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2日 星期三 晴
封城第四十篇日記。小小的自誇一下：還是頗有自豪感。不過實事求是的講，這要拜西方難以置信、層出不窮、令人震驚的豐富現實所賜。
今天繼法國、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之後，德國總理默克爾經過幾天的延遲，也終於加進西方的“問責”團隊，公開表示“中國政府應該透明地公開新冠病毒的起源和初期擴散。只有這樣，全世界才能吸取教訓，情況才會好轉。”
此前默克爾曾表示，德方感謝中方提供的及時和寶貴幫助。圖片來源：Pixabay
至此，面對中國戰勝疫情、自己表現混亂失敗引發的政治危機，西方打出了所有的三張牌：不怕出問題的制度、以話語權和引導議題的能力為核心的媒體戰、盟友牌。
西方在中國爭取了一個多月的寶貴時間後，竟然無法避免疫情的爆發，而且什麼都沒有準備：口罩、醫療物資、檢測試劑、藥品。瑞典乾脆放棄檢測，英國不僅鼓勵繼續跑馬拉松還發明出群體免疫，美國政府幹脆連數據都不公佈了，政治人物則多次表示要犧牲老人換取經濟發展，英國和德國對老人不檢測、死亡也不統計。法國疫情爆發後仍然在3月15日號召數千萬人去投票，然後16號就完全大轉彎宣佈封城封國。
就是這樣的表現，這個體制也絲毫沒有被撼動，令人稱奇，堪稱政治學史上的奇觀。
雖然西方表現差，但媒體戰卻打的有聲有色，碾壓中國。隱瞞真相、沒有言論自由、產品質量、借援助搞地緣政治擴張、病毒發源地，一個議題接一個議題的輪番炒作。
不僅如此，美國《財富雜誌》還搞出一個全球25大抗疫領袖排名。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國入圍的三個人都是非官方人士：一位殉職的醫生、兩位商人。而美國政府雖然表現這麼差，但3名州長和3名市長以集體名義上榜，甚至一位前州長排名第二；另外一名官員則是美國負責抗疫的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
這個排名延續了西方只能肯定中國人民，絕不能肯定中國政府的邏輯和套路。
唯一上榜的政府首腦是德國首相默克爾，理由是她制定了嚴格的社交距離措施，並以身作則，在醫生確診新冠肺炎後，進行自我隔離。“嚴格的社交距離措施”可是中國的發明啊。難道《財富》雜誌忘記了德國扣押意大利、瑞士的口罩了嗎？難道忘記了德國是歐洲最早禁止醫療物資出口的國家嗎？這就是德國對全球的貢獻啊。
試問，這上榜的人有一個能比得上第一個確認病毒人傳人特性的鐘南山，和第一個提出封城建議並被全球採納的李蘭娟兩位院士嗎？
但西方就是有能力搞出這樣的排名。
除了美國，倫敦的智庫“深度認知”（Deep Knowledge Group）也搞出一個“安全國家”排名，以色列第一，德國名列第二，第一個戰勝疫情的中國竟然排名第五。排在中國前面的國家還有韓國、澳大利亞。別忘了，韓國可是中國的好學生啊。
倫敦智庫“深度認知”（Deep Knowledge Group）的“安全國家”排名，圖片來源：網站截圖
疫情爆發後，連口罩都短缺、直到現在民眾都不能戴上口罩的德國安全竟然排名第二，遠超中國。請問，現在如果讓全球民眾在德國和中國進行選擇，他們會願意去哪一個國家呢？
西方如此荒唐，但卻能如此的設置議題，引導議題，令人歎服。
這兩個排名還漏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朝鮮。朝鮮在2003年的非典和今年的新冠病毒疫情中表現都非常出色，簡直是創造了奇蹟：都是零輸入零感染。表現這樣優越的國家為什麼把它漏掉了呢？既然可以有韓國為什麼不能有朝鮮呢？
當然，你可以說，朝鮮是一個不自由的國家，不開放的國家。可這是評選疫情下的安全國家指標，不是評選是不是自由是不是開放，就應該回到指標本身。朝鮮的表現是當之無愧的，但誰都明白西方為什麼無視朝鮮。
西方的第三張牌就是盟友牌，而且都還是很有分量的盟友。這一次是英法德美澳五國聯手。應該說盟友牌是中國的一個弱項，中國到現在也確實沒有西方這麼大規模的、有份量的盟友圈，中國還需要時間。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為什麼現在這個時候組成對中國“問責”聯盟，有這麼幾個原因：
第一，現在整個歐美疫情處於平臺期，高峰期已經過去了，這時候它們認為下一步就會面臨民眾和反對黨的質疑和指責。肯定會問為什麼有前面中國這個榜樣，為什麼有中國爭取的一個多月的時間，西方還沒能夠避免疫情的爆發，也沒有做好任何準備，連口罩醫療物資都短缺？這是它們無法迴避的，因此為了避免被質疑被問責，所以它們需要甩鍋中國，也是為了繼續連任。《紐約時報》19日分析說：“美國共和黨認為除了強烈提出中國責任論外，無法避免輿論的矛頭，特朗普的競選團隊也批准了這一戰略。”
第二個原因就是到了平臺期之後，西方感到自己的醫療資源可以承受疫情了。對中國的依賴就降低了，這個時候它們也就敢批評中國了，敢對中國說三道四了。
第三個原因，遏制中國因為戰勝新冠疫情、同時西方表現得非常糟糕所帶來的軟硬實力的崛起，西方國家之間是有共識的，這是它們的共同利益，因為只有這樣遏制中國才能夠維持住它們體制的合法性。
所以說這三個原因使得現在西方國家在疫情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開始聯手針對中國。
