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光輝，發之於對“愛”的充實。愛的充實全靠力行不輟的實踐。 因為離開了力行，便沒有人生的創造；離開了實踐，便是隻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實踐要一步一腳印，踏踏實實地去做，力行要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為大於微，行難於易，所謂“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也就是說要有目標、有起點、有決心、有恆心、有毅力地做下去。這種發光、發熱而且是源源不斷“力行”的起點，其實就是“自愛”。
“自愛”是愛人的起點。所謂“仁者愛人”，只有具備了高度“仁”心的人，他才能做到自愛，也才能發揮其“能仁”之心去愛別人。如果連自愛都做不到，那就不可能會去做到“泛愛眾”，那一定是一個自暴自棄的人，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
生命的光輝，發之於無窮無盡的“泛愛”之心。而“泛愛”則發自於“自愛”，“自愛”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源”。
一個人要做到真正的“自愛”，基本上必須具備下列的美德：
（1）要負責 要知恥
作為一個有愛心、有熱情、有抱負、有偉大志氣的人，首先應該要求自己對家庭、對下一代、對社會、對同胞、對眾生，有“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及擔當，勇敢而堅決地把這個責任和義務肩負起來，然後策定力行的目標，決定實踐的程序（這在修菩薩行的人來說，便是願力的實踐）。有了目標、決心且踐履篤行，才能使自己的人生步入有實際貢獻、內涵充實而不空虛的旅程，散發出熱與力的燦爛光輝，把內心之“愛”施澤滋潤給一切有緣的人及眾生（這在修行人來說，叫累積功德）。“知恥”，就是具有自我警惕的意識。能知恥的人，決不會使自己的人格沾染到些許的汙點，也必定肯負責、能進取，在“義”與“利”之間知所抉擇，對於不榮譽、不道德的事，對有悖良知、於心不安的事，絕對不去做，甚至連想都不去想。能負責及知恥，便是自愛、愛人的起點。
（2）要發揮孝、慈的天性
“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人的孝順行為是與生俱來的。《二十四孝》書中的故事，過去家喻戶曉，今人都已經淡忘了。但是現今如有對其父母特別孝順的人，鄉親鄰里之間仍是樂於傳頌和讚揚，媒體也樂於報導。只是今日的孝子很稀有，甚至把“孝子”這兩個字的含意顛倒過來，成為“父母對兒子的孝順”——孝順其子的“孝子”，真是不倫不類。
中國歷史上記載，最早的孝子是虞舜。
虞舜是瞽瞍的兒子，母親早亡。瞽瞍又娶，生了個兒子名字叫象。繼母不慈，瞽瞍不仁，加上弟象的霸道，虞舜所受的凌辱及虐待，實非常人所堪忍受。但是舜有純孝的天性，他始終是“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沒有絲毫不滿的心意和行為。雖然弟象想盡方法要害死他，但是他也沒有恨弟象之心，仍然真摯地對待這個同父異母的兄弟，仍然流露著“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的手足之情。
堯帝敬重舜的品格，喜愛舜的為人，堯帝把兩個美麗的女兒嫁給舜，又派了九個兒子去侍奉舜，同時送給舜很多的財富，但是這些寵愛並未讓舜解除內心的深憂。後來堯帝把帝位讓給舜，使舜尊為天子，富有四海，同樣地沒有辦法除去他心內的隱痛——在舜的崇高純孝天性中，只有獲得父母衷心的喜愛，才是人生最大的滿足。
由於舜 的孝心精誠，終於把瞽瞍感動成為慈父，弟象也變成了一個恭順的弟弟。
最深厚的情感是天倫的摯愛，最偉大的勇氣也是發之於“愛”心。在中國有“楊香打虎救父”的故事，無獨有偶，在緬甸也曾有過類似的事情：
