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王安憶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王安憶是以“日常生活”為通道，將“個人經驗”與歷史、現實相溝通而佳作的。
王安憶力圖挖掘出日常生活的內在性，在她看來，日常生活具有一種韌勁的美，具有頑強的生命力，默默地穿越時代的關隘，保持自己的特色。李敬澤在評論小說時說了這樣的一段話：“如果一定要談論‘標準’，那麼我相信，一個最基本的可以通約的藝術標準就是‘細節’。”王安憶的日常敘事中，都淡化故事情節，而以細節結構小說。
大量地鋪陳細節也是王安憶敘述語言的一個特點，細節成了小說的眼睛和靈魂。王安憶用細節來闡述市民的日常生活，使得尋常小事具有詩意美。
王安憶在城市題材的小說中有意迴避了現實社會的種種重大歷史事件，這樣的創作取向決定於她獨特的歷史觀：“我個人認為，歷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構成的，歷史是日復一日，點點滴滴的生活的演變。”她認為小說這樣一種藝術形式就應該表現日常生活。
王安憶多年來的創作，致力於發現市民日常生活中，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在思考這一問題的過程中，女性往往是她問題意識的載體。
一、《流逝》中的端麗：在勞動中，發現生活的趣味與詩意
在她的作品中找不到任何宏大敘事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精緻乖巧的老虎天窗，曬臺上隨風飄浮的衣服等等，一幅聲色各異的弄堂生活畫卷徐徐展開。
《流逝》寫於1982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歐陽端麗輕視勞動，而且僱用了保姆和奶媽來幫她料理家務、照看孩子。然而，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端麗和她的家人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他們不僅失去了過去的財富、地位、休閒和舒適的生活方式，並不斷被社會貶低、輕視。
作為家裡的長房兒媳，端麗迫不得已撐起了家庭的重負，她在運動中逐漸被奪走金錢、時間以及自由。她不得不走出家門，走向職業領域。歐陽端麗從一個“僱主”下降為“僱員”，從一個養尊處優的少奶奶變成看護孩子的保姆以及工廠間女工。她辭掉了傭人和奶媽，自己擔負起家庭勞動的全部任務。
好逸惡勞是多數人的本性，端麗在“文革”中的勞動是不得已而為之，正是這種“被迫”的勞動帶領她重新發現、審視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在充當保姆照顧孩子慶慶的時候，身為三個孩子的母親的她第一次感受到當媽的酸甜苦辣；家庭的經濟越來越困難，端麗的勞動也從私人領域轉向公共領域，她進入街道工廠，在“繞線圈”這一簡單、乏味的手工勞動中，她發現集體勞動的趣味，“同大家一起笑”令她覺得有趣，很開心；將自己過去的旗袍成功地改成女兒的襯衫帶給她很大的成就感；她甚至覺得節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還發現了紅燒肉燒蛋這種“粗糙飯食”的美味。
在這十年間，端麗重新發現生活的趣味與詩意，而正是這種趣味和詩意在很大程度上支撐她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過去從未嘗試過的體力勞動，在勞動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尊感，實現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超越。
在小說結束時，文化大革命也結束了，一切似乎重新回到了原點，但這十年的歲月在小女兒咪咪身上已經刻下鮮明的痕跡，從小苦慣了的咪咪問端麗，“不工作，過日子有什麼意思？”
