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是否造成世界經濟重心從美國轉移到中國？

本文系獨立國際季度科學評論期刊Inference最新季刊《新型冠狀病毒和新冠肺炎》特別專題報道系列中的文章。原文標題：COVID-19 and the Global Economy，作者John Feffer。

Inference 創立於2014年，編委會成員聚集了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各國科學院院士、皇家學會會員，來自MIT、哈佛、斯坦福等頂尖院校等專家學者。並廣泛邀約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撰寫文章。不同於經過同行評審的論文，Inference更致力於發表理性、有見地和有洞察力的評論文章，這些文章反映了該雜誌從人類學到動物學等各個領域中思想的真實多樣性。

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成員、1979年物理學獎得主、美國理論物學家Sheldon Lee Glashow擔任Inference 的編委和自由編輯，他本人也是廣受歡迎的美劇《生活大爆炸》裡“謝耳朵”的原型；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成員、20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引力波研究”先驅Barry Barish和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跨學科信息科學研究所所長、2000年圖靈獎獲得者

經授權，出於學術交流和傳播思想洞見的目的，我們對這一組特別報道進行了編譯（其他文章請查閱今天的同步推送），也歡迎讀者朋友們在後臺踴躍給我們留言，我們將彙總其中的精彩留言和洞見反饋給Sheldon Lee Glashow教授，也許下一個被“謝耳朵”點名的就是你！

COVID-19 與全球經濟

作者 ：John Feffer

現代全球經濟的基礎是現代醫學。維持全球貨物和服務貿易的交易需要一個默認的前提——保證商人和金融家在開展業務時不會交叉感染。經濟全球化要求包括港口、航空碼頭、火車站、聯運樞紐在內的國際分銷節點不能成為病原體的擴散場。否則，交易中斷、醫療急救和勞動力週轉的成本將遠遠超過海外投資帶來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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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到來前，在集市或戰場附近進行全球交易存在很嚴重的感染隱患。跟隨著探險者、士兵和商人腳步，病原體在全球範圍內傳播，這對世界文明造成了週期性破壞。瘟疫是導致羅馬帝國覆滅的一大原因。歐洲殖民者攜帶的各類病毒幾乎摧毀了美洲所有的土著部落。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流感大爆發是壓死第一次現代經濟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

衛生條件和流行病學的進步以及疫苗的研發使人類有信心避免流行病對全球商貿造成干擾。對於天花、黃熱病等疾病的有效控制使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地區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之中。純度越來越高的流感疫苗，有效地保護人們不再懼怕流感的爆發。SARS、埃博拉這樣更致命的流行病也得到了有效的抑制。高發病率的流感病毒、高死亡率的埃博拉病毒都沒有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創。亦或者說，相比於與交通事故、石油洩漏和自然災害，這些流行病並沒有對全球經貿造成更為嚴重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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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不僅是一種新型病毒的代稱，也標誌著全球經濟的面臨的新挑戰。免疫力的缺乏和大量無症狀感染者讓這種病毒非常難以控制。流行病學家擔心，這種特殊的冠狀病毒可能會像普通感冒和流感一樣成為全球週期性爆發的疾病。

COVID-19的迅速擴散蔓延已經損害了全球經濟的流通體系。目前，全球各大港口的流量顯著下降，航旅業已經停擺。股票市場以刷新記錄的速度從牛市走向熊市。疫區的各項業務停滯、癱瘓，失業率急速上升。

雖然絕大多數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只會表現出輕度至中度症狀，但對於有基礎疾病和免疫系統損傷的病患來說，這個病毒對於全球經濟來說，必定存在嚴重的潛在危機，才會有此次疫情中的嚴峻症狀出現。

迫在眉睫的問題是，全球經濟這個病人能否挺過這道難關？如果可以的話，這場病將會帶來什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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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此次新冠病毒爆發之前，經濟全球化就已然面臨著很多非常嚴峻的考驗。2019年1月24日，《經濟學人》發佈的一份報告稱，全球化正在放緩。在這一趨勢下，貿易在全球GDP中所佔的份額有所下降，外國直接投資在全球GDP佔比也有所下降，跨國公司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地位也不再那麼重要。全球經濟這場遊戲性質一直在改變：

