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也談《史記》跨界文學的原因》
作者 | 長沙理工大學 陳聆希/講師 肖雨璇/博士
圖片 | 網絡
《史記》跨界文學的原因需進一步揭示
作為一部史學著作，《史記》何以能跨界文學，贏得“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美譽，這是很多學人甚感興趣並參與討論的話題。
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張新科認為，《史記》之所以能雙棲於史學、文學之間，與司馬遷具有“‘愛奇’的審美觀”“《史記》內在的文學品質”“中國文學對《史記》的接受”等有關。此外，他還認為，“不同時代的文學思潮以《史記》為旗幟、文學教育以《史記》為教材，以及海外學者對《史記》文學的研究等因素”（《〈史記〉與中華民族精神塑造》），亦起了很大的作用。
應當承認，張新科教授的探究是積極的，但或還可挖掘。因為歷代史家中的“愛奇”者決非司馬遷一人，可最終只有他的《史記》能以優秀文學作品的身份被世人所認可。至於“《史記》內在的文學品質”“中國文學對《史記》的接受”等，要麼說的是現象，要麼指的是結果，但都不是對《史記》跨界文學原因的揭示。
正是因此，要說明《史記》何以能成為文史結合的典範，便應另尋與事實相符的答案。由於任何撰著的成立都是適用一定方法的結果，因此，對《史記》雙棲於史學與文學之間這一現象，人們便應從導致這一現象的方法層面上進行探索，而一旦如此，便會發現，其一，司馬遷《史記》的體裁是其首創的以人為中心的紀傳體；其二，司馬遷在以人為中心來反映歷史的時候運用的思維方法主要是形象思維而非抽象思維。
《史記》獲得文學屬性的方法
說到紀傳體，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以歷史人物（而非事件、場景等）為表述的中心。因此，以人為中心固然是司馬遷治史活動中最值得稱道的地方，但其價值和意義卻並不僅限於史學，還為《史記》叩開文學殿堂的大門提供了條件。“文學即人學”，文學最主要的任務是表現人。離開了對人的反映，是沒有文學的。司馬遷的做法與文學家的做法產生了同一性，即將歷史上的人作為自己的主要反映對象。沒有這一條，他哪怕在治史上取得再顯著的成績，其成果亦只能列名於“經史子集”中的“史”部，而不能歸於“集”類。
但由此產生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司馬遷之後，使用紀傳體（即以人為中心）的史家大有人在，可為什麼只有《史記》被文學界認可，而其他人的作品卻拿不到文學殿堂的准入證？顯然，這與司馬遷寫史時主要運用的思維方法是審美的形象思維有著很大的關係。可見，在運用的思維方法上，他與其他史家表現出了很大不同。
毋庸置疑，包括史家在內的任何作者在撰寫作品時都要運用一定的思維方法。那麼，司馬遷使用的思維方法主要是什麼呢？顯然，它應該亦只能是形象思維。這是因為他筆下的歷史人物從來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栩栩如生的形象。儘管這些形象無法使所對應的歷史人物以當下的方式存在於讀者面前，只能以文字的方式訴說他們的感知，但由於這些歷史人物的行為舉止、音容笑貌被司馬遷以生動、傳神的語言描繪出來，刺激讀者的感知覺得以再造想象，因此，早已成歷史的他們便再一次“活”了起來，成為了與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毫無二致的審美意象。至於促成這一結果的文字，自然獲得了文學的屬性，成為了人們心目中貨真價實的文學作品。
藝術是“寓於形象的思維”
綜上可知，將歷史人物作為反映的中心，並且在反映這些人物時運用形象思維的方法，方是司馬遷的《史記》跨界文學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林林總總的歷史事物中，他首先和主要抓住的是人，這就使他在對對象的把握上與文學家產生了一致性；另一方面，在對人的反映中，他運用的是形象思維方法，這又使他在方法的運用上與文學傢俱有了同一性。綜合這兩個方面的結果就是，他使《史記》具有了文學作品的品質，即採用具體、生動、鮮明的描述方法，使筆下的歷史人物表現出了個性，具有了形象性和感染力。
其實，對於《史記》在文學上獲得的巨大成功，不獨今人，古人亦看到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明末清初的顧炎武。他曾說：“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在他看來，對於歷史，司馬遷從來不是汲汲於抽象的思辨，而是專注於具體、生動、鮮明的敘述，並讓讀者最終知道歷史究竟是什麼，能給人們何種教益。
“藝術是對真理的直感的觀察，或者說是寓於形象的思維。文學是通過藝術形象的方式掌握著客觀世界，這就決定了在文學創作過程中作家的思維方式主要是形象思維。”這段出自別林斯基《藝術的觀念》的話，雖然不是對司馬遷撰寫《史記》而言，但用在這裡卻很貼切。司馬遷正是運用了形象思維這一方法，才使自己以歷史（尤其是歷史人物）為對象的撰著跨界於文學。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702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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