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西醫的百年爭雄史


轉自 陳 益 南 / 文

在1835年西方醫學正式進入中國之前,中醫在華夏大地便早已有了數千年的歷史,全國城鄉早已遍佈了大大小小、正式與非正式(遊醫)的中醫醫生,為國人診病治病,祛疾除害,恢復維繫人們的身體健康。因而,中醫,其實便是中國無可爭辯的主要醫療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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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西方醫學進入中國之後,這百多年來,中國的醫療領域,便開始了二元醫學方法的爭雄。而且,爭雄的局面竟然呈一邊傾斜的態勢,即西醫在高歌猛進,日益發達,奪關破隘,終至雄據了中國醫療領域天下五分之四以上,成為主流。而中醫卻仍停滯於歷史,竟裹足不前,故而連連失守,影響只能一退再退,弄得如今幾成中國醫療的邊緣!

據國家衛生部及中醫藥管理局公佈的有關衛生資源狀況披露,現在,在國內從業醫師人數上,西醫醫生已佔絕對優勢:2013 年全國共有執業(助理)醫生279·5 萬人,其中,中醫執業(助理)醫師 39·8萬人。就是說,現在從業醫生中,西醫醫生佔85·8 % ,而中醫醫生,則只佔醫生總數的 14·2%!

而且,據網上一份公開的貼子(一位曾任某省醫管局負責人)說,在這些中醫醫生中,實際上,高達百分之九十(即有35 萬以上),都是所謂“中西醫結合”的中醫。因此,全國尚是“鐵桿中醫”者,即仍是在完全堅守純中醫的立場、理念,只用中醫學的理法診治患者,而沒有采用任何西醫理念及診治手段的中醫醫生,已只剩下4 萬多人!

中醫、西醫的百年爭雄史

這百餘年來,中、西醫的博弈,為何竟決出了景況如此懸殊的一消一長之局面?這究竟是現代科學的勝利,還是中醫方面的自身消解?


讓我們回放這百餘年以來的中、西醫爭雄歷史,看看之中究竟發生了些什麼。

第一個在中國正式登陸開辦的西醫醫院,是1835年廣州新豆欄街上的“眼科醫局”。

此時,正值鴉片戰爭爆發前夕。但當時,已有很多外國人到廣州經商做貿易,傳教士也來了不少。為了給這些洋人看病,一個有著醫學博士頭銜的美國傳教士彼得·伯駕,看到行醫既可有利,又能方便接近中國民眾而益於傳教,便在廣州開設了這家“眼科醫局”。

這個西化的“眼科醫局”,其生意很不錯,三個月間,便接待了925名患者。大概其療效也不錯,因而名聲大噪,隨著其發展擴大,便改名為“博濟醫院”。


1866年,“博濟醫院”又開設了中國第一家醫學學校“博濟醫學校”(後改名南華醫學校),1904年再改稱為“華南醫學院”,這便是今天的“中山醫科大學”之前身。

孫中山先生,也曾於1886年到這間學校學習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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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關於西醫知識的著作、文章也開始在中國被翻譯出版。同時,西醫學雜誌《廣州新報》(後改名《西醫新報》)也陸續出版。1851年由廣東南海人陳修堂翻譯的西醫學新書《全體新論》出版,該書介紹的西方醫學知識、特別是解剖學,立馬令中國的知識分子耳目一新,大為震動。於是,西方醫學逐漸為中國人所熟悉並予以接受。一些中國青年,也開始到西方國家留學,學習西醫知識。

中國第一個留洋學醫的學生黃寬(廣東香山人),1850年獲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學位,回國便在西醫院裡行醫,因其醫術高明,連外國人都找他看病。

由於西醫診治方法與中醫顯著不同,斷病述病說法通俗易懂,而其療效也不錯,因而,西醫一進入中國,發展勢頭就很好。上述第一家西醫“眼科醫局”期間,其創辦人彼得·伯駕博士的行醫對象,不僅有洋人,更有遍佈中國民眾的各個階層,甚至,清政府的兩廣總督耆英及後來的抗英名臣林則徐,彼得·伯駕博士都為他們看過病。

直至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僅在廣州一地,西醫醫院就已有39所,病床2722張。

