故意为之！
司马迁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被汉武帝施以宫刑，因而，他从骨髓里反感皇权的独裁。受恩师董仲舒影响，他笃信《春秋公羊传》的“汤武革命”思想，主张对无道君王的暴力革命。
对外戚政治，司马迁充满鄙视的态度。比如卫青，在司马迁的笔下，显得非常卑微，甚至有点猥琐，相反屡战屡败的李广却形象高大。宋人黄震在他的《史记评林》中，一针见血地点出，这是司马迁个人好恶表现出来的不公平：
“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
“抑扬予夺”，全在司马迁之手！司马迁当初受刑，是因为“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贰师将军就是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也是外戚。司马迁因为诋毁李广利，替李陵辩解，惹怒了汉武帝获罪下狱。
宫刑对司马迁来说就是一次生不如死的炼狱，他在《报任安书》中，饱含血泪，写下了自己受宫刑之辱的心路历程：
“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司马迁忍受着比死还要严重的宫刑之辱，承受着九转回肠的剧痛，偷生于世，为的就是这部他认为重于泰山的《史记》。所以，他的笔端注定充满感情色彩，充满强烈的爱憎。《史记》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就是因为这是一部附着了司马迁灵魂的著作。
不过，客观地说，《史记》的这种笔法，本身就违反法了史书写作保持中立的基本法则。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史记》不被承认是历史，仅作为文学作品。这是有一定道理，比如司马迁对项羽、郭解、李陵等人的刻意美化，及对刘邦、卫青等人的贬抑，就明显有违公允。
当然，吕雉这个外戚政治的始作俑者，也是司马迁鞭挞的对象！
作为一名政治家，对政敌展开清剿杀戮是可以理解的，对无辜者或者无关紧要者枉开杀戮，绝不是一位谨慎的政治家应有的举动。
吕雉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政治家，她死后留下一个谜：在明知有白马之盟的情况下，她为何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肆封诸吕为王为侯？
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吕雉个人的私欲膨胀。这么说略显浅薄，我认为她的这个举动，跟“谨慎”二字有关。
刘邦在登基后，曾经与大臣们斩白马起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吕雉称制后，先后册封吕氏五人为王，十多人为侯，公然违背了刘邦的祖训。
吕雉这么做，目的很简单——对抗功臣派势力集团！
每一朝开国，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功臣势力过于强大，所以才不断出现诛杀功臣事件。西汉开国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刘邦在有生之年，解决了异姓诸侯王的威胁，但是对功臣派已经无能无力。
汉惠帝仁弱，又英年早逝，这副担子落在了吕雉肩上。
功臣派有威胁吗？当然有，否则吕雉去世后，怎么会发生周勃、陈平、灌婴等人的灭诸吕行动？只是西汉开国功臣内部并不团结，所以没有发生针对皇权的叛乱。
事实上，在刘邦去世前，功臣派已经有所行动。有人曾向刘邦告发，说樊哙会在刘邦过世后，协助吕雉谋害戚夫人母子。刘邦震怒之下，让陈平周勃去斩杀樊哙。这件事动机很明显，是想借刘邦的手，除掉吕雉的党羽。
汉惠帝驾崩后，吕雉更加孤单，朝中除了一个被孤立的审食其值得信任，她真的是孤家寡人。在儿子的灵前，吕雉连哭的心思都没有，干打雷不下雨。张良的儿子张辟彊一语点醒梦中人，他对陈平说：
“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
皇帝驾崩，嗣君年纪小，你们把着兵权，太后怕你们，只有让吕家人掌兵权，护卫皇宫，她才会心安！
陈平等照做，果然吕雉的哭声才情真意切起来。
吕雉的这份谨慎小心，贯穿了她称制的八年。这期间，她做了三个动作：
- 其一，大封诸吕，培植吕氏集团掌握朝中实权；
- 其二，刘吕联姻，通过婚姻关系收买刘氏诸侯王，结成同盟；
- 其三，扩大封侯面积，将诸侯国国相、刘氏子弟、开国未得到分封的功臣，及部分亲信大臣等，批量封侯。
这三个动作可以用一条理由解释：培植对抗功臣派势力的政治联盟。人们只看到吕雉大封诸吕，其实这仅是她动作的一部分，吕氏比较显眼，是因为吕氏最可信。
当吕雉走到生命终点站时，她依然放心不下江山社稷。吕雉知道，她死后汉室江山更危险，她只能靠吕家人来替她站岗值哨，所以，她再三叮嘱吕产吕禄：
“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
为了防止大臣有人作乱，你们必须牢牢把握兵权，连我的葬礼你们都不能参加！吕雉很英明，她的预言果然发生了。遗憾的是，她所信非人，吕家人不争气，被功臣派翻了天，还给吕氏强加了“谋反罪”，落得灭族下场。
这场政变，不光吕家赔光光，连后少帝，及汉惠帝其他尚在世的三个儿子，全部被诛杀，惠帝嫡系一脉从此断绝！
可见，吕雉战战兢兢的十余年，不是神经过敏，她违逆刘邦的祖训，大封吕氏，自私不是主因，对抗功臣派势力才是真正的动机。也由此可见，吕雉不大可能无事生非地虐杀戚夫人，更不大可能加害刘肥自找麻烦。至于杀亲孙子嘛，这事笑笑而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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