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量是所有事物變化和運行的基礎，任何體系的運行都會產生某種結果。的確，有一條基本自然法則不可違背，它被稱作“熱力學第二定律”，即每當能量轉化為有用的形式時，同時也會產生“無用”的能量作為副產品：一些我們“不期待的後果”總是以難以獲取的無序熱能或不可用的物質形式不可避免地產生出來。世上不存在永動機。
在過去的25年中，複雜適應系統、複雜性科學、湧現行為、自組織、系統韌性、適應性非線性動力學等術語不僅開始遍佈科學文獻，而且也出現在商業和企業世界及大眾媒體中。
“湧現行為”，即一個系統所表現出來的特性與它的組成個體簡單相加所表現出來的特性存在很大不同。這是經濟、金融市場、城市社區、公司和生物體很容易被識別出來的性質。
我們都感覺到，大城市的生活節奏要比小城鎮快。在我們的一生之中，只要城市發展、經濟增長，生活節奏就會無一例外地加快。
資源和能源是增長的必要燃料。在生物學中，生長是由新陳代謝驅動的，生物的亞線性規模縮放變化會讓它的體形在成熟之後可預測地近似穩定下來。這樣的行為在傳統經濟學思想中會被視作災難，無論城市還是國家，健康經濟的特點都是持續的開放式指數級增長，或者至少以個位數的百分率每年循環往復。就像生物學中的受限生長要遵循代謝率的亞線性規模縮放法則一樣，財富創造和創新（如專利的生產）的超線性規模縮放會帶來與開放經濟相一致的無限、超越指數級的增長。
無論是什麼組織或結構，如果它的規模尺寸任意增長，它的自身重量都終將會把它壓垮。尺寸和增長都是有限度的。 換句話說，隨著規模尺寸的增長，其相關強度會逐步變弱。或者，就像伽利略生動地表述的那樣：“體形越小，其相對強度越大。因此，一隻小狗能夠揹負兩三隻與自身同等大小的狗，但我相信，一匹馬連一匹與自身同等大小的馬都馱不了。”
增長和適應全新或不斷變化的環境的持續需求（通常以提高效率的形式）是創新的主要驅動力。
“19世紀和20世紀是物理學的世紀，21世紀將是生物學的世紀。”
新陳代謝是生命之火……是食糧，是生命的燃料。無論是大腦中的神經元還是基因中的分子，如果不能得到從你食用的食品中汲取的代謝能量，都將無法正常發揮作用。離開代謝能量的供應，你將無法行走、無法思考，甚至無法睡眠。代謝能量會為生物體提供維持、生長、繁殖及循環、肌肉收縮、神經傳導等特殊過程所需的力量。
代謝率是生物學的基本速率，從細胞內的生物化學反應到成熟所需的時間，從一座森林中二氧化碳的增長速度到森林中垃圾的降解速度，它可以確定生物體幾乎所有的生命節奏。人類的平均基礎代謝率只有大約90瓦特，相當於一隻白熾燈燈泡，也相當於你每天通過飲食攝入2 000卡路里的食物熱量。
每一個物種進化的隨機性和獨特的歷史軌跡都會造成物種之間巨大的毫無關聯的變化。”
“有關生長的諸多結論中，有一點是：它預測了細胞維護和生長之間的代謝能量分配。生物體出生時，幾乎所有的能量都被分配用於生長，維護部分相對較少，而個體成熟後，則全部能量都用於維護、修復和替換。
在所有生命種類中，所有與生長、胚胎髮育、壽命和進化過程相關的生物速率和時間，都是由普遍的規模法則確定的，它們只包含兩個參數——1/4，源於控制質量依賴性的網絡約束；0.65eV，源於ATP產生過程的化學反應動力學。我們可以稍微改變一下結論：所有的生物體根據這兩個數字確定的尺寸和溫度進行調整時，它們都依照相同的通用時鐘運行，具有相似的代謝、生長和進化速率。
環境和物種的存活曲線和死亡曲線進行了大量的統計分析，得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結論：大多數生物體的死亡率與年齡是不相關的！換句話說，無論年齡幾何，在任意一個時間段內死亡的相對個體數量都是相同的。例如，如果5%的人口在5~6歲之間死亡，那麼45~46歲之間，或95~96歲之間的死亡率，同樣也是5%。這個結論聽起來似乎有悖常理，但是如果我們換個角度想就能明白了。一個恆定的死亡率意味著在某個時間段內死亡的個體數與存活到該時間點的個體數成正比。
