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要用好問責這個“利器”，敢於動真碰硬，沒有問責，責任就會落空；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經過“打磨”又成為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的一大“利器”。此次修訂是十九大以來又一條例的“大修”，黨中央根據新形勢、新任務和新要求，時隔3年重修《問責條例》，逐步完善黨內問責制度，持續釋放“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讓問責“利器”真正發揮作用。
然而在實際工作中，問責不力、問責泛化等“濫問責”問題也不同程度存在。有的不敢問責、不願問責，有的不會問責、濫用問責，也有的選擇性問責、隨意扣問責的“帽子”，導致問責失去其應有之效果，成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附屬品”。
“問責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有憐憫之心，要‘較真’、‘叫板’，發揮震懾效應。”新修訂的《問責條例》，聚焦從嚴治黨政治責任，堅持嚴字當頭，為問責工作提供了堅強制度遵循。《問責條例》共27條，對比2016年頒佈出臺的條例新增14條，修改12條，進一步規範和完善了問責的原則、內容、程序和方式，讓問責在實際操作層面有了理論依據。
突出政治性，主體責任夯實，失責必問成常態。“要堅決把全面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壓下去，加大問責力度，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條例明確規定了各級黨組織應當履職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紀檢監察機關履行監督專責。問責過程中要分清責任，既要扭住黨組織“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又要抓住“主要領導”和“重要領導”責任這個關鍵，堅持權責一致、錯責相當，堅決做到“誰的責任誰來擔”，失責必問、問責必嚴。
突出精準性，問責程序細化，問責實施更規範。條例從問責的啟動審批、調查的展開、調查報告的撰寫、處理意見的研究，到問責決定的形成、送達，問責對象的申訴，以及問責決定的實施等每一步都有明確規定，在問責實施過程中要嚴格按照規定程序運行，依程序規範問責，切不可背離程序要求，切實做到問之有據、追之有規。
突出實效性，問責情形擴寬，問責必嚴更明顯。條例將原有的6大類問責情形修改為11大類，將黨的建設缺失方面情形予以細化，並增加了2類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問責情形，同時明確了哪些情形應從重或加重，哪些情形應從輕或減輕，哪些情形可不予問責或免於問責，確保問責定性精準、處理適當、寬嚴適度，真正做到該問責要堅決問責、不該問責不問責，是哪一級責任就追究到哪一級、該採取什麼方式就採取什麼方式，讓問責在實踐中充分發揮實效。
新修訂《問責條例》有效破解了在問責實踐中出現的問責不力、泛化簡單化等“濫問責”的問題，進一步增強了問責的政治性、精準性、實效性，讓問責在實踐中不會“跑偏”，真正成為黨員幹部履職盡責的“硬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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