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某知名學者對於安史之亂的論述：
安史之亂的發生，有很多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原因，但是從宗教上來講，安史之亂應該是玄宗摒絕武后遺產的後遺症，如果他繼續支持佛教和經營中亞，可能唐代的國運會完全不同。
安史之亂以後，佛教發生了重大轉變，從以前國際主義、都市主義的佛教向孤立的、與農耕文明相結合的地域性佛教轉型，因為安史之亂阻隔了唐帝國與中亞的聯繫，原有的商業網絡徹底崩解。商業網絡的收縮在安史之亂之前就已經影響到了唐帝國的方方面面，只是到了安史之亂之後與東亞的貿易網絡進一步廢棄，這對唐帝國最終走向崩解是有決定性的意義的。
安史之亂造成了都市佛教的頹敗，武則天時代佛教因為和商業與國際貿易的結合主要是在都市活動，安史之亂之後佛教不得不從一些中心地區撤出，而向一些非中心地區擴散，也不得不與一些地方節度使結合，這樣一種趨勢也是禪宗特別是南宗禪興起的契機。自此佛教與農耕文明合流，禪宗刺激新儒家的勃興，農耕文明進一步固化，商業行為與貿易精神相應地進一步萎縮。
筆者要指出的一點是中唐以後放棄武周時代佛教為立國意識形態轉向內在幾乎是必然的，禪宗在南方興起的本質原因就是海道的拓張。
說到大唐就不得不提到安史之亂，陳寅恪等學者認為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是北方胡人力量的增長，近來則有不少學者提到波斯拜火教和粟特商人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當然其中自有真知灼見。但是我要指出的是胡人特別是中亞伊朗語印歐語胡人作為一個政治軍事集團在河北藩鎮中所起到的作用實在是被高估了，這種現象在之前塞種人的分析中我就已經指出了，是一種西方中心論和胡人至上論的歷史觀。
這裡我嘗試分析一下安史之亂的背後的深層原因：海上貿易航線大規模開通的開始。
在唐代以前，人類創造的船基本不具備大規模跨洋航行的能力，絲綢之路是亞歐兩個地理板塊交流的主要道路，因此內陸地區往往要比沿海地區更為先進。
如果從新石器時代算起，這個過程中經歷了一個從玉石之路到金石之路再到絲綢之路的演變，筆者也曾指出這種演變是從南到北逐漸推進的，如果只從文明時代算起，那麼到了漢代，算是全面完成，到了唐代應該是達到鼎盛和極致，此後元朝雖然也大開草原絲綢之路，但已經不能和唐代盛景相提並論，總計持續了四千多年，而接下來的一千四百多年時間裡出現了一個轉變，就是海道的開通與繁盛，而盛唐恰恰處在這個轉折點上。
這個過程是非常迅速的，首當其衝的是中亞，一直以來兩河流域都是面臨內亞的威脅，草原遊牧民族和中亞的雅利安語民族不斷地從阿爾泰山到烏拉爾山之間的大草原南下，經過河中和伊朗，一直衝擊到地中海邊緣的兩河流域，但是在唐初，發源於阿拉伯半島南端的黑衣大食強勢興起，幾乎席捲了整個西亞和中亞，這在之前數千年的歷史當中一次也沒有過，阿拉伯半島的閃米特人第一次實現了對中亞胡人以及部分突厥部落的逆向征服，即便波斯也沒有辦到過，於是有了高仙芝在康國的失敗。
海道拓張對大唐的影響是兩面性的，在唐代以前，河北一直是偏遠之地，從來沒有產生過一個正統王朝的都城。但是東北亞地區海道成長起來之後就形成一張複雜的貿易網絡，日本新羅包括遼東地區都藉助這張貿易網絡得以迅速發展，在漢朝東北亞地區各個單元之間非常破碎隔離，當然就日本朝鮮半島與大陸的距離考量也不需要太過先進的航海技術
但是當東南亞海道與東北亞海道連接之後一切就迅速不同，無論是日本還是高麗都在南北朝時代試圖與江南以及東南亞地區進行貿易往來，到了唐代，揚州成為了重要海港和集散轉運中心，東南亞的貨船在揚州停靠之後既可以北上日本和朝鮮，也可以通過大運河進入河北地區，因此可以說初創時代的朝鮮半島卻對鼎盛時代的關隴集團造成了不小的打擊。不過就當時而言最先受利的是已經相對非常先進的河北地區。
利用海道和大運河，河北藩鎮在唐代立國不過一百三十年後迅速崛起，而就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後三國時代，北周還在如火如荼地複製西周的道路，當然是有勝過西周的，這種模式在以後的中國歷史上已經絕跡了，也就是關中地區的一群軍事貴族在中原以及山東建立長期的統治秩序，而山東河北本土的新貴要實現改朝換代可能需要千年的時間。
換言之當隋煬帝開通大運河的時候，和同時興起的印度洋太平洋海道連接起來，江東和河北兩個地區的復興也就已經開始迅速展開了，關隴集團也就沒有能夠重建曾經西周貴族持續近千年的輝煌時代。如果論根本原因的話，就在於海道是多向度的，陸路往往是單向度的，途中節點次第相連，一個節點被破壞，整條道路就會癱瘓，但是海道卻是多向度的，節點和節點之間根本不受距離影響可以多樣化的連接，同時也就保證了其抗干擾性、抗破壞性以及穩定性。因此海道一經興起，立刻對關中以及中原地區形成了強大的擠出效應。
此後唐朝和藩鎮的鬥爭本質上是圍繞大運河的爭奪展開的，實質上是關中和河北兩個地區對東部沿海貿易權的爭奪，當然在海道初開的時代整體上唐朝還是保持住了陸路主導下的秩序，也展示了關隴集團以及關中士族最後的榮耀，通過山東蘇北和河南遍設藩鎮中斷河北和江南地區的聯繫，讓帝國又持續了一百五十餘年。直到運河邊上一群鹽販子的崛起。
黃巢起義之後非常明白海道對於唐朝的重要意義，所以將兵力直接指向廣州，這對唐朝的打擊是致命的，當然也間接打擊到了河北藩鎮。切斷運河和海道之後的大唐基本回天無力，佔據運河重要據點的朱溫則迅速發家，複製劉邦山東王朝的道路，而最後定鼎中原的是祖籍河北祖上也是河北藩鎮幕僚的趙匡胤。而河北地區開始擁有建都資格本質上是因為通過海道和大運河而能夠和東南地區當然還有更遙遠的西方建立聯繫，宋朝建都開封、遼金元明清五朝全部建都北京就體現了這種經濟重心的轉移。到了明朝又出現一個轉折點，以海道為主要紐帶的朝貢體系被遙遠的歐洲打斷，這是海道進一步擴張無可避免的命運。
如果說唐朝之前河北地區從來沒有產生過一個帝國首都的話，那麼相似的情景又再次重現了，在安史之亂後，關中的大地上再也沒能產生過一個正統王朝的都城。不僅僅是關中，連山西和中原也經受了同樣的命運，開天盛世在漁陽顰鼓聲中一去不回，竟成為了遙遠的絕響，大唐王朝的由盛轉衰只是開始而已，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海權將會成為歷朝歷代必須面對無法逃避的重大問題。
各個朝代也做出了不同的應對方式，其中有可圈可點之處，也有讓人扼腕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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