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歷史，國泰民安的歷史階段同樣也是人口增長的爆發期。
唐朝的“開元盛世”，人口總數創造新高，達到9000萬！
宋朝時，華夏大地人口首次突破1億，達到1.2億。
到了清朝中晚期，人口更是突破4億。
撥開紛繁的歷史，我們會驚奇地發現，這三個朝代的人口爆發，離不開三種作物的助力。
唐朝的小麥得到普及、宋朝的“占城稻”遍播大江南北、清朝的番薯全國推廣，它們的卓越表現，奠定了中國人口爆發的超強底氣。
小麥在唐朝得以普及，並撼動了小米的老大地位
小麥在唐朝才被普及，得以大範圍種植
有句成語叫做“麥飯豆羹”，它形容的是食物粗糙難以下嚥。
麥飯，就是用麥粒煮出來的飯，它粘稠不好下嚥甚至還不好消化。
在古代，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吃麥子是吃麥粒的，而非磨成麵粉食用。
儘管在漢代就有了“石轉盤磨”，麵條、饅頭也已經出現！但是人們被一條叫做“麥毒”的謠言欺騙了數百年，人們對小麥磨成的麵粉有所忌憚。
古代的藥籍中對“麥毒”的解釋是，小麥生熱毒，吃了會生病，而吃帶有麥麩的的麥粒，這種毒能夠有效緩解。
直到唐朝的國家典藏——《新修本草》正式發佈消息：小麥五毒無害，可放心食用。人們才開始大膽食用麵粉。
小麥在唐朝得以普及。
普遍種植小麥也是唐朝統治者的當務之急，因為隨著大唐盛世的開啟，人口在逐漸增加，而小米作為國家的重要口糧，其供應量確實有些捉襟見肘。
《新唐書·食貨志》就曾經記載過：儘管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擁有沃野千里，但所產的小米卻很有限，每年都要從東部地區調入至少20萬石的小米。那個時候朝廷官員的俸祿是用小米結算的，因為小米緊張，朝廷甚至要用鹽來湊數衝抵。
小米這種食物，在唐朝之前一直是人們餐桌上的扛把子，北方各地普遍種植，而且耐乾旱，對於水利設施不健全的古代來說，小米就是國家的救命糧。
不過小米在古代的產量很低，一畝地的產量在隋唐時期只有80多斤，而小麥的產量卻能達到110斤。
此外，小米所提供的能量有限，不如小麥製作的麵食頂餓。小麥的性價比遠遠甩小米幾條街。
面對人口不斷增加的壓力，大唐帝國為了養活更多的百姓，開始大力興修水利設施、推廣小麥的種植。
唐代出現的水車和筒車解決了麥苗灌溉的問題，絳巖湖、玉梁渠等160多項大型水利工程的興建更是為小麥的普及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為了調動農民的種植小麥的積極性，唐朝中期還推出了兩稅法，也就是稅分夏、秋兩季徵收，這種稅制是對之前賦役制的重大改革，農民的負擔減輕，種麥子也就格外賣力。
唐代的河北、河南、以及山東的平原地區，小麥的種植連成了一片。
可以說，小麥在唐代完全站穩了腳跟，甚至在唐末宋初小麥的種植面積超過了小米， 成為了北方糧食作物的新霸主。
李隆基
在李隆基執政的天寶年間，全國耕地面積拓展到了850萬頃，北方絕大部分耕地上已經被綠油油的麥田主宰。
手裡有麥，心裡不慌！麥子也成為大唐帝國的的重要糧食儲備。在天寶八年，朝廷儲備的存糧竟達九千六百萬石，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小麥。
“兩碗粥，不如一張餅。”由麵粉製作的餅因為頂餓，更受歡迎。
唐朝人愛吃餅，因為它真頂餓
“世重餅啖”是唐朝的一個重要習俗，這是一個全民吃餅的朝代。
不光老百姓吃餅，甚至打擊突厥的騎兵身上也是以大餅當做軍用乾糧的。
唐朝的餅也有數十種之多，烘烤而成的“胡餅”與今天的燒餅相似，是當時上至達官下到布衣百姓都喜愛的食物，就連大詩人白居易對此也是欲罷不能。
白居易還寫詩，稱讚它的美味：“胡麻餅樣學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爐。”
小麥的普及，有效補充了小米先天不足的短板。
也是從唐朝得以開始，小米也漸漸讓出了“老大”的位置，小麥開始主宰人們的胃與生命。
可以說，小麥的普及，是唐朝人口得以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
引進“占城稻”，大宋這個“小王朝”得以養活1.2億人口
占城稻比傳統水稻產量更高
在歷史上，宋朝疆域面積不大，南宋更是偏安一隅。疆域最大時的北宋面積僅僅有280萬平方公里，還不到清朝的五分之一。
正是這樣一個“小”王朝，用160年的時間，使其人口快速增長，人口從3700萬激增到靖康之難前的1.2億。
宋朝也成為世界史上第一個人口突破1億的國家。
宋朝無疑是歷史上最溫和的朝代，沒有出現過秦皇漢武這樣的鐵血皇帝，對內施以仁政極少誅殺大臣，對外則以懷柔求和的態度一貫示人。
“悶聲吃肉”的節奏讓宋朝的經濟得到空前壯大，人口增長也是水漲船高的必然要求。