美國耶魯大學“雅禮”協會派遣的醫學博士愛德華·胡美,則於1906年在湖南省會長沙市的西牌樓,開辦了雅禮醫院。後由於其醫療水平得到了湖南省當局的認可,美國雅禮學會與湖南有關團體合作,1914年在長沙潮宗街(後擴遷至城北麻園嶺)創辦了一所新式醫科大學“湘雅醫學專門學校”,雅禮醫院便更名為學校附屬的“湘雅醫院”。

幾乎是同時,在北京,英國教會機構“倫敦會”的醫生科克倫,因博得了慈禧太后的好感,曾得到了慈禧捐助的白銀一萬兩,由此,1906年他便與其他五個教會合作開辦了“協和醫學堂”(協和醫學院的前身)及其附屬醫院。1915年,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從“倫敦會”購得原協和醫學堂的全部產業,又購得東單三條衚衕原豫王府全部房地產,隨後再投入巨資進行新校的建設,共耗資750萬美元。1921年9月,新校建築完成,協和醫學院舉行了隆重的開幕典禮。

從而,以“南湘雅、北協和”為代表,西醫在中國的發展,進入了一個規模性、高水平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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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藥店也隨之跟進發展,英國品牌藥房“屈臣氏”1850年便在廣州開設了分店。日商森清太郎則也於1870年很快抓住商機,在廣州開設了生意興隆、名為“岳陽堂”的西藥房。

可以說,自1835年西醫正式在中國“搶灘登陸”,到1919年五四運動之前,中國社會便開始了二種醫學並存的局面,並長達數十年。

顯然,中醫面臨了強大的挑戰。

此前,因中醫已有數千年的歷史,早已成為中國人診治疾病的絕對途徑,不論是皇宮官府,還是草根平民,凡生了病者,無不求請中醫。然而,自西醫學進入中國之後,人們發現,除傳統的中醫之外,居然還有一種有時比中醫療效更快的方法及藥物,可以治癒病患,於是,求醫問藥,中國人開始有了不同的選擇。

出現新的診治疾病的方法,照理說,對促進原有中醫的發展,應是有些益處的。因此,有些中醫名家也開始了對西醫學問的學習研究,試圖將其應用於中醫,以提高中醫的醫術水平。如天津名醫張錫純,因積極接受現代文化知識,便萌發了衷中參西的思想。他比較中西醫學後,認為各有長短,因而又自學西醫,試圖吸收西醫長處,以補中醫的不足。經過十多年的讀書、應診過程,便於1909年寫成了著名的《醫學衷中參西錄》一書,並仿效西醫體制,於1916年在瀋陽創辦我國第一個民間中醫醫院——立達中醫院。

而在此前的數千年間,除了在皇家的御醫院之外,中醫都是以個體診所的形式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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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畢竟中、西醫各自的醫理,有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很難有可以互相對接之處。正如股市操作方法中,以基本面為準繩之理念,與以K線均線為藍圖的技術面方法,二者是絕不相通一樣。雖同為治病救人,中醫、西醫這二大流派,亦是無法互學的。即便是能夠與時俱進的張錫純等,其中、西醫結合的想法,也仍只不過是企圖以西醫基礎的生化知識,來解讀、甄別中醫的方藥,以求更好運用中醫而已。

因此,中、西醫雖已並存於世,卻實際上毫無互相融會、互為促進之可能,而只是各走各路,各自獨立發展。只不過,一段時期內,並存發展的特點是:西醫雖已登陸,中醫卻仍執中國人治病求醫之主流。

然而,二個方面因素的增長,卻逐漸在打破中、西醫並存發展的平和局面,而且,很快呈現出一種此消彼長的不平衡態勢。

首先,歷經甲午戰敗、八國聯軍入侵等大事之後,向西方學習、求得以夷制夷效果的維新思想,深入人心。然而,政治上向西方學習,對中國的舊制度、舊文化、舊觀念的革新浪潮,也導致了對從舊文化中生長的中醫學,展開了猛烈批判。

特別是日本自明治維新後,頒法明令廢除“漢醫”、大舉西醫化的情況,使晚清民初的大批維新人士,如著名啟蒙思想家嚴復、梁啟超、鄭觀應等,均也持此立場,視中醫為所謂“舊醫”,是“根立於臆造而非實測”,而大力推崇實行西方醫學。