據報載：緬甸有個十三歲的女孩，名叫海慕兒，和她父親到森林裡去砍柴。當她父親正在砍柴時，突然竄出一隻大花豹，猛撲海慕兒的父親，千鈞一髮之際，海慕兒掄起手中的砍柴斧頭，向花豹的腰背上砍去，大花豹受到突如其來的一擊，負痛逃走！她的父親也幸而保住了性命。事後，有人問海慕兒：“你哪來的那股勇氣？”她說：“平常我聽到別人談起虎、豹，都害怕得要死！但當時我只是急著要救我父親，別的我什麼都不管了！”
在孝慈的天性中，潛存著強大的力量，熾然的愛心會產生無比的勇氣。不只是人，試看一隻老母雞，平時膽小，見到一點兒危險就跑就躲，但當它孵出了小雞以後，它竟敢和最兇猛的老鷹迎戰！誰要是去抓它的小雞，它也毫不客氣地用翅膀、利爪、尖嘴，再加上驚叫來護衛小雞，瞧它那股兇狠的樣子，誰還敢靠近它？
孝，是做子女的對生養自己的父母，要知恩感恩的順從；慈，是做父母的對自己生養的兒女的愛護。這種天倫之愛是自然的，是祖宗血肉的遞傳。把孝、慈的精神推廣發揚，便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人類的生命能夠綿延不斷、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以至於無窮，孝、慈天性的“愛”心，便是與天地共存共榮的生機。
這裡，再記述一則感人的事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一艘挪威的郵輪在太平洋中一個珊瑚礁附近，被日軍潛水艇上的魚雷擊中。當郵輪開始沉沒時，船長髮出求救的信號，同時下令放下救生艇，把婦孺老弱送上突出海面的珊瑚礁上。
在風浪中，僅有二十幾個人登上礁嶼，礁嶼的面積非常小，上面沒有任何可吃的食物。
一天、兩天過去了，救護的船隻渺無蹤影。到了第五天，有些忍受不了飢渴的人投海而死。
到了第九天，救護的船艦開來了，但礁嶼上除了十幾具屍體之外，卻發現一個六七個月大的孩子還奇蹟似地活著。當救生員仔細地察看時，赫然發現一個少婦的胸口破了一個血洞，原來這個孩子是因為吸吮他媽媽胸口的血液而存活下來的。那個具有至高無上天性母愛的少婦，手中仍緊緊抓握著一塊帶血的尖石。
母愛的偉大，延續了唯一倖存的孩子，也
說明了這個宇宙、這個世界一切欣欣向榮、生生不息的生命，皆以“愛”心為“生”之源頭。如果沒有了“愛”，這個宇宙、這個世界一定是一團黑暗。
（3）要具備和發揚忠、誠的美德
“忠”是一切道德的中心，“忠”也是完美人格的骨幹。人人所熟知的“忠肝義膽”、“赤膽忠心”、“忠心不二”、“忠於職守”……等，都是指一個人具有高尚的情操和人天敬仰的行為。 歷史上的關雲長、岳飛、文天祥……等，都是這樣典型“忠心”的人。
忠心耿耿，大則治國、平天下，天下為公，廓然無私；小則對上司、對事業、對朋友、對妻子（丈夫），都不可以不忠。歷來不忠的人，無論古今中外，都為人所不齒，臭名遠播。不忠的人，他沒有中心思想，朝秦暮楚，敗德亂行。他對朋友不忠，不惜出賣朋友；對自己不忠，可以說話不算數，做事不負責任；對妻子（丈夫）不忠，金屋藏嬌（紅杏出牆），敗德亂行的結果，摧毀了家庭的幸福，自己也狼狽不堪。可見“忠”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女子）所不可缺少的骨氣，“忠”是構成、健全完美人格所必需的條件。只有忠心不二的堅貞志節，才是成大事、立大業的基礎。
“忠”也是從“愛”心流露出來的高貴品質，它純潔而堅貞，具備著鋼鐵般的意志和毅力，所以從它散發出來的一言一行，可以傳之萬古千秋，與日月同光。
大禹治水的故事，每個小學生都讀過。
禹的父親治水失敗，虞舜便命令禹繼承其父志，繼續治理水患。禹剛結婚不過三個多月，便別妻離家，為救同胞百姓的生命而奉獻自己去了。
治理水患是個大工程，他研究父親失敗的原因，而改用“疏導法”。他每天與洪水搏鬥，即使在狂風暴雨之中，也不停止工作；衣服破了，帽子破了，鞋子的底磨穿了，腿上的汗毛磨光了，手掌也磨得粗厚而裂開了，真是披星戴月、手胼足胝地硬幹、苦幹、實幹，除了認真致力於治水的工作之外，一切都毫不在意。十二年中，三次經過自己的家門，他都不曾進去看一下妻兒。這種把小（私）愛擴展為大愛、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精神，終於使他弭平了水患，完成了使命及任務，給同胞百姓帶來了安居樂業的幸福生活。
