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紅
1月底，日本內閣府發表月例經濟報告，指出安倍經濟學下的日本經濟已實現74個月的擴張，超過小泉改革驅動的戰後最長景氣週期，這對日本而言無疑是福音，然而日本國民似乎並高興不起來。原因是本輪景氣擴張是財政、金融政策刺激的結果，還不是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提升帶動的自律復甦，政策當局仍擺脫政策刺激的慣性。
本次景氣擴張的最大特點，是6年來名義GDP的平均增長率達1.8%，不僅高於上個週期的平均值0.4%，也高於本輪的“實質GDP增長率”1.2%。這意味著日本經濟已走出物價持續下降的通縮局面。與高速增長期相比，當前的平均增速達不到1965年到1970年的11.5%，也比不上1986年到1991年泡沫景氣時期的5.3%，其主因是日本人口減少及少子高齡化的人口結構難以產生創新驅動，反成供給制約，潛在增長率長期低於1%。
第二個特點是，本輪景氣復甦的起點正值安倍第二次政權的啟動，作為景氣刺激政策，安倍經濟學整套出籠，持續加強，支持了長期復甦局面。安倍二次執政後，重整2006年的安倍經濟學，更加大膽地使用量寬和零利率（甚至負利率）政策，利用金融抑制，推進日元貶值，以虛擬企業收益，特別是海外日本企業收益因日元貶值而膨脹，進而推升股價。過去六年，日元對美元一度貶值約4成，眼下仍貶值約30%左右，日經股指上升至2.7倍。虛擬資產繁榮，使得安倍內閣支持率保持相對高位。
第三個特點是，本輪日本經濟增長更加依賴海外經濟復甦，尤其是世界第一、第二位的超大經濟體美中經濟持續增長，為日企擴大出口提供了市場空間。安倍執政六年來，美中同時成為日本最大出口市場。同時，中國等赴日遊客也形成了空前規模的入境消費。
但日本經濟的復甦也暴露了其本身的脆弱性。一是企業收益擴大，但實質工資未增，個人實際消費支出停滯，甚至為負值。二是現價名義GDP增速高於剔除價格影響的實質GDP增速，稅收增加，國民實質負擔加重。尤其是消費稅率上調，個人稅負陡然上升，2013年到2018年稅收增加37%，而同期名義GDP增加8.8%，歲出增加9.0%，呈現明顯不平衡。同時，社保、醫保負擔增加，直接抑制了個人消費，只是經濟復甦長期化，但內需並未同時擴大，反而對外更加依賴。
金融危機後，日本對華貿易結構變化，由原來的對華出口以原材料、生產設備和零部件等生產資料為主的垂直分工結構，轉為在化工原料、一般機械、電子機械等領域，相互貿易擴大，互有交易的水平分工結構，反映中國產業向全球生產鏈的中高端平移。
另一方面，美國景氣持續近10年，日美貿易規模再擴大，日本順差增加，如2018年約近700億美元，同時，日本企業對美投資增加，收益擴大。中國東盟和美國市場成為日本企業海外投資收益最大的市場。這樣，在貿易投資兩方面日本對中美市場均等依賴。如此中美貿易摩擦對日本貿易、投資同時構成影響。日本企業不得不調整其全球產業鏈佈局，由此，日本經濟面臨多元複雜風險。
此外，中美經濟動向也對日本經濟有直接影響。2018年中國經濟增速降至6.6%，雖不算低但也是28年來最低。美國經濟迎來減稅效果衰減，財政刺激鈍化期，金融政策、貿易和產業政策調整，經濟單邊主義、民粹主義盛行，日本最大出口市場充滿不確定性，日本經濟面臨最大風險。
由此看，日本經濟長期增長固然有利於中國經濟增長，但中國經濟增速下滑、透過日本企業出口及投資收益減少，影響日本經濟增長。日本經濟對中國經濟的依賴更深。
值得警惕的是，安倍經濟學已出現政策疲勞症，再生危機將無計可施。日本需切實推東結構性改革，把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射中靶心，別成強弩之末。
閱讀更多 刀視頻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