1926年3月,梁啟超因病入住北京協和醫院,其間發生醫生誤診誤治,無端將梁好好的右腎給割了。對此,輿論譁然。然而,梁啟超卻不僅不追究協和醫院,反倒著文在報刊上為西醫辯解,說此僅屬偶然事故個案,不要以此為口實否定西醫,實際上西醫診病撿查嚴密,絕“不象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

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的崛起,其先進代表人物陳獨秀、魯迅、胡適、傅斯年等人,更是既視中醫為舊文化,嚴斥中醫的陰陽五行運氣理論是封建迷信,更認為新、舊文化絕不能同行,故極力否定中醫,宣揚獨信科學西醫。地質學家丁文江,在貴州鄉下考察時患了重病,他竟寧肯抱病忍痛,而堅決不讓當地中醫來診治,非叫人打電話到貴陽請西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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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革命之父”的孫中山先生,一則他原本學的就是西醫,二則他曾長期生活在西方社會之中,包括西醫在內的現代自然科學,對其影響頗深,因此,原則上他也是一位不信中醫的人。甚至在他重病在身,1925年元月間,還對著名中醫葛廉夫說:“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藥”。只是到了北京協和醫院對他的病顯然無可奈何之際,在他生命的最後時期,他才一度肯接受中醫的診治。

隨著從事西醫的中國人日益增多,隨著從國外留學回來的人日益增多,隨著現代自然科學知識的逐漸普及,便使西醫不論在醫療力量方面,還是在人們對西方醫學的思想認同方面,都迅速得以發展。因而,受此影響,民國曆屆政府的衛生與教育機構,也都在政策上對中醫進行了限制。雖說一時還沒有廢除中醫,但在教育問題上,一開始便卡死了中醫後繼有人的問題。

從1912年的民國政府(北洋政府)教育體制的立法之中,就沒有中醫的教育內容,即既不在任何大學設置中醫教學課程,也不允許中醫開辦任何教育機構。民間原已有的中醫教育機構,均不能稱為“學校”,而且不能頒發任何教育證書。在這些機構學習數年,因無資格證書,故也不能到西醫醫院工作。

到1920年代末,國民政府的中央衛生機構決策者,已全都是留洋回國或受過現代教育的文化人擔綱,於是,就發生了1929年2月國民政府中央衛生委員會議,一致通過全面廢止中醫的法案。只是由於當時全國中醫界聞訊後,組織了大規模的請願、申訴、抗議等活動,加之國民政府要人蔣介石、譚延闓、張靜江、于右任等人,尚同情、認可中醫,因而,全面廢止中醫的法案才得以被擱置。不過,原有種種限制中醫的政策,如中醫不能辦學校、中醫不能稱為醫院而只能稱“醫室”(診所)、禁止中醫使用西藥等等,則依然在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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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國民政府的政令,因某些政治原因,當時在有些地方實際難以貫徹;同時政治時局的演變,也使國民政府不得不陸續寬待中醫問題。所以,中醫也才得以在政治與軍事的縫隙中,獲得了一些生存與發展的機會。

如在1930年代起主政廣東六年的國民黨將領陳濟棠,他對南京中央政府限制中醫的法令,就一直是公開表示異議,故而他在廣東另頒舉措,不僅不限制中醫,而且支持廣州中醫成立“國醫研究會”,維護中醫教育,撥款開辦省立廣東國醫學院,併為省內二所私立中醫學校正名,允其正式更名為學校。

結果,廣東省竟有幸成為當時中醫的一個特區。

到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後,因軍隊急需大量醫務人員,單純從西醫醫院徵調,已遠遠不夠用,而中醫的確能具有的療效,則使政府高層也不敢放棄中醫。於是,中醫從業人員,也成為了抗戰之醫護力量的重要來源。由此,國民政府軍政部、教育部、衛生署便先後行文,對中醫正式予肯定,不僅要求軍隊要“中西醫藥並用”,而且,原本就同情中醫的陳立夫主持教育部後,教育部便決定將中醫知識,列為國民教育系列,首次頒佈了《中醫學校通則》,從此允許中醫辦學。

衛生署則也行文,允許中醫開辦醫院,納入《醫院管理則規》範圍。1942年,政府又頒佈了《醫師法》,將中、西醫生均並稱“醫師”,使中醫也具有了西醫的地位。1944年,重慶還成立了直屬中央衛生署的“陪都中醫院”——此即為中國第一間國立中醫院。

