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1日 星期六 陰轉晴
週五發表的日記點擊量竟然突破100萬，這是我在觀網開專欄以來首見。家人發現後先是驚呼，然後又非常確定地說一定是觀網系統出了問題。我哈哈大笑之後，突然有點明白何以西方對中國的數據猜疑了：一個在它們眼裡落後的國家，怎麼可能猛地一下表現一騎絕塵呢？
英、法、德、美這四大國，要麼死亡人數是中國的數倍，要麼累計確診遠遠把中國拋在後面。甚至人口只有1千萬的比利時死亡人數都即將超過中國。西方陣營稍落後一些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更是中國“望塵莫及”。
西方只有一而再地經歷這種時刻，才會慢慢改變現有心態，客觀接受事實。不過今次它們這種反應，豈不也是從側面反映了中國打了一場多麼難能可貴、難以企及的戰役呢？
網友繼續在關心媒體戰，發來的問題我集中在這兒回應一下。
一是我為何一方面建議中國媒體採訪爆料的法國前衛生部長布贊，但又為什麼說很大可能被拒絕？這個判斷是根據我在法國的生活經驗。
2008年因為奧運火炬傳遞，中法關係嚴重倒退。當時我正陪同法國一個私立商校在國內交流。國內有媒體想就中法關係採訪一下校長。不料校長一口回絕：“我不能在中國的媒體上批評法國政府，也不能在中國的媒體上批評中國政府”。意外之下，這家媒體就把採訪的主題換成法國教育體系了。
這是我第一次體驗到法國民眾的自律，中國很多學者都做不到啊。在西方媒體批評中國政府的學者可真不少。這也可以從一個角度理解西方能夠打贏媒體戰的原因：你想從他們內部突破是不容易的。
2008年奧運火炬在法國傳遞時受到阻撓，金晶堅強捍衛奧運火炬。圖片來源：中國網
二是迅速提高話語權不太現實，有一個很長的過程。那麼能否收購美國媒體呢？畢竟現在傳統媒體生存壓力大，虧損是常態。其實中國曾經嘗試過。十一年前，南方報系想收購宣佈破產的《新聞週刊》，但被一口拒絕。後來賣給了和媒體毫無關係的一家公司，售價是1美元！它寧可送給本國公司，也決不高價賣給中國。因為美國很清楚，媒體不是普通行業，它能決定一個國家的穩定和安危，怎麼可能讓外國擁有？
可以說經過上百年的歷練，西方的媒體戰：從防守到攻擊真是達到相當高的境界。
雖然現在人類還遠遠談上不上戰勝疫情，但各界一致認為疫情已經相當程度地改變了我們的世界和理念，這個世界已經完全不同了：全球化、產業鏈、地緣政治、人類的生活方式。我則更多關注的是政治制度，特別是對“民主”的理解。
全球各國都在使用“民主”這個詞，但含義和標準不同。中國一向強調民生面，西方則強調政治權力，比如投票權、抗議權、組黨辦報等。我過去一般認為各國發展階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側重點不同很正常。
但經過這次疫情，我的看法有比較大的變化：民生當然不是民主的全部，但它是最大的民主。民生當然不是人權的全部，卻是最大的人權。沒有了生命和健康，所有的權力都失去了意義。
我還記得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時總結過一句話：人民是通過能從超市裡買到什麼來判斷一個制度的。現在重溫這句話，才真正領悟到其深刻含義。
這一次強調民生的中國式民主以其在疫情中的表現，展現了強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作為對立面的西方則面臨巨大的困境。其實制度沒有多麼神秘和高大，人類發明出來是用來解決問題的，一旦喪失解決問題的能力就會被人類所拋棄。至少這一次，西方的民主理念和模式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這裡我想談一個老話題。自從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和西方的關係就從合作日益轉向競爭。西方對中國的投資限制越來越多，後來連芯片也對中國禁售。
但奇怪的是，西方有一樣自詡的好東西，卻從未停止過向中國推銷----不，是免費贈送，那就是它們的政治制度。其目的說起來是為了中國的富強和繁榮穩定，難道今天的西方還嫌中國不夠富強嗎？西方究竟意欲何為？
2009年我去臺灣觀摩選舉，意外被民進黨道破天機。在拜會民進黨中央黨部時，我提了一個問題：“現在打達賴牌的主要是西方大國，如美國、法國。何以臺灣也要打這張牌？”這個問題的背景是當時由於法國總統薩科奇不顧中國反對會見達賴，引發兩國關係急劇惡化。同時臺灣發生八八水災，民進黨邀請達賴到臺灣作法。
回答問題的是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賴怡忠先生。他非常坦率：我也認為達賴牌是大國能夠打的，臺灣這麼小，是沒有資格的。臺灣應該打民主牌，因為只有中國大陸民主了，才會分裂，我們也才會有內應。
