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見過紅碼嗎？我見過。”這是第一次見到劉駿時，他對記者說的話。
劉駿是杭州市公安局情報中心民警，平時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兢兢業業的“老黃牛”。
今年3月他作為杭州市公安局增援警力，連續一個多月在杭州城戰火車站入杭通道口開展防疫查控工作。
“我見過11個‘紅碼’”
劉駿說，他第一次見到“紅碼”是在增援的第三天，當時他正在指導一位外地來的大伯填寫申領健康碼的信息。他看著大伯按下了“提交鍵”，手機屏幕上跳出一張紅色的二維碼。
“來之前我就有心理準備，但第一次見到‘紅碼’還是挺害怕的。”可是劉駿看著大伯緊張的神情，便鎮定了。
“我當時就想，他會不會是填錯了？”於是劉駿一邊安撫著對方的情緒，一邊反覆詢問大伯“為什麼這麼填寫”“有沒有接觸史”等問題，在確認無誤後，重新幫大伯申領了健康碼。
“雖然我們的職責是要找出這些‘紅碼人員’，並對他們進行管控，但他們畢竟不是洪水猛獸。當他們得知自己是‘紅碼’時，也一定比我們更加緊張、惶恐，需要得到我們的關注。”劉駿告訴記者，在增援的一個多月裡，他見過11個“紅碼人員”，但其中大多數是填錯了信息。
“其實填錯了也是蠻正常的，畢竟健康碼也是新事物，對上了年紀的人來說，操作起來確實可能不熟。”
“每天就像進入菜市場”
劉駿是3月18日來到杭州火車城站。一個多月間，每天穿著防護服、戴著護目鏡，在入杭通道口一站就是一天。
“護目鏡實在太難受了，只要戴兩個小時，裡面都是水汽，可必須一直戴著。”劉駿說，每當水汽遮住了視線，他就會被眼鏡摘下來，把水汽擦去重新戴上。
隨著企業復工復產的持續，來杭州的外來人員越來越多，特別是4月8日武漢解封后，杭州城站入杭通道的防疫查控工作也變得異常忙碌。
“每天至少多出一兩千人。”劉駿說，剛開始，接待完前一批旅客到下一批旅客到站之間，多少還有些許空閒的時間，但後來，“每一個旅客都要在入杭通道口滯留一會，每次剛把前一批查驗完，後一批又到站了，真是不間斷啊！”
劉駿說，這種感受就像是來到了一個菜市場，“一群大伯大媽圍著你，問著相同的問題”，而且不同的旅客，習慣也完全不一樣，有些直接把手機交到他手裡，讓他幫忙操作申領，但還有些根本不讓他碰手機，還說：“你教我，我來點。”
為了讓大夥的操作更加方便，劉駿想出了一個辦法，他提議在入杭通道口放一個申領健康碼的操作流程。這個提議被大家採納後，旅客出站的效果果然有了很大的提升。
“我是移動的情報處理器”
有時，劉駿也很迷茫，不知“何時是一個頭”。好幾次他想過換別人，但一看見情報中心的同事們忙碌的身影，又打消了這個念頭。
“大家都在沒日沒夜地工作，我不想再給大家添麻煩。”劉駿告訴記者，情報中心的工作很繁重，每人每晚要處理數十條指令。每一條指令都包含幾十萬條數據，“處理一條指令，少則20分鐘，多則兩三個小時，相當耗時耗精力。”
在增援城站的同時，劉駿也沒有放下本職工作。但凡有空閒，他就會通過手機處理情報信息；甚至午休時，他還沒扒幾口飯，連防護服都顧不得脫，就衝進車站派出所，借用所裡電腦工作。他調侃說，自己就像一個“移動的情報處理器”。
劉駿從警17年，之前是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東新派出所的社區民警，7年前加入剛剛成立的杭州市公安局情報中心，也是該中心的“拓荒者”之一。
疫情期間，他被安排到杭州市公安局抗疫專班情報信息組數據專班工作，全力投入疫情防控狙擊戰。其間，他累計處理涉疫情指令數據200餘批次。
再後來，他接到增援城站的動員令。
“我當時就覺得自己應該報名，只要組織上需要，作為黨員都是義不容辭的。”直到4月下旬被安排其他任務，劉駿幾乎一天未休，每天早上9點準時來到城站，下午任務結束後又趕回單位繼續加班……
其間，劉駿累計為旅客講解防疫政策１萬餘人次，幫助下載“健康碼”2000餘人次，服務困難群眾500餘人次。
“一切都將是值得的”
不過劉駿也有不在崗的時候。那是4月的一個晚上，劉駿發現自己的母親發了高燒。
“我媽不肯去醫院，她非要說自己沒事，只是因為腳受傷，所以有炎症。”劉駿很不放心，堅持帶著母親去做檢查。
因為擔心自己可能感染新冠，影響了工作，於是他穿著防護服，騎著電動車載著母親來到了醫院。好在最後醫生檢查母親沒有患上新冠，劉駿懸著的心才放下。
雖然是虛驚一場，但談起家人，劉駿還充滿愧疚。
劉駿的兒子今年讀小學六年級，因為劉駿和妻子工作的關係，這段時間都是讓外婆帶著。
之前劉駿為了監督兒子的學習，還專門買了一個監控機器人，關注著兒子是否在家認真做作業。可是自從疫情爆發以來，劉駿沒有太多的精力關注兒子。
劉駿希望疫情能夠早點結束，大家的生活可以早日回到正軌。為了這個目標，他覺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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