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奇帆:疫情對全球製造業未來趨勢的影響—發展水平分工與垂直整合相結合的產業鏈集群

清明節期間,全球新冠肺炎確診患者已過 130 萬人,疫情帶來的全球各國封城、封國,阻斷人流物流,阻斷交通運輸(人類至今還沒有疫苗和特效藥,唯一的手段就是隔離),已經對全球經濟帶來了重創,其後果不僅可能全面超過 2008 年的金融危機,還有可能超過 1929 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

各國各地區的隔離阻斷,首當其衝的就是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帶來巨大沖擊,停工停產導致鏈上企業原有的產品訂單沒有了,即使未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貨也因為物流中斷等原因消失了。一些地區的企業即便有復工復產的能力,也會因為沒有訂單、沒有零部件供應而處在不得不停工的狀態。面對一片狼藉的全球產業鏈,即使是最忠實的大規模生產時代的“水平分工”專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全球化的水平分工在這次疫情中為何如此脆弱,什麼樣的製造業系統才能讓人類更好地抵禦新冠疫情這樣的全球化風險。

黃奇帆:疫情對全球製造業未來趨勢的影響—發展水平分工與垂直整合相結合的產業鏈集群

一、傳統水平分工的全球產業鏈體系抗風險能力弱,需要調整。

近三十年,全球化有兩個特點,一個是西方發達國家把產成品和半成品、零部件、原材料的加工製造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利用資本和技術獲取高額利潤,形成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產業分工;另一個是跨國公司按水平分工的理論把產業鏈中一些產成品和半成品的加工外包給全球加工質量好、效率高、成本低的企業,形成全球化的產業鏈分工。於是幾十個國家、幾百座城市、上千家企業可以共同生產一個產品,而跨國公司往往既不搞零部件、半成品製造,也不搞產成品的總裝。他們抓住價值鏈上游的研發設計,下游的銷售結款清算和售後服務,並通過控制生產性服務過程獲取高額利潤。這樣的水平分工產業鏈體系,以市場化方式促進了資源優化配置,實現了跨國公司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目的。

水平分工這一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弗裡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書中率先系統闡述的。這一理論體系影響了最近二十年世界製造業的發展,推動了全球產業鏈的水平分工。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產業鏈上各類企業不分國家和地區,根據自身優勢進行水平分工是十分合理的,有助於產品成本的降低。但是,實際上地球是圓的、世界不是始終那麼平的,產業鏈條環節過多、運輸距離過長,勢必會造成物流成本高、運輸時間長,從而增加整個產業鏈斷裂的風險。由於水平分工產業鏈的單純逐利,導致鏈上每個環節都已經利用各種信息技術把產業鏈的信息流、物流、資金流運轉到了極致,所有鏈上成員都沾沾自喜於平穩運行時期的水平分工全球產業鏈的高效率,卻很少考慮一旦發生全球性事件時這樣極致運行的產業鏈蘊含著的巨大風險。誠然,一個局部性事件並不會全面影響原有產業鏈的平衡,如果一個地域生產企業停滯,產業鏈會自動到全球其它地方尋求替代。但是,一旦遇上人類社會不可抗力的自然災害、社會動盪、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機,牽一髮而動全身,就會打破緊繃的全球水平分工產業鏈平衡,信息阻斷、物流停滯,讓原來不同地域協同生產的優勢瞬間轉變為劣勢,過大的物理距離把產業鏈分割得支離破碎,從而給全球製造業帶來災難性的倒退。

面對危機,我們應該從全球化發展的更合理的趨勢來反思全球製造業這種生態十分脆弱的產業鏈水平分工。我們當然不能因為疫情就去搞民粹主義、搞每個國家或地區狹隘的自我獨立、搞自主循環的封閉製造、搞逆全球化,這些都是愚蠢的行為。我們應該認識到世界不是風平浪靜的,全球性大範圍的產業鏈分佈是不安全、不科學的,如何既能實現產業鏈全球化水平分工,又能避免各種不可控因素帶來的產業鏈斷裂風險呢?最合理的方法就是讓這種產業分工能夠在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產業鏈集群。