漢朝末年的諸葛亮，他常以管仲自況（自我期許），他的學識、才幹在當代無與倫比，無人能比。後人對他的崇敬，並非因他會神機妙算，而是讀了他那字字血淚、句句赤忱的前、後《出師表》。那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真摯情意，不是“愛”的高尚情操之流露，又會是什麼呢？
仔細品味“忠”與“愛”、“忠”與“仁”、“忠”與“誠”、“忠”與“恕”……這一切的美德，都好像是一種“至大至剛、充塞宇宙、無名可名”的別名。把這種“無名可名，名為自性（至性）”的大“愛”發揮到至高的心境的人，是
文天祥。
文天祥是宋朝末年的丞相，他毀家救國，起兵抗元，屢挫屢起，屢敗屢戰，力竭被執。元世祖愛他是個人才，許他以宰相的高位，他不屑一顧。被囚三年，受盡威逼利誘，不惟不屈、不動、不搖其“求死”的決心，而且完成了萬世不朽的傑作——《正氣歌》，真是“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臨刑時，他態度從容，神采煥發。就義前，他泰然自若地對一旁慨嘆飲泣的人群說：“我能盡到的力量，都已竭盡了，人生的責任，也只能到此為止。”
死後，在其衣帶上發現他在生前寫著：“孔曰成仁，孟雲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這種海枯石爛而忠貞不移的大“愛”心，真是“浩然正氣”，“鬼神泣壯烈”！
說到“誠”，更是每個人不可缺少的德性和素養。
《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誠，是一個人沒有絲毫虛妄的真情，此情即是原本廓然大公無私的仁愛之心。“秉此無私、仁愛之誠心，則天下無不可成之事，無不可化之人”，因為至誠可以格物，可以感動天地，可以感化異類。佛法中有“道高龍虎伏，德高鬼神欽”的事蹟，都是一念的仁愛之“誠”所感召的。 《中庸》又說：“不誠無物”，一個人如果言行詭異、自欺欺人，他還會有什麼呢？很多的小孩子都讀過“狼來了！狼來了！”的騙人故事，那麼簡單、明白的說喻，正是告訴我們“不誠無物”。做人不誠實是不行的，一個虛假不實的人，最終受害的是他自己。聰明雖好，不如有點智慧。世間智慧雖高，不如具有“無師智”、“自然智”的“般若智”，因為智慧越高，越接近大公無私的“仁愛”本心。
《中庸》又說：“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是一個人由內向外地表達他個人最高的知、情、意(至真、至美、至善)，也是由小而大地成就其偉業的基礎。所以《中庸》接著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可以與天地參”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自他不二，物我一如”。到那時候，這個人的一舉一動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他的存活不是在為他自己，而是為了濟渡眾生，而且他在“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至真感通之下，成了先知先覺，也就是說“至誠可以前知”，事實還沒有發生，他就早已看到了、知道了。他能夠將“悲天憫人”的“仁愛”心腸，化成最有效的、實際的行動，做他該做的，這種人就是人中的佛陀、菩薩。
（4）力行仁愛、信義、和平的美德
中國歷史上有一位墨子，他是一個行俠仗義、崇尚和平、捨己救人的“仁愛”力行者。
墨子的一生倡行“兼愛”，到處濟弱扶傾，幫助弱小，抵抗強權。他既不要名，也不要利，只要是對人、對大眾有益，不論遠近、不論狂風驟雨，鞋子磨穿了，腳底磨破了，都在所不惜，抱著救人如救火的仁愛心腸，跑去為對方排難解紛。當問題解決之後，便揚長而去！
