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7月14日，日本駐華使館武官坂西利八郎，迎來了他的中國新僱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
坂西利八郎送給新僱主的見面禮是：中日軍事結盟的策議。
他的想法與正中段祺瑞下懷，皖系希望利用日本提供的軍事援助，推行其武力統一中國的計劃。日本則希望通過中日“同盟”進一步鞏固其在中國勢力範圍，於是一拍即合。
3月23日，段祺瑞授意，北京政府精心準備《預籌中日聯合出兵防俄條擬》，以“俄國內亂，影響東亞，德、奧俘虜，又復東侵”為由，提議中國“與日本聯合出兵共同防俄”。
至此，段祺瑞與日本師爺坂西形成了牢不可破的盟友關係。
那麼，這位名為外交武官的坂西利八郎到底什麼來頭？
我們應該記得，1915年日本大隈內閣頤指氣使，逼北洋政府簽下的《對華21條》，有一項重要內容，那就是為北洋政府欽配了日本師爺。
坂西利八郎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這位日本師爺，在入幕段府之前，是在段府的上家袁府中效力的。
坂西利八郎，1870生人，出生在日本和歌山縣一個武士家庭，從軍後的他因善於鑽研中國問題的專長被調入參謀本部，晚清末年派往北京。通過青木的引薦，坂西結識了直隸總督定世凱，應聘為北洋新軍的練兵顧問兼北洋督練公所總翻譯官。當時，中俄之間訂有《喀西尼密約》，其中規定中國軍隊如聘用外國教官必須由俄國人充任。袁世凱為避免麻煩，便讓坂西利八郎裝扮成中國人，並給他起了中國名字：班志超。袁世凱對坂西利八郎說：“你的工作類似漢光武帝時出使西域的班超，就叫班志超吧。”
口舌如簧的坂西利八郎是一位著名的演說家，著有講演集《談鄰邦》。
1911年在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參謀本部立即派坂西去北京，任公使館武官，建立以“坂西公館”為代號的特務機關。北洋政府建立後，坂西地位得到進一步提升，他借袁世凱器重，廣泛結交了北洋各派系的軍閥、政客，受到他們的所賞識。
袁死後，經過幾番過渡，段祺瑞漸漸控制了政局，並與坂西結下不解之緣。此後，不管北京政局如何的動盪，坂西都堅定站在段祺瑞一邊，在他的牽線下促成了段祺瑞政府的“西原借款”（通過日本首相寺內正毅私人幕僚西原龜三借到鉅額），強力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方針。
從袁世凱到黎元洪、馮國璋，再到段祺瑞、曹錕，週而復始，坂西利八郎縱橫北洋數十載，或任顧問，或充當幕後謀士，歷經北洋七任總統而不倒，故被日本媒體稱為“七代興亡之不倒翁”。
1927年，坂西奉調回國時，很多北洋軍政要員對坂西頗有措別之情，如段祺瑞的馬仔、曾任國務總理的靳雲鵬就與坂西交情甚厚，賦詩惜別，詩曰：
“二十五年海外交，一杯離灑長春亭。銷魂今日幽燕別，把臂他年滄海盟。大地龍蛇方起陸，九州烽火息驚醫。莫特長劍輕拋卻，赤縣睡獅要覺醒。”
靳雲鵬將坂西描述為喚醒睡獅中國的英雄人物，由此可見其在北洋軍政要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我們知道，北洋治下的中國，是典型的武夫治國，這種治國方式，主要特點是依仗武力維護政治權力，對內奉行復古與民族主義，對外則陪著小心，唯強是尊。
從1912到1928，縱觀北洋政府對中國長達十六年的統治，其外交政策可用四字概括：日主中從。就像中國五代十六國時期，各個漢族政權與契丹的關係，契丹支持誰，誰就能當上皇帝。東洋師爺挺誰，誰就能得到日本扶持，勢力迅速崛起。於是北洋各系的形成，無不印有東洋痕跡。