因為有這樣一系列國家政策的轉變,現代中國,總算開始讓中醫有了一個較為寬鬆的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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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與此同時,西醫的力量、規模與影響,隨著現代文化與科學知識教育的逐漸普及,卻更在同步迅速的增加擴大,不僅西醫醫院遍佈了各大中城市,就是在一些縣級小城,西醫也有了診所;連當時荒闢的新疆,也有了不少簡陋的西醫院,1949年時共設有病床696張。

與此同時,中醫醫院、診所,則不僅在力度上影響日衰(有文化、有地位的人患病後多轉求西醫),且在數量上也無力再進一步相對增長。

只是由於民國期間戰亂不斷,經濟落後,國力虛弱,民眾生活普遍困難,看病求醫欲享受西醫醫院的治療,實在是比較不易的事;加之中醫醫術確實存在的療效,故使社會中、下層,對中醫仍然有著強大的需求。因而,找中醫,特別是求請民間中醫,在民國時期仍是國民看病求醫的主流。

例如,據《百年北京中醫》一書說,在民國時期的北京地區,西醫醫院雖然已是醫療規模的標誌,中醫多是診所,但有據可計的中醫從業人員數量,卻是西醫醫生的8倍以上。而東北地區,據偽滿期間資料,儘管日本人是壓制中醫的,但當時登記在冊的“漢醫”(中醫)仍有25000人,超過當地西醫醫生的3倍。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對於當時中醫與西醫各自醫生人數,時任政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有一個大致統計:“全國正式(西醫)醫師18000人,中醫人數則遠超於西醫。”

中央衛生部副部長賀誠則在一個報告中說:“根據當時鄉村的一般調查,全國約有80%的病人未得到正規的醫療幫助,其原因是幾十萬人的中醫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幾十萬名中醫,一萬八千名西醫!

這就是截至1949年之時,民國時期的中、西醫人數之大體分佈狀況。即便按至少有二十萬中醫計,中醫與西醫的人數之比例,也要超過10倍以上。

但是,中醫、西醫各自的影響與發展潛力,卻並不以從業人數的懸殊多寡為前提。

因而,博奕的結果是,經過60年的發展,西醫是越來越勢強,中醫則越來越趨衰,而今中、西醫的力量對比,竟發生了天差地別的變化!僅僅在從業人員、正式醫生的數量對比上,便就已完全顛覆了1949年的數據境況,由當年的中、西醫總人數比例的10 : 1 以上,卻倒過來演變為了今天的 1 :6!(中醫醫生只佔 14·2 %,而西醫醫生佔8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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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相對於西醫,出現的這種衰落局面,應該說,政府已是沒有任何負面責任。

因為,從新中國之初起,政府對中醫就一直是實行認同扶持的政策。

雖然一度在中央衛生部要求中醫實行科學化、中西醫結合的過程中,對中醫有過一些操之過急、不切實際的舉措,但此舉很快就為國家最高層予以否決,並就此對當時衛生部二位副部長加以嚴厲批評。而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對中醫,更始終都是持堅決認同與支持的態度。毛澤東在1950年8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就為大會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鬥。”1958年更是明確批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寶庫,應當努力挖掘加以提高。”

為此,國家在五十年代中期時起,就陸續在全國各地創辦了一批中醫專業的高等院校。進入新世紀後,各省市的中醫學院,也都大規模擴招而發展為中醫藥大學,以求努力培養中醫的後繼人才。省、市、縣三級也都創辦了不少獨立的頗具規模的中醫院,還創辦了國家級與省市級的諸多中醫研究機構,鼓勵支持對中醫、中藥的深入研究,以促進中醫事業的發展。

然而,這一切努力,卻仍然沒能扭轉中醫日益弱勢的狀況。

如果說,中醫在民國時期未能得以有什麼發展,還可以說是與當時的政府不支持有關。但新中國60年後,中醫的發展,卻仍遠遠落後於西醫的發展速度,中醫明顯已日趨墜為醫療力量的邊緣、而不再是國民求醫看病之主流的現狀,其導致的原因,顯然,已不再是與政府政策因素相關了。

那麼,當代中醫在醫療領域日趨邊緣的原因,是在哪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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