二、產業鏈集群所帶來的產業垂直整合更有利於全球製造業的發展。

水平分工是大規模工業化生產製造時代的典型生產關係,是跨國公司主導的產業鏈利益最大化的產物。產業鏈集群是數字時代的垂直整合型生產關係,是在一定地域內的全球化水平分工,是提高全球產業鏈抗風險能力的產物。也就是說,產業鏈集群依然要發揮全球化水平分工的特點,而不是由一個企業大而全、小而全地搞整個產業鏈體系;也不是一個地區自力更生、肉爛在鍋裡,讓本地企業大包乾兒、做整個產業鏈。產業鏈集群還是要讓全球最優秀的企業分別來生產產業鏈上的零部件、半成品以及最後的產品集成總裝等,產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參與國企業分享,每個集群內的企業雖然在某一個地域幹活,但是利益是全球共享的。所以,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並不矛盾,而是邏輯合理的更深層次的全球化。產業鏈集群與傳統的水平分工的區別在於,產業鏈上的企業不再是廣泛分佈在地球每一個角落,而是要選擇合適的地區,在 1 小時到 3 小時車程半徑內(50 公里 - 200 公里半徑)形成整個上中下游 70% 以上的零部件、半成品的集群化生產基地。通過產業鏈集群最大限度降低運輸成本,縮短物流時間,提高物流調度效率,最大程度地避免各種自然災害、疫情災難的衝擊,通過集群化極大地強化了產業鏈的抗風險能力。

三、產業鏈集群的形成也是價值鏈重塑的過程,有利於全球產業鏈的數字化轉型。

產業鏈集群的形成過程中,還要注重產業整體價值鏈的重塑。所謂價值鏈包含了產業鏈製造系統的上游研發設計、品牌建設環節,和中游為製造業服務的生產性服務業,比如第三方物流、倉儲、產業互聯網、產業鏈金融等等,還包含了產業鏈下游的消費清算、售後服務等環節,是產業鏈中的所有價值增值環節的集成。這些價值增值體系原本可以遊離在世界各地,通過網絡鏈接。但一旦產業鏈集群基地形成,營商環境良好,能夠與當地產業鏈適配的價值鏈上的企業也會自然而然地集聚於此。

當一個製造業的產業鏈集群形成後,一些跨國公司為了節約時間和協同成本,就會將它的研發基地、零部件生產廠、整機裝配廠轉移到此處。如果該地區能夠降低關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這些跨國公司甚至還會將銷售清算企業也轉移到這裡來,其它服務貿易類、產業鏈金融類企業也會應運而來。產業鏈集群+價值鏈集群的雙重集群更能有力抗擊災害和其它不確定性。這種方法不僅適用於中國的產業調整,世界其它各國都可以因地制宜地採用。

產業鏈+價值鏈的集群,也為整個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奠定了基礎。產業鏈與價值鏈上的每一個成員都更容易利用數字技術改變生產模式、協同模式和服務模式,從而為整個產業創造新的價值空間。比如挖掘機市場在徐州附近聚集,也會帶來大量的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企業,他們與挖掘機產業鏈融合,就會改變挖掘機產業的盈利模型,創造該產業大量新商業模式,這就是集群之後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也能夠為人類帶來更多財富。

四、產業鏈集群所在地要由市場來配置,是企業的選擇而不是行政官員的意圖,應具備五個突出特點。

產業鏈集群會集聚在哪一個地區,不是地方政府的長官意願,而是根據市場需要,既要考慮“銷地產”、“產地銷”的要求,又要考慮交通物流條件、地區開放程度、人才配置條件等問題。