一戰之後，日本成為東方名副其實的新霸主。東洋師爺對北洋政府的話語權無限擴大。他們是一個群體，人數很多，坂西利八郎之外，青木宣純也是比較有名的一位。
青木比坂西大11歲，應該算是坂西的前輩了。他1859年出生，日本宮崎縣人， 16歲便考入陸軍學校，入伍後從炮兵少尉一直幹到陸軍中將。他是日本特務機關青木公館的創始人，號稱日本諜報界鼻祖。
青木宣純年輕時就對中國感興趣，熱心鑽研中國問題。1887年，作為駐參謀本部人員，他被派往中國廣州。至此，軍部內才誕生了第一個中國通。
青木宣純在來中國之前，學的是北京官話，到廣東後無法開展工作，於是下苦功夫學成一口流利的廣東話，順利的完成了情報蒐集工作。1887年他和同學柴五郎受命繪製北京地區周圍的地圖，當時日本參謀部的北京地圖非常簡略，經過他們兩人的勘測繪製，為軍部提供了一份非常詳盡的北京地圖。
1895年8月，就任參謀本部第2局（情報部）職員，1897年10月到1900年3月第一次清國公使館武官。在此後的八年中，除了一度回國擔任聯隊長，他幾乎都在北京渡過。他在北京設立特務機關，對外則以“青木公館”的名義，廣泛結交中國官紳人士。其最為得意之舉莫過於取得宜隸按察使袁世凱的信賴。定當時負責督練新建陸軍，多有借重青木之處，二人遂結為至交，當袁出任山東巡撫時，特邀青木前往濟南協助編練新軍，袁世凱經常對同僚講；青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但他卻說過：“中國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顧及國家利益，從他們身上看不出能依靠他們實現國家的統治。”由此不難看出，他所謂的與華交好背後，是“中國人沒有統治能力”的傲慢認識。
毫無疑問，坂西與青木是北洋師爺中的佼佼者。青木是日本的祖師爺級人物。坂西也可以說是他帶出來的二世祖。青木於1913年8月晉升日本中將。而坂西業績不凡，一路追趕前輩，最後也做到日本陸軍中將。而且，還“桃李滿天下”，對中國問題頗為精通的日本陸軍名將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本莊繁等人均出自其門下。
但二人政見略有不同。
坂西認為，中國內部事務太複雜，必須要有個強人來領導統治，而日本的任務就是與這個強人搞好關係。他們的理念可以算作務實派。
而青木典型的觀點就是“中國人私利觀念太重，根本沒有國家觀念”，只有日本深度的介入，發揮指導作用，不斷改革中國的社會和政府，才能有讓中國起死回生的可能。
坂西與青木的觀點，分別代表了日本中國通的兩類。總得來說，大同小異。均為日本利益在中國最大化而努力，不可能優先考慮中國利益。北洋政府要員大多不傻，當然也明白這一點，但形勢使然，個人利益出發，不得不用，不得不重用。其時，北洋聘用的日本顧問不勝枚舉。這些中國通，與中國人達到了神似地步。有時他們和中國人站在一起，不管是談吐，還是文化底蘊，比中國人更像中國人。他們不僅是諜報巨頭，而且還是干政的智囊，間接影響中國政局走向。
小結“日主中從”歲月，我以為最值得留意的，是那些日本師爺對中國上層人物的評價。
1917年1月，青木在最後一次出任北洋政府顧問時，總結了他所接觸的中國政治人物，在致好友山縣有朋的信中，說得明明白白——
段祺瑞乃官僚派領袖，心胸狹隘之人，與民黨無法相容。
孫文乃高理想之人，與官僚絕不相容，乃正道中人。
梁啟超乃進步黨領袖，系反覆無常之士。
何為官僚，何為志士，何為犬儒，百年前的旁觀者給出了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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