雖然西方有這三張佔有優勢的牌，但是中國並不需要擔心，因為我們有自己的絕招，那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雖然短期看這三張牌讓中國沒有辦法取得和自己做的成就相對應的話語優勢，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不斷地解決問題，而西方不斷地被問題所挫敗，最終它們就會喪失這三張牌的優勢。因為歸根結底衡量一切的還是一個國家、一個制度解決問題的能力。
當然，中國媒體、智庫和學者也要反思，何以中國故事這麼好卻講不出去，西方故事這麼差我們卻無力去講？
這次疫情，中國一個很大的收穫就是對西方國家的本性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認識。其實西方國家不僅對中國這樣子，不妨想想：美國是怎麼對待歐洲盟國的？德國是怎麼對待盟國意大利的？包括對瑞士？疫情下它們互相之間是怎麼對待？它們之間尚且如此，對中國則更不可能手軟。我們再想想，英國法國德國對老年人不管不問：不檢測，不治療，死亡也不統計，對本國的人民尚且如此，更何況對其他國家呢？
昨天的日記發表以後，有一位學者在微信裡質疑說中國官員能力很強，那貪官汙吏你怎麼看啊？
首先，貪汙腐敗與官員的能力不是同一個問題。腐敗和經濟發展水平、法治程度、道德水平密切相關。由於腐敗涉及到制度問題，是西方一直用來攻擊中國政治制度的一個藉口，因此我對腐敗問題有比較長時期的研究。在這裡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據透明國際的排名，中國周邊國家如俄羅斯、蒙古、印度、菲律賓、印尼、泰國、烏克蘭等國的腐敗程度均超過中國，但令人感到“驚奇”的是，只有中國發起了大規模的反腐敗行動。這種鮮明的對比，體現的自然是中國製度模式的優勢。
中國正在加強海外追逃的力度。圖為中紀委官網的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專欄。圖片來源：中新社
大量事實證明，腐敗的產生主要與經濟發展階段有關。從歷史上看，西方各國在工業化時期都出現過大規模的腐敗。僅以美國為例，十九世紀下半葉經濟起飛時期的美國也被稱為“盜竊橫行的時代”，政治體制被唯利是圖的企業主和政客所把持。參選各方都需要進行賄賂、舞弊，甚至依賴街頭惡棍威脅選民。政治人物勝選後，立即給予回報。甚至總統的名字也可以借給商人為公司起名，進而用作商業詐騙。
這種共同的歷史現象並不難理解，轉型期缺乏規則，工業化帶來的巨大財富也給腐敗創造了條件。但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腐敗的成本增加，同時再加上法律的完善，腐敗終於被控制到一個社會可以接受的程度——沒有哪個國家可以令腐敗絕跡。
從現實來看，許多西式民主國家也都是存在嚴重腐敗的國家，甚至有些國家腐敗程度遠遠超過中國。這一點可從德國透明國際每年發佈的全球廉潔排名中得到驗證。
一些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以華人為主體的國家和地區，都在經濟現代化的基礎之上，成為全球最廉潔的範例，比如新加坡和香港。
新加坡自建國以來就是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在創造經濟奇蹟的同時，也創造了華人社會的廉潔奇蹟：全球排名第五，亞洲排名第一，遠超英法德美日意等所謂西方發達國家。
目前，香港也是亞洲最廉潔的地區。比較奇特的是，在綜合條件相似、具有可比性的亞洲四小龍中，沒有完全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新加坡和香港，廉潔程度卻遠遠超過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韓國和臺灣。
這裡特別要說一說臺灣。在蔣經國時代，臺灣是非常廉潔的。反而是民主化之後，臺灣的腐敗迅速惡化。從李登輝開始搞黑金，到陳水扁家族親信塌方式腐敗，馬英九雖然個人很廉潔，但其親信官員的腐敗卻屢屢發生。那麼，何以蔣經國強人政治時期可以做到廉潔，到了民主化時代反而惡化了呢？
對中國而言，出現腐敗，只不過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發展規律的再現。而與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情況下，則有新加坡和香港這樣成功治理腐敗的範例。
當然，這不是說中國的反腐敗可以輕而易舉，相反由於文化和規模的原因，中國的腐敗更為複雜，治理難度更高。
看一下德國透明國際的排名，就會發現，在富裕國家（地區）中，國家（地區）規模越小，清廉度越高。比如排名前十五位的丹麥、芬蘭、新西蘭、瑞典、新加坡、瑞士、澳大利亞、挪威、加拿大、荷蘭、冰島、盧森堡、德國、香港、巴巴多斯。這些國家（地區）人口要麼只有幾萬、幾十萬、幾百萬，過千萬的只有德國和加拿大。
