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樸生心理諮詢中心 林小破
圖丨源自網絡
最近我也被刷爆朋友圈的《人民的名義》安利了，看了之後覺得這劇之所以圈粉無數，靠的不是演員入木三分的表演，不是題材的大膽突破，也不是劇情跌宕起伏，最吸引人的應該是它所表達的真實性，是現實社會中那些不可明言卻又無處不在的潛規則，是普通大眾面對強權感同身受的無奈。
而今天，我想討論的是另外一部同樣著力於真實的好片：《一念無明》。影片通過一個家庭悲劇描繪社會大眾對精神病患的漠視與冷淡，挖掘現實幽暗的角落，體察人情冰冷的黑洞。說它好，是因為它在能力範圍內，毫無偏袒地把一切都呈現在觀眾面前，好的還是壞的，美的還是醜的，電影本身沒有做出任何評判。因為面對人生裡這些複雜而又難堪的時刻，沒有誰能輕易區分對錯。
-①-劇情梗概
《一念無明》，聚焦躁鬱症患者及其家庭生活，故事素材來源於發生在香港的真實新聞事件。余文樂飾演的主人公阿東罹患躁鬱症，在情緒裡反覆煎熬。曾志偉飾演的爸爸黃大海離家不顧，移民海外的弟弟不聞不問，留下大小便失禁、久病不愈的媽媽（金燕玲飾）由他獨自一人照顧。家，即煉獄。一點點碰撞摩擦都讓母子倆露齒相鬥。有一天，阿東幫失禁的媽媽沖洗，卻意外結束她的生命，被判入住青山醫院。黃大海在愧疚下決定接治療後出院的阿東回到自己獨居的小屋一塊住，兩個大男人擠在連呼吸都嫌擁擠的斗室中。阿東試著融入社會，找回朋友，留住女友，卻發現早已經物是人非。他無法融入朋友；不被社會接納；曾經深愛的女友也因他跌入痛苦的深淵。只有父親能給他一些安慰，讓他找到一絲活在人世的溫暖。
《一念無明》劇照
藉由此片，一個原本不為人熟知的精神疾病“躁鬱症”進入了大眾的視野。然而，對於普通觀眾，或者對整個劇情而言，這個精神疾病究竟是什麼，並不是最關鍵的因素。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假設今天阿東所患的是“抑鬱症”、“精神分裂症”、“邊緣性人格障礙”……這個故事會有太多的改變嗎？他所遭受的這些不幸會有所減少嗎？似乎並不會。
-②-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誤解
提到精神疾病患者，大家腦中閃現的是什麼樣的形象呢？精神病患者這個群體一直在各種影視作品中被汙名化處理，比如精神分裂症，很多電影利用它做一個很強的戲劇衝突，經常和犯罪、殺人聯繫在一起，可現實生活中他們並不一定會做出這樣的事情。憂鬱症也是，創作人喜歡利用它來製造情節，但他們不是真正關心這個群體。
這些刻板印象給精神病患者貼上了各種負面標籤，讓眾人對此唯恐避之不及。但事實上，就拿本片的躁鬱症來說，我們熟知的很多大藝術家和文人都患躁鬱症，他們在輕躁狂階段是可以產出高質量的藝術作品以至於有人將躁鬱症稱作“天才病”，因為這個疾病的病友團真的太豪華了。 貝多芬、費雯麗、梵高、竇唯、陳奕迅和南派三叔都曾患有躁鬱症。因為梵高去世後被診斷患有躁鬱症，他就是在自己處於抑鬱期的時候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瘋子”，每年的3月30日還被定為世界雙相情感障礙日。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精神疾病並非像我們所預想的那麼一無是處，精神病患者同樣擁有屬於自己的天賦和生存能力。影片裡，阿東的爸爸說“情緒低落就像哮喘病”，這個比喻很形象。哮喘病的病因是有些人的氣管很敏感，有些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也很敏感，這兩者並沒有什麼區別，有的人氣喘發作，就需要休養，精神疾病也一樣。
所有的精神疾病，包括躁鬱症，其發病原因之一是遺傳。阿東的母親就有情緒和精神上的問題，躁鬱症可能根植在阿東的基因中，當事件發生，觸發了這個部分，病情就會爆發開來。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攜帶著某些疾病的隱患，無論是精神還是身體，都是如此，環境也起到很大的作用，決定了隱患是否會爆發成疾病。
-③-被忽略的症狀背後的人
電影中出現過兩次關於“精神病醫生”的場景：第一次是影片開頭，精神病院的醫生勸說阿東的爸爸把阿東帶回家，告訴他，阿東的病情已經好轉，繼續住院也不會有更好的效果，況且，醫院的病床也很有限。
第二次是阿東在外發病後，到社區醫院複診。醫生坐在父子倆對面，面對電腦，雙手沒有離開過鍵盤，連頭也沒抬，連續問了幾個問題：
“情緒好嗎？”
“胃口好嗎？”
“睡眠好嗎？”
“有按時吃藥嗎？”
“有自殺的想法嗎？”
對面這對父子都沒來得及回答一句話。