產業鏈集群的“產地銷”和“銷地產”是兩種不同的經濟邏輯。“產地銷”是以產業鏈集群地為核心,打造銷往全球各地的區域產業鏈產品。這類產業鏈產品往往具有輕小、附加值高、對物流運輸和距離不敏感等特點,可以在某一地點進行生產並出口全球,不用過多考慮運輸成本和時間成本,如集成電路、手機、電腦、軟件產品、文化產品等。“產地銷”的產品分發渠道主要是航空運輸,也包括數字網絡渠道。“銷地產”是指聚集的產業鏈集群生產的終端產品主要用於本地銷售,如汽車、挖掘機、推土機等重型產品。該類產業鏈聚集應該在計劃的銷售區域直接尋找一個合適的地點建立集群,從而大量減少物流運輸成本、本地創新成本、售後服務成本等。

能夠承載產業鏈集群的區域將來會有更大的發展潛力,是各個國家、各地政府應該重點考慮的方向。這樣的區域(城市)應具備五個突出特點:

1.交通運輸樞紐地;產業鏈集群需要便利的交通以降低物流成本、人員協同成本,所以完善的交通基礎設施是形成全球化產業鏈集群的基本條件。

2.勞動力和人才的配置;一個地區在教育上的投入會在將來決定這裡會形成什麼樣的產業鏈集群,百年樹人,勞動力和人才配置是一座城市競爭力的根本體現,需要行政負責人具有長遠眼光給予投入。

3.營商環境國際化、法制化、市場化;由於產業鏈聚集依然是國際化的水平分工,因此需要聚集地具備支撐國際企業入駐的營商環境。

4.社會環境以及生態環境良好;產業鏈集群發展的人文需要也非常重要,良好的生態環境和高素質的社會環境,更有助於吸引全球產業鏈資源的聚集。

5.擁有生產成本優勢:生產成本取決於勞動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創新成本、稅收成本等,一旦形成了產業鏈聚集,本地域的成本優勢會更明顯。在產業鏈聚集剛剛開始的時候,還是需要當地政府在各方面給予一定的優惠以降低成本。

具備這五個基本特徵的區域,需要系統地思考本地既有產業鏈的特點、周邊其它產業鏈聚集區的分佈等信息,從而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創造儘可能垂直整合的產業鏈、價值鏈。在中國,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等地域,已經基本具備了這五個基本特徵,可以圍繞國家的戰略新興產業大力佈局相關產業鏈集群。其它地區也要努力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以形成不同規模的產業鏈集群。

五、產業鏈集群的競爭歸根結底是營商環境的競爭,中國要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創造適合產業鏈集群發展的營商環境。

產業鏈集群的競爭不能是靠行政權力“強扭的瓜”,而是應該由跨國公司、龍頭企業和零部件企業自然選擇市場資源配置而形成的,政府應該為此做好開明的配套服務。市場是決定資源配置的根本因素,國家間和企業間的競爭就在於市場資源配置的有利條件。這一規律適用於全世界各個國家,也是世界產業發展的大趨勢。這次疫情對全球產業鏈造成的嚴重破壞,使大家發現了我們原本的全球化模式在太平時期沒能暴露出來的短板和薄弱環節,中國及世界各國都應該對“世界是平的”思想影響的全球產業化方式進行重新思考並做出調整。但是,重新調整並不意味著全盤否定,也不可以直接進行強硬調整,推行逆全球化,這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錯誤行為,正確的做法應該是辯證式地螺旋上升,而不是 180 度大轉彎。

所以在疫情穩定的地域,會率先開始產業鏈集群的競爭。產業鏈集群的競爭歸根結底是營商環境的競爭,從硬環境到軟環境,從基礎設施到人才隊伍,適應全球化產業鏈集群需要的營商環境的打造是對地方官員面向未來執政能力的考驗。中國是世界製造業大國,佔了全球製造業 30% 的份額,製造業也佔了中國 GDP 的 30%。我國擁有 41 個工業大類、207 個工業中類、666 個工業小類,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在產業鏈集群化的趨勢下,我們既面臨機會也面臨巨大的挑戰。