商品的運輸成本不再下降。跨國公司發現，全球擴張是在燒錢，而本土競爭對手之間打的頭破血流。全球的經貿活動正轉向服務業為主，而這種產業很難跨境銷售。中國製造業越來越自力更生，其所依賴的進口零部件越來越少。

正如經濟學家潘卡伊·格馬瓦特經常指出的，全球經濟不是一開始就是全球化的，跨境貿易僅佔全球GDP的20%，外國直接投資僅佔總投資的10%。因此，儘管經濟放緩的影響已經顯現，全球經濟在過去十年中還是能夠不斷擴增。

科技的發展加速了逆全球化的腳步。自動化程度不斷提高意味著，機器將零件打印出來並在市場附近完成最終產品的組裝這讓海外的廉價勞動力失去意義。因此，全球生產轉配線以及維持其盈利能力的全球物流系統，正如絲綢之路時代的車隊和黃金時代的電報站一樣被時代拋棄。

在COVID-19開始之前，全球化的另一個先決條件是它對氣候變化的貢獻。僅貨物運輸這一項的碳排放就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7%-8%，其中航空運輸的碳排放量最大。為了符合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建議，從根本上減少碳排放的一種顯性方法即是在銷售地完成商品的生產。

最後的挑戰是來自於政治。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間，對經濟全球化的批評主要來自左派，並且只是邊緣化勢力的聲音。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之後，出現了一項新的民粹主義勢力，對全球化主義以及長期支持全球化的中右翼和中左翼主要政黨構成了挑戰。藉助於對歐洲一體化機構持尖銳的懷疑態度，這種聲音猛烈的抨擊著經濟全球化，最終導致了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成功。懷疑主義還幫助民粹主義右翼勢力推進匈牙利、波蘭、捷克共和國、奧地利和意大利的政權之中。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和巴西的耶爾·博爾索納羅也都利用這種情緒獲得政治職權。新的右翼領導人設置貿易壁壘，以跨國公司為目標，或推行旨在阻礙全球化進程並加強當地製造業的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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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正在攻擊的是一個已經被經濟、科技、環境和政治因素改變的全球化體系。這不是經濟全球化面臨的第一次挑戰。過去，發生了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機，也發生了各種意料中的（Y2K，即千年蟲漏洞帶來的“千禧年危機”）和計劃外的（9/11，世貿雙子星遭受恐怖襲擊）事件。但這次，全球化正在發生一些根本性變化，而COVID-19後全球經濟必然會有所不同。

1）首先，全球經濟面臨萎縮。根據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3月底的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出現負增長，美國、歐洲、日本以及包括墨西哥和阿根廷在內的某些南半球發展中國家將出現特別嚴重的收縮。同時穆迪預測，在中國和印度的帶領下，2021年經濟將出現強勁反彈。但是這些預測缺少證據，僅僅一廂情願的假設COVID-19會對2020年之後的經濟產生最小的影響。此外，為了確保全球經濟反彈，G20成員國和輿論屆都支持全球化的進一步擴張，而非逆全球化。

雖然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都在敦促國際經濟總產出迅速好轉，但他們很少關注這種產出的性質或使全球經濟如此易受流行病影響的潛在因素。此前供應鏈的中斷，多因2011年日本地震這樣的一時性事件造成。而COVID-19可能帶來的是長期風險，這讓全球供應鏈具有極大的不可預測性，也促使製造商開始考慮將生產鏈轉移回國內來降低風險。例如此次的COVID-19導致疫情嚴重的國家政府紛紛考慮減少口罩等關鍵醫療用品對進口的依賴程度。當COVID-19威脅過去時，全球經濟很可能迅速反彈，但在貿易和投資全球化程度很可能會降低。