這說明了一個規律，就是規模越大，治理腐敗的成本和難度越高。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而且還處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所以中國出現大量的腐敗，並不令人意外。儘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透明國際”排名中是最廉潔的國家之一，僅次於巴西，由此也可看出中國反腐敗的有效性和打擊的力度。
文化上的原因則要歸於人情社會。人情社會不僅加深了腐敗的程度，而且增加了反腐敗的難度，許多貪官在自述中都提到迫於人情而不得不受賄的心態。關於這一點，如果觀察一下臺灣這個號稱唯一一個華人民主社會的地方，或許會有更清楚的認識。根據西方的理論，賄選一般都發生在貧窮國家或地區。但臺灣卻是一個例外：即使臺灣早已是發達經濟體，但賄選卻仍然十分普遍和嚴重。這裡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情社會這一文化因素。
發展階段、超大規模以及人情社會，加大了中國的腐敗程度和治理的難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最終能夠有效治理腐敗，確實是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
中國確實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國家。不僅未來中國的反腐敗會挑戰西方的論斷，就是今天中國的反腐敗，也在挑戰西方的理論。西方學者一向認為，腐敗會扭曲市場信號，錯置資源和損害公平，必然導致經濟增長的停滯。30多年來，中國雖然腐敗一度很嚴重，但經濟增長速度卻一直很高。以至於美國學者魏德安寫了本專著《雙重悖論》，來解讀中國特殊的現象。他的結論也很有趣，中國的腐敗屬於發展性腐敗，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腐敗日益商業化，這都對經濟增長產生了刺激作用。而有些國家則是掠奪性腐敗，蠶食了國民經濟。不過魏德安的另一個結論也很重要：由於中國政府的反腐敗措施已發揮一定效力，使腐敗得以控制而不至於對經濟造成毀滅性的破壞。
那麼，中共究竟憑藉什麼來有效地遏制腐敗呢？
首要的自然是經濟發展。中國今天人均GDP已經達到1萬美元，這標誌著中國跨越了中上發展水平國家的門檻。這是中國成功遏制腐敗的物質基礎。
經濟發展有助於遏制腐敗，我可以舉一個生活中的例子，曾經有一個朋友違章停車，結果他被貼條了，按照他以前的做法就是找朋友找熟人，就把車就領出來了，罰款也不用交，這就是腐敗嘛。但是後來他一想如果找關係，請客送禮花的錢都會超過罰款，那還不如就把這個錢交上了，這就是經濟發展可以遏制腐敗的例子，就是說它提高了腐敗的成本。
其次，中共是一個繼承中國政治優良傳統的政黨。中國政治傳統從精神和價值上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之生民非為君，天之生君以為民”的人民優先論和民本論。與“民本”相緊密聯繫的則是“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再加上民本的政治傳統，所以使中共有剷除腐敗的自覺和道德壓力。
美國學者福山在其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對比過中國和俄羅斯政治的不同：“與中國不同的是，俄羅斯最高精英沒有對國民負責的類似道德感。在中國，政治等級越高，政府質量越有改進。但在俄羅斯，它卻變得越糟。當代精英願意借用民族主義，使自己權力合法化，但到最後，好像仍在為己著想”。可謂一語道破中國政治傳統的本質。
當然，在網絡、智能手機和經濟全球化時代，這種壓力除了傳統和道德，也和國內外可以有效監督中共息息相關。
再次，中共有自己獨特的反腐敗體制——紀委。雖然按西方的標準看，紀委的角色作用超越司法部門，但從另一個角度則是紀委加司法部門聯手打擊腐敗。這完全取決於從什麼立場來解讀。當然，最根本的還是結果，只要最終中國有效地遏制腐敗，這套獨特的體制就會被全球所認可，並出現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
最後自然是完善法治。在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依法治國首度成為中共全會的主題。2015年，“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成為中共的理論創新，其中有兩個全面都和反腐敗直接有關：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中共領導人談到反腐敗，都強調以治標贏得制度建立這一治本的時間，實現從不敢腐到不能腐的轉變。
事實也證明了，經過十八大以來的大規模反腐敗，中國的廉潔指數已經明顯上升。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中國的幹部隊伍會越來越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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