而端麗思考的是十年的辛苦，豈能輕易取消其意義，“總該留給人們一些什麼吧！”這篇發表於1982年的作品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潮流的映襯下極為特殊： 它不止於控訴歷史帶給人的創傷，而是力求從所謂的“創傷”中尋覓向上的、超越自我的精神能量， 為這“十年”重新賦予意義。
二 《長恨歌》裡的王琦瑤：改頭換面，靠勞動養活自己
《長恨歌》寫於1996，是獲獎最多的作品。同樣是從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入手，它通過寫主人公王琦瑤的一生來演繹一個城市的歷史命運。在另一些小說文本中，文革處處充滿了暴力、危機、緊張和異化，但王安憶筆下的王琦瑤在文革中照樣有滋有味地過日子，把生活打點得很精緻。
《長恨歌》講述了上海小姐王琦瑤的一生沉浮。王琦瑤雖然完整地經歷了中國50年來的風雲變幻，但是王安憶避免從正面直接觸及這個歷史話題，在這個作品中，她只談日用、飲食男女。
歷史的滄桑都浸透在普通人的生活起居當中，王安憶只從茶點、衣著、擺設、娛樂的小處著眼，將一部城市的大歷史講得踏實妥帖、切膚徹骨、充盈四溢。
在王安憶筆下，1948年的春天，不是亂世風煙，而是愛麗思公寓的寂靜；1957年的冬天，不是你死我活的“反右”運動，而是革命時代對日常生活的謹慎享受：“屋裡有一爐火，是什麼樣的良辰美景啊!他們都很會動腦筋，在爐子邊上做出許多文章。烤朝鮮魚乾，烤年糕片，坐一個開水鍋涮羊肉，下麵條。”
在小說的第一部，王安憶極盡其所能鋪陳了一個旖旎、精緻的四十年代老上海，將少女時代的王琦瑤的虛榮和慾望寫得百轉千回。
在物質誘惑面前，王琦瑤似乎選擇了一條“自甘墮落” 的路，心甘情願地做軍政要員李主任的外室。然而王琦瑤並非頭腦簡單的金絲雀，她對自己的命運其實有著清晰的瞭解和體察：當她身披白色的婚紗站在流光溢彩的康乃馨雨中閃亮登場的時候，她其實已經意識到自己早已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也許穿上婚服就是一場空，婚服其實是喪服”當她第一次走進愛麗絲公寓這個美麗的牢籠， 舞臺上的預言瞬間成為讖語，“……她婚服倒是穿了兩次，一次在片場，二次在決賽的舞臺，可真正該穿婚服了，卻沒有穿。”片場和舞臺上“假”的美豔更反襯出真實世界中真正的冷酷。
隨著李主任的死和國民黨政府的倒臺，王琦瑤貌似伶人般光豔動人、實則千瘡百孔的前半生徹底宣告結束。 自蘇州鄔橋歸來的王琦瑤改頭換面，成為一名自食其力的護士，用職業支撐起低調、簡樸又獨立自足的生活，而且以一己之力養大私生女薇薇。
過去的歲月始終如同陰影一般籠罩著王琦瑤的生活，但她自始至終都在努力擺脫一個“舊我”：她不再是仰仗男性權力、金錢的毫無主體性的弱女子，而是勇於為自己負責的、具有主體性的人。 在由王琦瑤、嚴家師母、康明遜等人的小天地裡，唯有王琦瑤是依靠職業、勞動養活自己的。
在五六十年代的時代氛圍中，王琦瑤用自己的勞動構建起平常的生活，一度超越了自己不光彩的前半生。此外，在王琦瑤在不同歷史階段與幾個男人的戀愛中，她的愛情其實遠比與之相對應的男子更加勇敢、飽滿，愛情支持她更加勇敢地生活下去， 帶領她通往更加豐富的可能性。
泡沫般的四十年代留給王琦瑤的是一首長恨悲歌， 是五六十年代的市民生活方式，將王琦瑤從舊夢中解脫出來，開啟真正屬於自己的生活。這些蟄居狹小、淺陋的弄堂，不問世事、只管柴米油鹽的平民女性直麵人生的獨立、堅忍的精神之美，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正是王安憶所展現出來的女性獨特的景觀。
三 《富萍》中的富萍：在最底層的野菊花，終有春天
寫於2001年的《富萍》是王安憶頗為得意的作品， “甚至比《長恨歌》還滿意”。小說呈現出一種迥異於《長恨歌》 的上海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從揚州鄉下來到上海投奔奶奶的富萍先後經歷了淮海路、蘇州河、梅家橋三個城市空間，最終被梅家橋的精神感召，在梅家橋安頓了自我。