2）另一個不可預知的元素與邊界有關。全球化催生一個無國界的世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歐盟內部貨物、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北美自貿協定等世界範圍內的自由貿易協定複製了這種商品和資本模式。但是由於新冠病毒的出現，歐盟的申根國家不得不關閉邊境。只要這些國界邊境在世界繼續存在或變得更加嚴格，就會對全球化徵稅，為經濟全球化帶來巨大的阻礙。

2018年9月1日，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Photo by Jesse Mills on Unsplash

成本效益分析之下，自動化將鼓勵製造業的本土化迴流。研究過經濟衰退時期自動化如何激增的經濟學家估計，經濟下滑對低收入工人、年輕人和有色人種工人造成的風險最大。自動化也將在世界各地產生不同的影響，其程度也難以量化。

3）新冠疫情可能對全球碳足跡產生顯著影響。經濟停擺已經大大減少了全球的碳排放，中國這樣的強處理國家表現得更為明顯，比如2月份中國碳排放量減少了25%。但過去十幾年的經濟反彈已導致碳排放量相應增長。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過後全球碳排放量增長率了5%。美國、歐洲和其他地方制定的經濟救助計劃幾乎沒有做出任何關於減少碳足跡的規定，沒有通過生產製造業和農業的可再生能源轉型來促進碳減排。

在全球化不斷收緊、病毒蔓延擴散前提下，經濟刺激計劃在解決各國之間和國家內部的發展不平衡方面收效甚微。儘管股市的動盪讓富豪們的資產大大縮水，但失業率上升對於底層的民眾造成的打擊更大。如果病毒像影響歐美一樣對發展中國家造成沉重打擊，那麼世界的發展差距鴻溝將加會變得更加深刻。而發達國家的援助並不會從根本上解決這個發展不平衡問題。

4）最後一個考慮問題是COVID-19是否造成世界經濟重心的轉移。由於停工停產，中國經濟在此次疫情初期受到沉重打擊。但同時，中國也是第一個有效控制疫情的國家。在印度等其他國家剛剛開始封城停產的時候，中國已經能夠逐步恢復並重新開放經濟。工業生產的復甦使中國能夠向目前與COVID-19作鬥爭的國家提供很大的援助。

而美國目前正遭受著巨大經濟打擊，相較於中國，其規模將更大、更持久。因此，美國可能將會失去其全球領導者的地位。美國國內的醫院難以滿足現階段如此巨大的醫療資源需求，不能指望通過援助其他國家與中國進行領導力方面的競爭。在病毒大流行之前，美國在聯邦、家庭、企業等各個層面都面臨著嚴重的債務問題，而經濟停擺和隨後的聯邦政府的救助計劃將加劇這些問題。二戰期間英國長期積累的債務問題導致了這個全球大國的崩潰，其國際地位被美國取代。COVID-19也可能把全球經濟的重心從美國轉移到中國，這一趨勢顯然正在進行。

目前來看，COVID-19導致的流行病本身不會改變全球經濟。然而，它充分揭示了國際經濟體系的脆弱性，併成為某些趨勢的催化劑。當然，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如何應對COVID-19所暴露出世界運作方式和經濟停擺形式。

約翰·費弗（John Feffer）是美國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作家，現任外交政策中心聯合主任。他的著作包括《十字軍東征2.0》（《城市之光》，2012年）、《當代對伊斯蘭的攻擊，朝鮮/韓國：美國政策和朝鮮半島》、《美國當前對朝鮮政策及其侷限性》、《權力之旅》等。其所著的《希望中的生活》描述了當地社區對全球化挑戰的創造性反應。

費弗的文章發表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今日美國》、《洛杉磯書評》和許多其他出版物中，他也是《赫芬頓郵報》的撰稿人。

（備註：編譯稿件僅供參考，原文以英文原文為準；因篇幅原因，英文原文所引用的大量材料不做呈現，具體引文可參考原版。點擊；https://inference-review.com/report/covid-19-and-the-global-economy）

本文編譯：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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