最後醫生又重複了一遍：“有自殺的想法嗎？如果有，要回去住院哦！”阿東回答道：沒有。於是醫生讓他們回去，按時吃藥。阿東的爸爸張了張嘴，卻什麼也沒有說出來。
這樣的場景讓我感觸頗深，其實相信不少人都在醫院經歷過類似的問診情景。我身邊不少學醫的好友，畢業後多數都深造做研究搞學術，都不願意在醫院當一線的大夫。因為醫生的身心壓力都非常大。因此，標準化、程序化的處理方式是最高效省事的選擇。
臨床心理學習訓練的過程中，我們確實必須瞭解各種不同的精神疾病、神經症、人格障礙和心理問題的診斷和區分。這是最基本的專業素養，也是對患者的負責。熟悉病症和正確診斷的目的是為了能對症下藥，為患者提供有針對性的治療方案和幫助。但是，
醫生本身的職業壓力、醫療資源的有限性等導致了我們對症狀的一味強調，反而忽視了症狀背後的人。而這，也許恰恰也是影響患者康復的一個重要因素。作為助人者，無論何時，我認為都應該記住榮格所說的：“竭盡你的所能學習理論。但當你感觸到鮮活的靈魂奇蹟時應將其置於一旁。”
-④-被忽略的另一個群體：病人的家屬
影片中，阿東之所以病發，跟他長期照顧情緒病的媽媽並且忍受她對自己精神、言語的傷害有著密切的關係。而因為他，他的前女友也遭受了極為嚴重的現實和精神壓力，在他們重逢的時候，女生已經不得不求助於宗教團體的力量給自己一些精神安慰，但是從她在臺上發言的狀態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她所承受的痛苦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知名精神醫學雜期刊《雙相障礙》的一項研究中，來自以色列的一組研究者對雙躁鬱症患者及其配偶和家人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發現：不僅是患者本人，其配偶和家人也因躁鬱症經歷著巨大的痛苦，疾病嚴重影響到了他們的生活和婚姻關係，包括：
嚴重影響社會功能
由於患者難以參與撫育子女，不得不放棄生育更多子女；長期睡眠剝奪；放棄生活樂趣（如朋友聚會、興趣愛好、看電影或跳舞等）；沒有時間或精力顧及自己的需求和渴望。總之，大多數患者配偶和家人都覺得整個生活世界的中心就是病人，常被拴在家裡，哪裡也去不了。影片中患者阿東的父親，接兒子出院後，經常要找同事給自己替班，為的是可以陪在兒子身邊，以防出事。
巨大的看護壓力
對躁鬱症病人的看護、照顧壓力讓配偶們筋疲力盡。配偶和家人的責任包括“全職”照料病人（如預約治療、確保治療依從性、住院時照料病人等）；治療費用也一度成為家裡的一大負擔。
嚴重的情緒影響
陪伴病人面對躁鬱症時的無助感、抑鬱期發作時的孤獨感；對伴侶疾病狀況的尷尬和恥辱感；對反覆發作的焦慮和過度警覺；對病人狀況的埋怨和責備，有時是對患者不服從治療的責備；以及未被感激的失落感。同時在雙相障礙循環時，對患者痛苦和失敗的同情感。
-⑤-“使邪惡盛行的唯一條件，
是善良者的沉默。”
電影中另一個鮮明的群體就是走到哪兒都有他們身影的“吃瓜群眾”。他們在社會中都是被壓迫的一群人，生活得很辛苦，但當他們看到更弱的人出現，他們不但不會去幫助，反而傾向去排擠。
關於“平庸的邪惡”，我們在《大象的恐懼》一文曾詳細闡述過。而本片的編劇陳楚珩在接受深焦的採訪時也談到：在這個世界上，很多不好的事都不是大奸大惡之人做出來的，而是我們這些平凡人微小的惡行累加起來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就單一事件來看，只是隨手拍下，一個很小的事情，可是放到網路上，很多人觀看和評論，就會留下一些惡意的話語，甚至會人肉搜索，找出他過去的事情，肆意評價，這一切彙集在一起，會形成一個很強烈的傷害。也許不僅僅在香港，這世上有很多人飽受情緒的困擾，一些人會因為這樣的事情走上絕路。這一點很值得我們反思，因為我們去罵這樣做的人的同時，我們也完全可能成為其中的一員。
多數商業片中的人物都是二元對立的，有好人，有壞蛋，如果你清理掉大boss，世界就會重歸和平。但現實生活不是這樣，邪惡不在外界，往往存於自身。如果想要令世界美好一點，我們先要克服各自心中的惡。人群居成一個整體，我們就是彼此的英雄，同時也是彼此的壞蛋。不過如果我們直面自己心中的惡，可能會活得非常艱難，要承認自己也可能是一個壞人是很不容易的。”導演黃進如是說。
實際上我們就是他們。但是如果我們選擇團結起來，如果我們見到更弱的人，去幫助對方，至少嘗試這樣去做，嘗試去同理，彼此接納，或許能讓這個易燃易爆炸的Mad World，顯得不那麼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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