物理學家沒有使用“死亡率”一詞，而是用術語“衰變率”來量化放射性物質的衰變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體”原子通過發射粒子（α、β 或γ射線）改變其狀態，直至“死亡”。衰變率通常是恆定的，因此放射性物質的數量隨時間呈指數級減少，就像生物種群中的個體數量變化一樣。物理學家還使用“半衰期”這個概念，即原始放射性原子的一半發生衰變所需的時間來描述衰變速率。
所有證據都表明衰老和死亡的起源是“磨損”過程，而這一過程只要活著就無法避免。像所有生物一樣，為了持續對抗不可避免的熵的產生，我們高效地代謝能量和物質。熵的產生以人體排洩物和耗散力的形式出現，會對人體產生物理性損害。隨著我們輸掉對抗熵的多個局部戰役，我們開始變老，並最終輸掉戰爭，向死亡屈服。熵是生命終結的罪魁禍首，或者正如俄羅斯偉大的劇作家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辛辣地寫道：“只有熵來得容易。”
城市是自發的自組織現象，源自需要交換能源、資源和信息的人類的互動和交流。作為城市生物，我們所有人都參與到人類相互之間密切互動的多層次網絡中來，這種互動表現為都市中生產力、速度和獨創性的交換，無論我們居住在何處。
城市規模法則令人驚訝的普遍性所表現出來的基本共性是，每個地方的人類社會網絡的結構和動力學都是相同的。
城市也因此不再是巨大的生物體或蟻群：它們依賴人、商品和信息的遠距離、複雜性交流。城市是吸引具有創造和創新意識的個人的磁石，是經濟增長、財富創造、新鮮觀念的刺激因素。
米爾格拉姆發現，平均而言，任何兩個人之間的連接數量近似於6。“六度分隔”的說法也隨之出現，即我們彼此之間僅僅相隔6個連接。因此，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們令人吃驚地密切相連。
鄧巴和他的合作伙伴發現，在層級結構的最底層，在任何時刻，與普通個體有著最緊密關係的人只有5個。這是與我們關係最親密的人，也是我們最關心的人，他們通常是家人——父母、孩子或配偶，也可以是極其親密的朋友或夥伴。
如果你想要達到某種群體親密，超過6個人將會變得極具挑戰性。
我們最基本的觀點是：生命體通過攝入食物，然後消化吸收，將能量代謝為可利用的形式，並在網絡中運輸和為細胞提供供給，其中一些細胞被分配用於修復和維護現有細胞，一些被用於替代死去的細胞，還有一些則被用於創造新的細胞，以增加總體生物量。這一順序是所有增長的基本模式，無論是生物體、社區、城市、公司，還是經濟的增長。粗略地講，無論是細胞、人或者基礎設施，輸入的代謝能量和資源在總體維護和修復之間進行分配，包括取代現有的衰敗實體，創造新的實體，以擴大系統的規模。因此，可用於增長的能量只是供應能量的比率與需要能量用於維護的比率之間的差異。”
“偉大的城市學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對此進行了最精彩的闡釋： 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為形，化能量為文化，化死物為鮮活的藝術符號，化生物繁衍為社會創新。
學術界提出的用於理解公司的傳統機制主要分為三個大類：交易成本、組織架構和市場競爭。儘管它們是彼此聯繫的，但經常被區別對待。這些要點可以被表述為如下幾點：（1）交易成本最小化反映了優化原則驅動的規模經濟，如利潤最大化；（2）組織架構是一家公司內的網絡系統，傳遞信息、資源和資本，用於支持、維持和推動公司增長；（3）競爭帶來市場生態內在的進化壓力和選擇過程。
生命內在的消耗所導致的不可修復損傷的逐漸累積，會讓生命變得不再具有韌性，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會變得更加易受波動和危機的影響。當我們步入老年時，在青年或中年時期或許能夠應對的流感、肺炎、心臟病或中風，在老年時期通常會是致命性的。最終，我們會達到一個階段，即使是小的波動，如感冒或心顫，都會導致死亡。
我們不僅僅是生活在不斷加速的跑步機上，而且在某個階段，我們必須跳到另一臺以更快的速度加速的跑步機上，並且早晚還要再次從這臺跳到另一臺加速度更快的跑步機上。整個過程必須在未來不斷地加速重複。”
閱讀更多 漫步書林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