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四青年節”，我們應該談談青年人。有這樣一位年輕人25歲就享譽世界，但她在2020年的“五四青年節”之際，似乎並不能成為“青年領袖”，更多的是一種“典型代表”。
她說：“美國生產醫院所需的呼吸機、口罩等防護裝備的能力有限。因此，中國應主動提供供應品和設備，並分享其關於新冠病毒的數據和臨床經驗。”
她還說：“疫情大流行不是吹捧任何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或方法優越性的時候，更不是爭奪全球主導地位的時候。中國應該通過幫助其他國家來贏得信任，這不是出於戰略利益，而是出於道義。”
現代精神西方人，正是新世紀“五四運動”要批判的對象
我們不禁要問：在一些人眼中，強大的美國生產力去了哪裡？中國的口罩給美國是全世界最多的，平均每人快夠10只了。我的家裡都沒有10只。難道這還不夠嗎？
我們不禁要問：在五個月前，我們就向世衛組織通報了，世衛組織內部有美國人、美國是世衛組織第一大“股東”，數據天天公開，但問題是美國先是不在意，然後是否定質疑，難道我們要失去“為生、醫療主權，全部任由美國”你們才認為是提供嗎？
我們不禁要問：“吹捧”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或方法優越性，是誰開始的？“口罩”的有用被亞洲所承認，至今美英等國剛剛開始承認，“方法優越性”是必然，為何不可以？諸如“封城”等是靠組織能力等，歐美根本不具備，這是任何人都清楚的，還用“吹捧”嗎？東方國度歷來是“集體”（有大有小有國家和家族兩種集體）利益大於個人，這個根本不用“吹捧”，你既然是教授，長腦袋就知道這根本不用我們吹。
我們不禁要問：“我們已經為了人道，援助了全世界。給口罩你們要，賣你們就說不合格。按照你的‘無條件援助美國’論調，什麼叫援助？難道援助美國40萬億美元，賣掉中國所有去幫助就是援助了”？
這些青年人為何會這樣
2020年的中國和世界正面臨著一場災難。湖北乃至全中國人都經歷了兩個月的“封閉”，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在疫情中。而且中國以自己的巨大犧牲為世界迎來的“時間”，正被“冷戰思維”“文化差異”所吞噬。當世界特別是歐美國家“洋洋得意”，這種病不過是“大號流感”“只攻擊黃種人”的時候，“多點爆發”在世界出現。為此，有一群年輕人非常著急。
在自身受到災害的時候，他們把矛頭對準了本國的政府、本國的實驗室、本國的醫護人員，充當著看客、冷言冷語者。
今天看來，在過去的四個多月裡，我們的問題是有，但這些問題比西方的冷眼旁觀、急於甩鍋、直到今天都以“自由”為名不戴口罩、為了經濟隨意開工復工、為了經濟寧可讓老年人“自生自滅”（據說說這種話的美國州級官員已經被撤職了）的程度輕多了。
然而，在這種環境下，仍然有一些“青年”而且是“精英青年”發出了讓國人難以認同的觀念。典型代表就是“恨國黨代表”許可馨、“精神美國代表”金科羽（金刻羽，到底是哪些字我不清楚）。
42年來，經濟大發展源於改革開放，更源於我們的自信，而不是靠西方的施捨。在交流中，我們哪項成功是在“無條件援助”下實現的？
再搗回71年前，那時，“西方式精英”大部分都逃離中國。因為，他們認為：精英就是精英，大眾就是大眾。大眾不可能也不應該與精英平等，世間應該只能是精英指導、指揮、決定大眾的命令。因此，鑑於理念的、自身利益的考慮，他們大部分人都逃離中國。然而，地球離開誰都能轉。
只要我們走過“最危險的時刻”，只要我們願意交流，初期的被圍困同樣會迎來新的改革開放。所以，我們不需要跪舔他人。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代價的，那就是“拿市場換投資”“拿低附加值換取投資”。正是因為有了兩代人（12年算一代）的付出，我們才有了今天的實力。沒有人發善心無償給過我們什麼。
今天的“西式精英”和“70年前的西式精英”有著本質區別：因此，不要被他們的相貌和膚色矇蔽
他們的根本區別就在於：現代的他們更多的是在西方生活，一切都已經是西方而非中國的。所以，他們既不會為中國發展有什麼貢獻，也不會為中國的未來有什麼影響。正如拉美一些國家在一個半世紀前推翻西班牙殖民的時候，其首任總統都是“美式精英”一樣。例如古巴首任總統帕爾瑪那樣。雖然生於古巴，但英語比他的母語還要流利。
“70年前的西式精英”大部分生活在國內，無論是心理在禍害國家還是在為國家幸福而真的努力，總之，這些“70年前的西式精英”者們，生在中國、奮鬥在中國。而現在的“西式精英”中的佼佼者們，則不是。他們或者基本長期生活在國外，回中國只是來“度假”；或則“加入外國籍或獲得永久居留權”賺錢在國內、生活和消費以及納稅在國外。
“今天的西式精英”這個名字對許多人其實未必合適，因為他們是否還有中國國籍誰都不清楚。假設他們還是，他們的精神已經懼美、舔美到了靈魂。“精神母親”的地位是比生母要重要的。
在“五四運動”之際，我們應該存有這樣的思想，更多的自信，更嚴防新的危險
101年的“五四運動”，其中有許多在今天看來有錯誤的思想，例如“廢漢字”“廢中醫”等。然而，那是在我們的中華民族在“生死存亡”的時候，青年人們的“激烈主張”，而且這些主張也並非來源於101年前，而是130多年前的“晚清”“清亡前”。
他們中最著名的當屬張靜江（張人傑）、吳稚暉、李石曾等，他們在“清亡前”就提出過，只不過在“五四運動”時期被擴大化。還有許多錯誤思想，就不一一贅述了。作為後人，我們無論怎麼批評（批評不是侮辱）應該承認：他們的本意是為了民族崛起，雖然方向錯了、做法絕對化了些。
但有時候，做法不絕對化，不疼不癢的可以“振聾發聵”某些人嗎？為此，我們應該理解“五四先賢”們。
五四精神的本質是為了自己的母國，而不是他國。無論主張與行為多麼不同的人，主張可以爭辯，這個本質不容討論。
五四精神的核心是德賽兩位先生。賽先生現在是大哥，所有人都該向他努力，五年內我們一定要基本構建一個“獨立於美國體系之外的完整的科研體系”，儘管它不會非常完美，甚至漏洞百出，但它的建立成功，是最低限度保衛我們基本利益的防線。無論是軍事還是民用，特別是民用，我們要儘快利用一切可能儘快彌補。
至於德先生，有些需要進一步提高，有些則需要回還——對有些人的“德”過了，例如許、金，對這些人的“德”過於容忍和寬恕。
最後，我雖然已經離開“青年的範疇”（我認為40歲以上就不算了），但我希望101年前的“愛國運動”繼續下去，因為我們目前的危險並不比101年前低多少，現在更多的是“軟刀子兒”。通過101年前、71年前、42年前、現在這五個時間對比的“青年”我們應該得出一句話：
無論你的理想是什麼？民族和國家的利益是第一位的；無論你有什麼意見，在面臨民族和國家利益重大損失的情況下，仍然為了自己的理念而去噴發，那麼，這種行為不值得諒解！
“新的五四運動”就應該對某些忘記上述原則的人進行解說。
（2019年1月舊作）
（2019年11月舊作）
閱讀更多 坐古談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