不過，宋朝人口快速增長，離不開一種作物的引進——越南“占城稻”。
“占城稻”的高產、抗病蟲害強的特點，使人們“吃飽飯”的這一樸素願望，得以實現。
宋真宗時期，中國的水稻產量不高且常因災害而絕收。
這是宋代人秋收時的場景
福建的官員在如今的越南尋得了“占城稻”，“占城稻”適應性超級強而且耐乾旱，不管是南方的丘陵還是北方的旱地都能生長。
更重要的是“占城稻”高產，如果配合晚稻一起種，一些區域可以種兩季甚至三季，畝產可以達到350斤，這些亮眼硬指標是以往水稻望塵莫及的。
不過“占城稻”得以發揚光大，還要感謝一代名臣王安石，正是他提倡興修水利開荒種田，才使得“占城稻”大豐產。
一代名臣王安石
宋神宗的熙寧、元豐時期，全國興修的水利工程就已達17093處，這些工程基本覆蓋了全國各地。
因為灌溉設施到位，宋朝的耕地面積不斷擴大，連荒地也被開發出來，比如山區出現了梯田，河床灘塗上出現了淤田，甚至還出現了架在水面上的“架田”。
北宋的耕地面積也因此達到了1460萬餘頃，甚至比疆域遼闊的唐朝還多出600萬頃。
田埂之上，大宋王朝被一眼望不到邊的稻田簇擁。“蘇湖熟、天下足”是對稻米供養天下的最好讚譽！
水稻的穩定高產，使得宋朝的糧食總產量連年創新高，最高時的年產量可達1284億斤，比唐朝翻了一番。
可以說“占城稻”，養活了一個龐大的大宋王朝。
“占城稻”的強勢“加盟”也促成了中國“南米北面”飲食習慣的形成，影響深遠。
推廣甘薯，清朝的人口出現井噴，直線突破4億
滿清入關時，國內的人口僅僅有7000萬，但到了道光四年人口竟然突破了4億。人口增長呈現出直線爆表式狀態，這又是一個奇蹟。
人口增長得益於，清政府休養生息的政策。
雍正年間，徹底廢除了“人頭稅”，史稱“攤丁入畝”！這項措施極大解放了生產力。孩子多不必再多攤人頭稅，而且還能增加勞動力！正所謂多子多福！那就生唄！
這是清朝人口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
甘薯也叫紅薯
不過，能讓如此眾多的百姓吃飽飯，還要感謝甘薯，以及引進它的人——明朝商人陳振龍。
在清朝以後，甘薯可以說是窮苦百姓的救命糧，尤其趕上災年，補種上甘薯幾乎可以保證一家人不被餓死。
冥冥之中，甘薯就是為中國人而生的。它可以在貧瘠的土地上實現野蠻生長，直接有效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實現糧食大豐收。
明朝萬曆年間，陳振龍帶著兒子在現在的菲律賓做生意。
生意人的眼光獨到，陳振龍一眼相中了當地人吃的番薯！好生長、耐貧瘠更主要的是能當糧食，這樣的好東西一定會受百姓歡迎。
於是陳振龍決定把它的秧苗帶回國內。
當時的菲律賓受到西班牙人統治，而番薯也是西班牙人從美洲帶來的作物。西班牙人拿它當寶貝，嚴禁有人夾帶出境。
對於歐洲人來說，番薯同樣精貴！因為大航海時代帶來的番薯解決了歐洲的飢餓問題。吃飽了的歐洲人才有了力氣開啟後世的工業革命。
陳振龍將番薯秧苗和繩索纏繞在一起，偽裝得天衣無縫，騙過了西班牙人的檢查。於是番薯漂洋過海來到了中國。
番薯剛引進時只在福建、廣東等地有少量種植，它的大面積種植出現在清代。
康乾盛世開啟後，人口增長的數字不斷創新高，國家的糧食總產量卻還在停滯不前。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為百姓的吃飯問題，著急了。
番薯的推廣無疑成為這一困局的突破點。
康熙初年，陳振龍的第五世孫陳川桂、六世孫陳振元相繼把番薯引進到了江浙地區以及山東、河北、河南等地，他們帶著番薯秧苗，四處宣講其好處，勸百姓種植。
到了乾隆時期，番薯上升到了國家層面，乾隆皇帝發佈口諭，命令各地官員“廣勸種植”。
在乾隆年間，番薯種植面積很快遍及全國，番薯也因此成為繼麥子、水稻、玉米之後的我國第四大糧食作物。
乾隆
推廣番薯，陳振龍家族功不可沒。乾隆五十年，已經80歲的陳世元在前往河南普及番薯種植的路上病逝。
消息傳到乾隆耳中，乾隆深受感動，追授陳世元為國子監學正。這是大清王朝對陳氏家族的褒獎。
乾隆皇帝心中比誰都清楚，番薯推廣的功勞有多大！番薯讓大清帝國實現了人丁興旺，國泰民安。
如果說，政通人和、休養生息是一個朝代得以壯大的“十全大補湯”！那麼小麥、水稻、甘薯無疑是湯中的三味“重”藥。
唐朝小麥的普及、宋朝的“占城稻”種植，以及番薯的全國推廣，無疑是在中國人口增長的歷史節點上起到了接力棒的作用！
正是三種作物的助力，才實現了社會的不斷精進、人丁興旺。可以說，三種作物在歷史長河中的接力、聯袂，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創造了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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