水平分工下的全球各國加工的產業鏈的基礎是低關稅;形成水平分工又能集群化紮根於一個地方為全球服務的產業鏈集群的前提,不僅僅是低關稅而且是零壁壘,是營商環境的國際化、法制化、市場化。所以只有更深度、高度、廣度的開放才能救世界、才能讓世界擺脫困境,才能讓世界共享新的利益。

為了更好形成產業鏈集群的營商環境競爭力,中國在宏觀政策上要進一步降低關稅,增加進口,推動進出口貿易平衡發展。要進一步擴大開放,放寬金融服務等領域准入條件,實現全方位、寬領域、多渠道開放。要進一步改善各級政府的服務能力,打造國際化、法制化、市場化的營商環境。進一步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等改革開放的高地,推動圍繞世界貿易組織(WTO)協定的改革,並與各國共同推動自由貿易區(FTA)的發展。

六、並不是所有產品類別都可搞產業鏈集群,要根據區域特點慎重規劃選擇。

產業鏈集群是垂直整合的國際化水平分工,事實上,並不是每一種產品都需要建立產業鏈集群。比如,一般意義上的生活用品雖然也都有自己的產業鏈,但是產業鏈的分佈大都較為分散;有的產品甚至只在某些固定地區存在,並沒有必要形成產業鏈。

對那些物流鏈、產業鏈較短的大部分低端產品,每個相關生產企業的市場覆蓋面較小,可以按照全球化市場需求的自然分佈,佈局的自由度很高。對這種產業的競爭,政府只要做到低稅收、貿易自由化即可,不一定要建設專門的產業鏈集群。

但對於國家戰略性新興製造業或國家支柱產業等重點產業,必須形成從研發、設計到物流、金融等產業配套的全產業鏈集群,從而大大提高這些產業的抗風險能力。同時由於產業鏈集群市場規模巨大,增加了其在全球產業生態中的話語權,從而用市場規模來有效避免關鍵技術被卡脖子所可能帶來的經營風險。

此外,大量的傳統制造業面臨著數字化轉型升級的機會,這也意味著原有的產業鏈、價值鏈需要重塑,有可能形成新的產業鏈集群。只要這樣的集群價值空間足夠大,一個區域都可以考慮選擇在這一方向上佈局。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來越大。2020 年 3 月 29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寧波舟山港穿山港區考察時強調,寧波舟山港率先恢復生產,對推動我國企業復工復產、恢復物流體系、恢復全球產業鏈具有重要意義。要未雨綢繆,關注境外疫情形勢,在堅持不懈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時,積極應對和化解各國為抗擊疫情采取的各項限制性措施對貨物航運帶來的影響,促進我國出口貨物出得去、進口貨物進得來。總書記的這一論述就是對建設全球一體化的產業鏈集群的具體指示。

上述的六點討論,是對過去三十年製造業產業鏈國際化進程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反思,是全球各國的跨國公司都值得重視的趨勢。這種反思調整,絕不是逆全球化,絕不是民粹主義的自我封閉或者自力更生,而是繼續高舉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發揮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國各企業之間的分工配置,形成既發揮水平分工的合理內涵,又發揮垂直整合的三低一高(低運費、低運時、低風險、高效率)的區域優勢,既發揮 WTO 和 FTA 關於投資和貿易自由化的要求,又要求全球的產業鏈集群所在國營商環境國際化、法制化、市場化。最終,產業鏈集群基地的形成將是跨國公司和產業鏈企業自主的選擇,是市場化的結果,而不是一個國家行政管制的結果。

人類全球化的方向不會變,資源優化配置有利於各國發展的內涵不會變。因為疫情的隔離阻斷、因為冷戰或貿易戰的對立,妄言全球化結束是短視的,全球化本身是螺旋式發展的,是在遇到問題、解決問題中前進的。凡是能在歷史的螺旋發展中、解決產業更迭問題中擔當責任的大國一定是順應世界潮流的偉大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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