賴先生雖然說的是臺灣，但自然適用於所有希望中國移植西方制度的國家。當然僅僅一個政治人物的結論或者還嫌不足，還應該從學理上解讀。
如果看一下這個世界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國家向西方民主轉型往往是代價極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關的跨越。全球第一個代議制民主國家英國，經歷了兩場殘酷的內戰，一次軍事獨裁（克倫威爾）、一次復辟和一次光榮革命。
儘管如此，相對來說，英國付出的代價還是相當小的。法國兩百年來經歷了五個共和、兩次復辟、兩次帝制、一次君主立憲，還有一個短暫的巴黎公社。整個國家幾乎每二十年就來一次血腥的大波動。
其他發達國家如德、日，也未能逃出這種宿命。德國一戰後雖然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好的憲法：魏瑪憲法，但卻成為希特勒上臺的工具。然而走向法西斯主義，不僅給世界帶來了空前的災難，也給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帶來毀滅性的後果，全國成為廢墟，德國被肢解。
日本明治維新的第一個十年就發生一百五十多次農民暴動，後來還發生了內戰，死亡數萬人。二戰末期，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被原子彈轟炸的國家。後來，它們在盟國佔領之下，以及冷戰的出現，才完成了民主轉型。
相對於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或者仍處於危險的轉型中，或者轉型過後仍然處於落後狀態。泰國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憲制已達九十多年，但至今國家仍是軍變和民變交替上演。亞洲其他國家緬甸、印尼、馬來西亞、老撾、柬埔寨、菲律賓等國大同小異：不是軍事政變就是持久的內戰。
我曾經質問過一些自由派學者：你能否告訴我中國民主化轉型需要多長時間？三十年？五十年？中華民國試驗了三十多年就被中國人拋棄了，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試驗了三十年也被中國拋棄了，那麼向西方民主轉型需要多少年？他們無人能夠回答。別說中國停滯發展十年二十年，哪怕僅僅是一年，就會造成多麼大的差距。
和亞洲不同的是，拉美各國大都是由原宗主國的殖民者後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傳統上有著高度的同源性。
墨西哥從西班牙殖民統治下獨立後，從1824年到1848年發生了250次政變和叛亂，更換了31位總統。後來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奧·迪亞斯長時期的獨裁統治。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發，但卻又發生內鬥，讓墨西哥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陷入內戰。
革命結束後，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獲得了政權，並且一黨獨大統治墨西哥，直到20世紀末。2000年墨西哥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轉型。拉美其他國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魯均有著類似的慘痛經歷。
以研究民主崩潰著稱的學者包剛升先生曾總結道：一個國家平均要經歷1.5-1.7次的民主崩潰，才能實現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這一數字是較早啟動民主轉型的18個大國的平均值。如果加上第三世界國家，崩潰的次數則大幅上升。
顯然，如果中國要轉向西方的制度模式，中國這種超大規模的國家所付出的代價是無法想像的。這才是西方積極推銷的真正目的。
其實關於這一點，許多自由派人學者也不避諱。著名的憲政學者蔡定劍就認為向西方民主轉型如同乘飛機，有機毀人亡的風險。著名歷史學者唐德剛認為中國也要走向西方的民主，目前正在過歷史的三峽：言外之意，隨時可能翻船。
幾年前有一位印度的學者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文章，認為印度終將趕上中國，因為印度已經完成民主化轉型，中國則必然在轉型過程中因為混亂而倒下，當中國倒下的時候，印度就自己趕上中國。