在《富萍》的文學想象中，梅家橋是一片單純、健康、仁義的土地，在這裡，貧窮的生活培養起了美好的品德。這部小說中，作家置上海的繁華於不顧，把筆觸伸向上海這座大城市的底層——一個由形形色色的外來打工者所構成的城市底層民間，用還原生活常態的樸實與本真來征服讀者。
富萍只是想拒絕別人已經安排好的生活，逃離別人的操控，過自己能夠獨立自主的日子，這就是富萍生活和婚姻的目的。富萍以她特有的韌性在城裡默默生活著，她與一個以糊紙盒為生的跛腳青年走到了一起，找到了自己在這座城市的歸宿和立腳點，靠自己的雙手撐起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
“我們是野菊花，我們在最底層、最貧瘠的土地上奮力昂起頭。我們努力拔高自己。儘管我們微不足道，然而我們終究是一個生命。”富萍內心的堅韌，她身上具有的那種女性特有的打不散、折不斷的雜草精神，可以說是王安憶小說所表現出來的生命意識的核心。
王安憶對生命意識有著獨到的見解：處於邊緣的人們面對艱辛生活不懈追求和努力，表現出來的韌性的進取力量和態度，顯示出生命個體的底色。
人在生命追求中，由於自身的原因和處在他鄉的陌生環境中，必然會產生孤獨感和漂泊感；愛情是生命的本來存在，成為新世紀女性凡俗生活的調劑品。
四 《桃之夭夭》中的鬱曉秋：救人救己的“市井觀音”
在寫於2003年的長篇小說《桃之夭夭》中，王安憶致力於塑造一個“市井觀音”的形象，並把誠摯的讚美慷慨地獻給鬱曉秋：我個人對她是寄予希望的。她是在一種在粗魯的愛中成長的女孩，我想把她塑造成“市井觀音”，救人救己。
其實家庭中看不起她的哥哥姐姐，過得還不如她，她是一個有生命力的人，可以救自己，最後還救了別人，當然這種救贖都是不自覺的。
鬱曉秋是一個從晦暗中成長起來的陽光女孩，儘管“傳奇”的身世和“過分”青春洋溢的美麗的身體帶給她不計其數的誤解、流言甚至耳光，但她還是在市井的注視下健康、活潑地長大了。
倘若根據兒童發展心理學來預測鬱曉秋成年的性格，難得出她長大後將會形成諸如頑固、冷漠、殘忍或怯懦、盲從等性格這一結論甚至罹患抑鬱症，但鬱曉秋突破了“心理學”的預測，擁有了比在正常環境中長大的孩子，更健康、更完善的人格。
她超越了成長的痛苦，最後不但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兩個瀕臨破碎的家庭。做姐夫的續絃，照顧起一家老小的生活，似乎多多少少有一點“獻身”的意味，但鬱曉秋的個人魅力和敘述者的慈悲心腸最終讓她和姐夫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漸漸地產生了一種樸實、真摯的感情。
在青春的盡頭，這個善良的女子以純粹的利他行為，不經意間收穫了自己的幸福。鬱曉秋來自上海的市井中，“擁簇雜蕪的市民堆裡產生流言，可是這流言又不至於太傷人，市井有著約束道德的作用，同時卻又有許多開放的空隙，這些因素都對鬱曉秋的健康成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上海市井哺育了鬱曉秋，鬱曉秋這一“市井觀音” 的形象使她成為一個寬容、慈悲並富有生活智慧的女子，最終渡己渡人。
王安憶的作品背後，隱含的是人道的溫情，讓人去感受生命的歡樂與憂傷，是對女性生命意識的別樣歌唱。
總結
“每一日都是柴米油鹽、勤勤懇懇地過著，沒一點非分之想，猛然間一回頭，卻成了傳奇。上海的傳奇均是這樣的。傳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月，還須格外地將這日月夯得結實，才可有心力體力演繹變故。”王安憶回憶。
與其說王安憶對世俗生活充滿熱愛，不如說她真正熱愛的是世俗生活背後所隱藏著的平凡人的智慧和生命力。正如王安憶自己所說：“持久的日常生活就是勞動、生活、一日三餐，還有許多樂趣，這裡體現出來的堅韌性，反映了人性的美德。”
王安憶理解市井人們的生活，欣賞市民精神的力量，她的小說描寫著世俗生活的瑣事，卻流淌出一種“溫暖”和“飽滿”的生命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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