有一次，強大的楚國，請來一名工程師公輸般打造雲梯，準備吞滅弱鄰宋國。這個消息給正在魯國講學的墨子知道了，他為了阻止楚國攻打宋國，一連趕路走了十天十夜才到達楚國，他的鞋子磨穿了，便用布包住腳，到楚國時，腳底都磨破了。
他求見楚王，奉勸楚王打消滅宋的計劃，楚王不肯，於是他告訴楚王說：“我已準備好了幫助宋國守城，你一定要攻，那是徒勞無功的。”
楚王不信，叫他和公輸般當面推演攻防的戰術。
演習的結果，“攻”的方法已用盡，“防”的手段還沒有用完，搞得公輸般窮於應付，下不了臺。
楚王對墨子說：“我還有最後一著，準贏不輸，只是不告訴你。”墨子說：“你無非是想殺了我，以斷絕宋國的助力，我告訴你：我的學生三百人，由滑禽等人領導，早就在宋國準備好了，你即使殺了我，依然攻不下宋城！”
憑著墨子的“愛”心，終於使楚王取消了攻打
宋國的計劃。中國人做人，不僅只是從做人做起，而且是遵循“天命之道”——也即是“上天有好生之德”，仰觀俯察，結合天心，而化育萬象，得到大慈、至仁、兼愛的本心，掃除人慾偏私別異的謬見，浩然正行，成為博厚高明的聖哲人士。所以中國的大人物，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同其光”。
墨子發明兼愛之旨以言“仁義”，其“愛”的旨趣和儒家是相同的。他在“法儀篇”裡說：“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與儒家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墨子的思想，有些地方比儒家更活靈活現，例如“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天，就是“自然”，“自然”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行為，是非常美好的現象。他又說：“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從這些話就可看出， 墨子的思想與儒家的“仁者愛人”、耶教的“神愛世人”相同。人與人之間應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進而“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那麼這個世界就到處充滿了“愛”，那是多麼美好呀？反之，如果“相惡、相賊”，原可成為“天國”的地方就會變成了“地獄”！那豈是生為“萬物之靈”的人們所向往的嗎？
美國的巨人林肯，從小就有“仁愛”的心腸，他一生最了不起的成就是“解放黑人”。那時黑人被稱為“黑奴”，同樣是人，情感理智全同，只是皮膚顏色不同，就把他們當作奴隸，當作牛馬，而不把他們當人看待，這太不仁道了。所以，林肯從小看在眼裡，起念在心底——有朝一日，只要他有力量，就一定要把黑人同胞“解放”。
後來，林肯做了聯邦的眾議員，於是就開始了他“解放黑奴”的奮鬥。當時在“眾人諾諾，一人諤諤”的懸殊對比之下，可以想見他所遭受的打擊和挫折有多大，但是他的決心和意志卻從未動搖過。
一八六一年三月四日，他宣誓就任美國大總統，四月十二日南北戰爭就爆發了。一八六二年七月他促請國會通過一項法律：“允許各處逃過來的黑人參加北軍，並使他們的家屬享有平等、自由的權利。”
對於解放黑人，林肯原先是採取溫和漸進的政策，希望黑人能夠逐漸獲得自由，而由政府來彌補蓄奴者的損失，但是南方的政府對
林肯的這項建議不肯接受。於是，林肯便自己擬定了一篇解放黑人的文告以示決心。一八六二年九月，北軍在安坦慕贏得了一次決定性的勝利，於是林肯毅然宣佈了他那歷史性的文告，四百萬的黑奴在巨人林肯偉大的“仁愛”心腸同情之下，從一八六三年的元旦起，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當林肯在文告上簽字的時候，他說：“如果我的名字可以寫上歷史的話，就是由於這一行動，我的全部精神都已貫注在這件事情之中。”
