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用道歉，我明白我不是你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個階段，早就過去了。父母親，對於一個二十歲的人而言，恐怕就是一棟舊房子：你住在它裡面，它為你遮風擋雨，給你溫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會和房子去說話，去溝通，去體貼它、討好它。搬傢俱時碰破了一個牆角，你也不會去說“對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視若無睹的住慣了的舊房子吧。
我猜想要等足足二十年以後，你才會回過頭來，開始注視這沒有聲音的老屋，發現它已殘敗衰弱，逐漸逐漸地走向人生的“無”、宇宙的“滅”；那時候，你才會回過頭來深深注視。
你畢業了。好幾個鏡頭重疊在我眼前：你從幼兒園畢業，因為不瞭解“畢業”的意思，第二天無論如何仍舊要去幼兒園。到了那裡一看，全是新面孔——朋友全不見了。你呆呆地站在門口，不敢進去，又不願離去，就站在那門口，小小的臉，困惑、失落。“他們，”你說，“他們，都到哪裡去了？”
然後，是上學第一天。老師牽起你的手，混在一堆花花綠綠、嘰嘰喳喳的小學生裡，你走進教室。我看著你的背影消失在門後，你的揹著書包的背影。
在那個電光石火的一刻裡，我就已經知道：和你的緣分，在這一生中，將是一次又一次地看著你離開，對著你的背影默默揮手。以後，這樣的鏡頭不斷重複：你上中學，看著你衝進隊伍，不再羞怯；你到美國遊學，在機場看著你的背影在人群中穿插，等著你回頭一瞥，你卻頭也不回地昂然進了關口，真的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畢業，就是離開。是的，你正在離開你的朋友們，你正在離開小鎮，離開你長大的房子和池塘，你同時也正在離開你的父母，而且，也是某一種永遠的離開。
當然，你一定要“離開”，才能開展你自己。
所謂父母，就是那不斷對著背影既欣喜又悲傷，想追回擁抱又不敢聲張的人。
你有一個“家",而這個”家“是克倫堡小鎮，安德烈，這不是偶然的。這要從你的母親開始說起。如果你用英文Google一下你母親的履歷，你會發現這麼一行描述：”生為難民的女兒，她於一九五二年出生在臺灣。“難民，在英文是”庇護民“（refugee），在德文是“逃民”（flüchling）。所謂“逃難”，中文強調那個“難”字，德文強調那個“逃”字。為了逃離一種立即的“難”，“逃民”其實進入一種長期的、緩慢的“難”——拋棄了鄉土，分散了家族，失去了財產，脫離了身份和地位的安全託付，被剝奪了語言和文化的自信自尊。“逃”，在“難”與“難”之間。你的母親，就是二十世紀的被歷史丟向離散中的女兒，很典型。
所以，她終其一生，是沒有一個小鎮可以稱為“家”的。她從一個小鎮到另一個小鎮，每到一個小鎮，她都得接受人們奇異的眼光；好不容易交到了朋友，熟悉了小鎮的氣味，卻又是該離開的時候了。她是永遠的“插班生”，永遠的“new kid on the block”。陌生人，很快可以變成朋友，問題是，朋友，更快地變成陌生人，因為你不斷地離開。“逃民”被時代的一把劍切斷了她和土地、和傳統、和宗教友群的連結韌帶，她漂浮，她懸在半空中。因此，她也許對這個世界看得特別透徹，因為她不在友群裡，視線不被擋住，但是她處在一種靈魂的孤獨中。
這樣的女兒長大，自己成為母親之後，就不希望兒女再成“逃民”。她執意要給你一個家，深深紮在土地上，穩穩包在一個小鎮裡，希望你在泥土上長大；希望你在走向全球之前，先有自己的村子；希望你，在將來放浪天涯的漂泊路途上，永遠有一個不變的小鎮等著接納你，永遠有老友什麼都不問地擁你入懷抱。她不要你和她一樣，做一個靈魂的漂泊者——那也許是文學的美好境界，去世生活的苦楚。沒有人希望她的孩子受苦，即使他可能因為苦楚而變得比較深刻。
我感覺到你信裡所流露的惆悵和不捨。難道，你已經知道，“畢業”藏著極深的隱喻？難道，你已經知道，你不僅只在離開你的小鎮，你的朋友，你同時在離開人生裡幾乎是唯一的一段純潔無憂的生活，離開一個懵懂少年的自己，而且是永遠地離開？那些晨昏相處、相濡以沫的好朋友們，安德烈，從此各奔四方，歲月的塵沙，滾滾撲面，再重逢時，也已不再是原來的少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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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安德烈，在臺灣，每八個初生的嬰兒裡有一個是“外籍媽媽”生的，但是很多臺灣人並不尊重這些“外籍媽媽”的文化和語音——越南語、馬來語、菲律賓語········在許多人心目中，這些都是次等的文化和語言，以強勢文化的姿態要求這些“外籍媽媽”們“融入”臺灣，變成臺灣人。我想，如果德國人以強勢文化的高姿態要求我不要和我的孩子說中文，要求我“融入”，變成德國人——你覺得我會怎麼反應呢？
學會尊重異文化真需要很長的時間。你剛好成長在德國一個比較好的時期，五十年前的德國人，我相信，不是現在這樣的寬容的。納粹時期不說，五十年代對土耳其人的態度也是很糟的。可是國際化真的可以學習，或許對於臺灣人，也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而已。但是，那時間很長，而現在在那裡養兒育女的“外籍媽媽”日子可不好過，他們的孩子也被剝奪一個多元的、為母語驕傲的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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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哪國人？”
這個問題，在大流動的二十一世紀，真的愈來愈不好回答呢。然後，我在香港遇到了“柔和”。“柔和”是一個印度名字，長得也像個印度人，有著很柔和的眼睛。他若是走在某一個城市某一條街上，人們可能直覺地以為他來自印度或巴基斯坦。但是，不，他是香港“原住民”，已經有好幾代的家族出生在香港，比滿街的香港中國人要香港得多。他講英語，拿英國護照，但他是香港人，可是由於血統，他又不被承認是“中國”人；看起來像印度人，但是他和印度的關係不深·········
“你是哪國人？”你要他怎麼回答呢？
所以我在想，全球化的趨勢這樣急遽地走下去，我們是不是逐漸地要拋棄“每一個人一定屬於一個國家”的老觀念？愈來愈多的人，可能只有文化和語言，沒有國家；很可能他所持護照的國家，不是他心靈所屬的家園，而他所願意效忠的國家，卻拒絕給他國籍；或者，愈來愈多的人，根本就沒有了所謂“效忠”的概念？
可是不管國家這種單位發生了什麼根本的變化，有了或沒了，興盛了或滅亡了，變大了或變小了，安德烈，小鎮不會變。泥土和記憶不會變。
我很歡喜你心中有一個小鎮，在你駛向大海遠走高飛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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