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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健康”成為關鍵詞，官方媒體、商業媒體以及自媒體不約而同製播戰“疫”Vlog，反映疫情期間人們生活狀態和醫療場面，促進了信息的及時公開，也推動了全民戰“疫”的進程。在傳播更為去中心化、信息碎片化加劇的當今社會，健康傳播的主體、路徑和呈現都不同於以往，這在此次疫情中體現得極為明顯。不難看到，戰“疫”Vlog已是網民注意力所在，而其中的Vlog形式更受青睞。在央視、B站和微博湧現出《武漢：我的戰“疫”日記》《武漢日記2020》等Vlog紀錄作品，將移動微視頻與電視紀錄片巧妙融合，用鏡頭語言即興記錄“真實現場”的真實反應。
一、社會個體參與疫情信息碎片化展演
醫療健康紀錄作品往往以醫療紀錄片居多，《生門》《人世間》《手術兩百年》以及《中國醫生》都是家喻戶曉的著作，它們通常以長時段、全角度、精製作、大體量的視頻形式呈現。而在新媒介語境下，紀錄片的呈現方式和傳播方式都有了悄然的改變，這期間誕生了不少戰“疫”Vlog作品，以“醫療 Vlog”模式廣泛傳播，這是在特殊時期興起的非典型產物。
Vlog以一種儀式感的迴歸，滿足了群體性孤獨大眾的陪伴感，讓人們在觀看時暫時忘卻了實際的孤獨，沉浸於畫面的氛圍中。醫療健康類Vlog紀錄作品，聚焦當下最熱門的話題，更具有傳播價值。
(一)主題的利益攸關性。健康是人類永恆的話題，無論是處在疫情中心，還是在其他沒有受波及地域的人們，對於健康話題都保持著天然的、本能的關注。新冠肺炎疫情逐漸蔓延成全國性的、全球性的疫情。這也使得地球村的每一人都變成利益攸關方，與自身的接近性驅使人們密切注視著疫情的發展，渴望以己之力為抗“疫”戰爭做出貢獻。
(二)傳播主體的草根化。相比於鴻篇鉅製的電視紀錄片，短視頻耗費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較小，特別是Vlog這種形式，個人特色是其發生發展的根本優勢。這也意味著，理論上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拍攝者、製作者和傳播者。而隨著拍錄設備的普及、相關軟件的成熟和移動通訊技術的發展，人們只需要拍攝設備便可以隨時隨地隨心記錄身邊事。在客觀條件上，也就是實際生活中的普通人，手邊也沒有複雜繁瑣的攝錄設備，特別是在“封城”後的武漢，進入當地的紀錄片創作者數量有限。同時當下重要任務是抗擊疫情、救治傷病，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只要是有一定拍攝能力，並且能夠接入互聯網的民眾，都可製作傳播戰“疫”日記。在眾多創作者中，有具備專業製作能力的央視，有媒體經驗豐富的網絡大“V”，更多是那些鏡頭真實粗糲、內心善良熱情的草根大眾。
(三)傳播內容的多樣化。戰“疫”Vlog內容廣泛，包括居家日常隔離、外出採購物品、探訪疫情一線等方方面面，大眾媒體都會有自己的風格，也就是有不同的媒介設定，在從事新聞報道活動時，這種媒介設定將會體現到作品中。同理，Vlog是一種帶有個人化色彩的短視頻形式，人格化IP是其重要特徵。在現代社會，人們具有渴望自我表達的意向，人的個體性逐漸崛起，創造性和發散性也有所進步，自我創作的意識濃厚。不同人對待眼前的事物，都會有不同的認知、態度和行為。Vlog式紀錄作品，賦予了疫情報道新鮮的視角，不僅可以豐富傳播內容，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報道的同質化。同時，這也是充分利用手頭資源、節約報道成本的一種有效嘗試。
二、“第一視角”真實記錄疫情全貌
(一)身體的在場增添真實感。從某種程度上說，媒介的發展史可看作是一部個人身體與媒介關係的發展史。口語傳播時代，人類通過身體“在場”進行面對面傳播；文字印刷傳播時代，媒體作為中介取代了身體的“在場”性，使得身體在交流中“隱退”，而以更隱蔽的方式“在場”；電子媒介、網絡時代的到來，視覺文化的盛行，作為物質和精神的身體在鏡像中重新“入場”。身體都以一種視覺符號進入影像，並突破了身體的時空限制。即便有時身體並未“出鏡”，身體作為物質在影像中“離場”，觀眾也可通過屏幕對隱匿在幕後的作為精神的身體予以感知，這同樣是一種身體的主觀虛擬“在場”①。身體的出鏡，讓真實感倍增。戰“疫”Vlog，是短視頻融合了Vlog模式，拍攝者“身體”的在場，被記錄者擁有主講人的話語權，第一視角產生新鮮內容。片段式的畫面呈現，沒有過分設計情節，沒有過度後期包裝，是對抗“疫”生活的日常展現，更像是一種速寫的手法，即興的創作。真實的鏡頭更具有感染力，這其中包括網民的自發行為和機構媒體的主動佈局。