把中國的崩潰寄託於走向西方的民主，才是西方竭盡全力向中國免費推薦的根本原因。
另外還需要說的是，西方是通過漸進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說是從種子長成大樹。英國如果以1688年的“光榮革命”成功為起點，到出現政黨、再到最終實現普選，用了兩百多年的時間。
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也基本如此。美國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權，瑞士1971年才實現普選。這個過程經過漫長的充分發育和演變，是伴隨著經濟市場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國家民族化、社會公民化、法制化等發展起來的。
但是，自從西方徹底完成民主化後，這種情況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所有轉型國家都是採用瞬間突變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可謂整樹移植。這個原因可用一句話作為總結：高級民主一但產生，就不會再提供低級的合理性。但激進式的民主化造成的代價也是極為高昂。
縱觀人類歷史，沒有一個成功的國家是在完成現代化之前就實行普選民主的。在現代化完成之前實行普選民主的，沒有一個國家是成功的。這也是我為什麼根本不看好印度的原因。
這一次疫情，意外的把東西方直接逼到制度短兵相接的競賽場上，中國完勝。暫時處於守勢的西方也會全力反撲。但不管怎樣，它的制度模式對中國已經喪失了吸引力和合法性。東西方將進入制度平起平做的第二階段。誰最終能夠勝出，還要看誰能更好地解決自己的問題。
今天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死亡人數繼續“低位”徘徊：均為500多例。英國則繼續保持驚人的900以上。整個歐洲死亡人數已經超過7萬。不過全球死亡最多的國家已經不再屬於歐洲，而是美國：18860例，比排名第二的意大利多出11人。至此，無論感染人數（超過五十萬）、死亡人數，美國都是全球最高了。
德國的消息則和法國有關：德國外交部強烈譴責德國和法國邊境地區出現的一系列針對法國人的騷擾，襲擊和仇視現象。“新冠病毒不認國界或者國籍，人類的尊嚴也不能按照國籍來劃分，看到德國的朋友——法國人——因新冠病毒遭受攻擊，這令人痛惜，這種行為是不能接受的，德國人和法國人同在一條船上”。
媒體列舉的攻擊行為有：法國人被人咒罵，還有人朝法國人扔雞蛋，很多法國人反應“在散步或者超市購物時，被人吐口水”，還有一名法國人表示，自己“甚至被人要求‘回到他的冠狀病毒國家’”！
外交部親自出面，而且確實說的真好。只是當初華人也面臨類似的事件時，德國可否有同樣的表現呢？病毒雖然不認國界和國籍，但德國政府還是認的。
今天法國的好消息是，僅僅由於十五天的隔離令，三月車禍死亡人數就下降近40%；另一個好消息是重症和死亡人數都在持續下降。已經實行近四周的隔離令效果終於出來了。
令人悲傷的消息則是6000多醫護人員感染，15人死亡。歐美這次疫情有一個很難理解的共性：在已經瞭解病毒特性和一個多月時間準備的情況下，出現了遠比中國嚴重的醫護人員感染事件。
法國民眾生氣的消息是，週四，總統馬克龍視察了多家醫院，傳統媒體都報道總統受到醫院醫護人員的鼓掌歡迎。這些歡迎場面都是真實的，並沒有造假。但法國醫護工會推上網的視頻，顯示馬克龍在巴黎醫院以及馬賽醫院，都受到醫護人員抗議。醫護人員抗議聚焦批評法國政府忽略疫情爆發威脅，嚴重缺少關注醫院衛生與醫護人員權益和工作條件。
面對抗議，馬克龍回應說：“法國目前面臨的危機缺失，是多屆政府問題積累所致，將全部職責歸咎於他不公平。”東西方的政治在這裡就顯示出很大的差異了。2015年2月臨沂市長被環保部約談的時候，他剛剛到任，還是代理，原棗莊的職務還都沒有免，但承擔責任的就只能是他。面對約談，他的回答自然不是法國式的：“保證不會再有第二次約談。”
荒唐的消息則是，儘管政府嚴令禁止、16萬警察嚴格執法，仍然有大量的法國人跑到歐洲疫情最嚴重的西班牙度假。倍感不可思議的西班牙警察也很驚歎：邊境已經關閉，他們是怎麼過來的？
下面法國要面對的問題是，在對輕症和無症狀感染者既不檢測也不強制隔離、同時全民都不戴口罩的情況下，法國如何重啟經濟和社會？解封之日就是疫情重返之時只怕並非杞人憂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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