林肯臨死前的當天晚上，他在處理最後的一件公文時，依然充滿著“仁愛”的“惻隱之心”。這件公文是一份特赦令——他赦免了一個逃兵的死刑，他在簽署時說：“我想這孩子活在這個世上，總比把他埋在地下，對我們要有益一些！”
林肯雖然死了，但是他那偉大的“愛”心，將永遠活在世人的心裡。人類只有在“愛”心的交相輝映下，才能“和平”相處；一旦沒有了“愛”心，人們將失去自由和光明。沒有“愛”心的世界，一定是黑暗的，是悲慘的！
講“仁愛”，其實也包括了“信義”及“和平”於其中。“仁愛”是目的，“信義”便是方法及手段，“和平”則是目的及手段的實現。
不論是任何人，如果他自己沒有“信”心，對別人不能“信”任，而別人也無法相“信”他時，那這個人活著還不如死了的好。試想，一個人如果沒有自“信”，必定是六神無主；心無所主，能成就個什麼呢？如果再加上失信於人，別人都不和他往來，他自己還能做些什麼事？由此可見，“信”對一個人是多麼的重要了。
“信”者，不疑。當我們的大前提、大目標決定了之後，把信心貫注進去，便會產生決心和毅力，同時也會恆常不斷地努力，直抵於事情的成功。如果沒有“信”心的貫注，便會“半途而廢”、“功虧一簣”，甚至弄得“亂七八糟”。
因此，不論是大、小領導，販夫走卒，“民無信不立”。如果誰缺乏了“信”的德行，簡直無法立足於人群之中、天地之間。說得更清楚、更明白一些，失去“信”這個內涵的人，是活不下去的。
“義”字，也通“忠、孝、仁、愛、信”的實質和內容，也是“愛”心的發揮及發揚。義者，宜也。“宜”是應當、應該的意思；不義便是不應該、不應當。如果人人都能辨別清楚“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該做的事，雖赴湯蹈火、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反之，不該做的事，絕對不做，斷然不為；那麼就會像漢末的關羽，“財帛不足以動其心，爵祿不能夠移其志”，“赤面秉赤心，騎赤兔追風，馳驅時無忘赤帝；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處不愧青天。”這種大義凜然的人，怎麼會不成為人世間的“超人”呢？
學佛的人都知道，“一心十法界”——佛、菩薩、闢支、羅漢、諸天、人、修羅、畜牲、餓鬼、地獄。既然人人皆有佛性，生命原本全同，為什麼會造成不同的外形呢？說穿了，道明瞭，這其中的關鍵也只是一個“義”字，是“該做、不該做”的思想、言語和行為造成的。該做的做了，就成佛作菩薩了；不該做的做了，那就輾轉下墮去作畜牲、當餓鬼、下地獄去了！
儒家似乎也把人分為“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的等級。同樣是人，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差別？關鍵就在於“義”與“不義”而已！“人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若是不自知、不自覺，自甘墮落，那麼人的等級區分，的確像萬人“馬拉松”式的賽跑了！
在臺北市有忠孝路、仁愛路、信義路、和平路，其他的都市也大都有這樣的名稱，真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每天那麼多人行走在這些路上，如能稍稍留意一下，名實相符地提醒自己的一言一行，如果能夠知道、說到、做到，那絕對會“心淨土淨”。“社會國家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那就如六祖惠能大師的看法——不必唸佛求生極樂世界了，人間佛土、淨土，當下就是。
——耕雲導師《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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