(二)普通人自覺打開了解疫情的“窗口”。武漢“封城”後，人們對疫區的最初瞭解來源於@林晨同學Hearing上傳的Vlog，在畫面中，他對於公共場所的實地探訪，加深了人們對疫情的認識。無獨有偶，@蜘蛛猴麵包採取“立此存照”的方式，將鏡頭對準武漢的大街小巷，留存著疫情期間江城人的生活圖景，推出了《武漢日記2020》，受到了國內外網友的廣泛關注。當然，上述兩位創作者都具有一定的媒介從業背景，新聞敏感性和媒介素養都成為了紀錄作品爆紅的關鍵。更多的是普通人對抗“疫”日常的普通記錄，“姥爺不讓我進門”等群眾自發防控Vlog讓人印象深刻。
(三)拓寬Vlog播出渠道。官方媒體發展Vlog模式新聞，是其迎合新媒體語境的嘗試，也是調整官方語態的舉措，例如央視推出《武漢：我的戰“疫”日記》、深圳衛視製播《我的白大褂·抗疫日記》等。同時，林晨的武漢紀實Vlog得到了央視的大力推廣，《武漢日記2020》在優酷、微博和YouTube等平臺播放。可以看到，各方聯合制作戰“疫”Vlog機制的形成，既充分利用了官方媒體的優質資源和策劃能力，又能準確激發民眾的創作熱情，更能發揮各大平臺的功用。
三、發揮紀錄作品的公共價值引領作用
(一)信息公開社會職責的迴歸。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社交媒體時代，人們面對的第一場重大疫情，戰“疫”，諧音“戰役”，人們不僅抗擊疫情，還要抵抗疫情帶來的負面危機。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是信息集散交換平臺，又是情緒醞釀和釋放的場所，切合了高速化、碎片化信息傳遞要求，打破了地理限制與社交圈層，讓人們能夠第一時間掌握疫情信息。但誤傳和造謠也可被放大，滿屏的各色信息真假難辨。信息公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謠言給公眾帶來的危機。戰“疫”Vlog是普通民眾擔任傳播者和講述者，在真實性上有所保證，其本身傳播行為更是以日常性表達化解嚴肅性話題的嘗試，以真實全面的呈現對抗謠言和恐懼，起到了一定的社會心理調適作用。
(二)高度互動和意義“共建”。在傳統的內容生產中，傳者和受者可謂涇渭分明。而在新媒體語境下，“圍觀者”通過點贊、轉發和評論參與到話題中來，既能夠起到一定的醫療健康知識的普及作用，讓人們提高注意力和防護力，另一方面也能夠鼓舞更多人參與到戰“疫”日記的創作中。比如，央視《武漢：我的戰“疫”日記》在電視端和移動端播出的同時，也把經過剪輯加工的作品投放到抖音等短視頻平臺中，開放彈幕評論，加強與網民的互動，“武漢加油”等評論凝聚全民戰“疫”的決心。網民基於主觀能動性的良性反饋，共享意義空間，擴大了戰“疫”的輻射面。
(三)為醫療健康紀錄作品提供了新思路。畢竟醫療主題行業劇在幾年前已經達到了高潮，醫療主題真人秀也在當時掀起了一陣風潮。當下，人們對於健康的訴求更加強烈，在疫情爆發和控制階段，“求生欲”和信息焦慮超出往常，醫療健康紀錄片是朝陽產業，亟待探索和挖掘。一部部經典作品問世，也給今後該題材紀錄片的創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Vlog式紀錄作品，以小切口呈現大主題，用低成本贏得高關注，是特殊時期紅極一時的特殊產物，不失為醫療健康紀錄片發力方向。但是，待疫情褪去，此類型紀錄片是否能在市場上立住腳跟，UGC創作是否能夠滿足商業化要求，紀錄作品是否又能快速變現，這些問題值得深思。
註釋：
①張文娟,朱穎穎.Vlog：短視頻傳播的變與不變[J].傳媒,2020(01):45-48.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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