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勾踐作為春秋時期的最後一個霸主，在歷史上留下了很多的故事。其中臥薪嚐膽最為著名，而兔死狗烹則成為他擺脫不了的黑歷史。文種和范蠡都是越王勾踐打敗吳王夫差的大功臣，卻沒有因此而得到高官厚祿，反而陷入了兔死狗烹的尷尬境地。按照范蠡留給文種信件的說法，他說越王勾踐是"能共患難，而不能共富貴"的君主，所以勸文種逃離越國。後來文種果然被越王勾踐所猜忌，先是稱病遠離朝政，後來被賜死，成為了兔死狗烹的典型案例。可是從歷史資料來看，事情的原委並非如此簡單，而是有著很深刻的原因。
從越過崛起的過程來看，文種和范蠡是居功至偉的。沒有他們兩人的輔佐，越王勾踐不可能打敗吳王夫差，更不可能成為春秋時期最後一個霸主。可是這兩人得到的結局並不好，文種被越王勾踐賜死，范蠡化名逃離越國。按照一般性的說法，是越王勾踐為人多疑猜忌，能共患難，而不能共富貴。范蠡是對此早有先見之明才逃得性命，而文種不信范蠡的留言，落得被賜死的悲慘下場。可是從各種典籍來分析，這種一般性的說法具有很多矛盾之處。把責任全推給了越王勾踐，而並沒有對三人之間發生的事情有詳細的描述。
首先，范蠡的先見之明就說不過去。文種和范蠡並不是越國人，而是楚國人。他們到越國，是為了尋找自己的前途。如果范蠡對越王勾踐的人品有如此的懷疑，那他又何必費盡心力幫著復國，還為打敗吳王夫差出謀劃策。尤其是越王勾踐去吳國為奴時，范蠡始終陪伴在其身邊。他明知得不到好結果，還這麼盡心竭力，難道範蠡是道德如此高尚的人？他幫著越王勾踐真的就無慾無求？顯然這種說法站不住腳，范蠡幫著越王勾踐肯定是有自己的需求。就當時人想法而言，封侯拜相是必須的，封地建侯也是很正常的。
其次，在楚國時文種已經是宛令，管理著宛這個地方。這裡是中原腹地，現在的南陽所在，物產豐富，生產力發達。文種願意放棄官位，跟著范蠡到越國白手起家，肯定也不是什麼無慾無求。從當時楚國的歷史來看，兩人很可能是逃離楚國的。兩人離開楚國時，楚平王去世，吳王闔閭在伍子胥、孫武的輔佐下趁機發動對楚國的戰爭。楚軍根本不是吳軍的對手，被打得多次打敗，丟掉不少土地。文種和范蠡離開楚國，很大可能是逃難，而且是棄官而逃。吳楚交戰，而楚人在北方又受歧視，南逃越國是唯一的選擇。
第三，從兩人盡心竭力的輔佐越王勾踐來看，他們對權勢有著很強烈的追求。所以他們幫助越王勾踐打敗吳王夫差，是想要得到應有的封賞。從吳越戰爭後的態勢來看，他們是沒有得到這些封賞的。是因為越王勾踐不能共富貴嗎？實際上從越王勾踐稱霸的過程來看，並不是這樣。
越王勾踐在打敗吳王夫差後，兼併了吳國領土，使得越過沉重華東地區最大的諸侯國。但是勾踐並沒有獨吞這些土地，而是把部分土地歸還給了楚國和魯國。這些土地是吳王闔閭和夫差時期，吳國通過戰爭從楚國和魯國奪取的。越國歸還這些土地，是從政治上拉攏這兩個國家的做法。
從越王勾踐後來一系列操作來看，他的策略是獲得中原諸侯國的支持，成為春秋時代的霸主。而當時阻擋在越王勾踐面前的兩個大國是晉國和齊國，這兩個都是有過春秋霸主經驗的國家。為此勾踐把都城從會稽遷出，轉移到北方的琅琊，可見他爭霸的決心有多大。而當時正是魯國內憂外患，內有三桓權臣執政，外有齊國威壓，魯哀公就是個傀儡國君。楚國被吳國打得差點滅國，再也沒有了和晉國爭雄的本事。越國拉攏這兩個國家，形成周朝東南的鐵三角，是組建與中原諸侯爭雄的國家集團。
然而這種做法卻不符合文種和范蠡的利益，發生了政治路線上的爭端。文種和范蠡幫著越王勾踐打敗吳王夫差，卻不會放棄自己應得的利益。勾踐輸出大量土地給楚國和魯國，還把都城北遷至琅琊，這與文種和范蠡的想法背道而馳。這兩人的想法很現實，就是封侯拜相建國，成為一方諸侯。越王勾踐把大量的吳國土地還給楚國和魯國，文種和范蠡就有點受不了。按照當時籌建功勳的做法，這些土地應給被分封給這兩位功臣。而越王勾踐遷都，更讓他們受不了。他們是不願意摻和到北方中原爭霸的戰爭中的，否則當初為啥南逃呢？
文種和范蠡的想法很現實，就是成為小諸侯，附庸越國，偏安一隅。不論北方和中原爭霸多麼熱鬧，他們都不想參與。而越王勾踐卻是有著雄才大略的霸主，他要重現祖先的榮光。他的祖先很牛逼，是治水的大禹。越國王室是大禹的直系後裔，曾經有過夏朝的輝煌，所以不會選擇偏安一隅。雙方在政治路線上出現分歧，最終發展成激烈的政治鬥爭。范蠡知道自己是外人，在越國影響力有限，只能逃亡齊國。而文種則留下來利用權勢和越王勾踐鬥爭，最終失敗被殺。兩個人做出不同的選擇，是基於他們政治地位的不同而定。
范蠡在當時長期呆在勾踐身邊，雖然地位高，權勢大，但在國內勢力較小。他自知不是勾踐的對手，選擇了明哲保身。而文種在越國的勢力就大了，可以說是權傾朝野。因為勾踐和范蠡到吳國為奴期間，越國的國政全是由文種掌管的。在這近十年時間裡，文種將越國發展壯大的同時，也培植了不少自己的私人勢力。越王勾踐回國後，面臨的將是大權旁落的風險，只是因為外有大敵，不得不暫時擱置。在北進問題上的衝突，雙方有各自的選擇，范蠡出逃和文種稱病，都是各自對政治形式的看法。
文種的想法可以參考後來被殺的秦國名將白起，就是認為越國離了他不行。他稱病的方式與白起如出一轍，就是用惰政進行政治施壓，迫使越王勾踐服軟。實際上這種方式在中國歷史上成功幾率很低，越王勾踐不吃這套，後來的秦昭襄王也不吃這套。而文種畢竟是外人，越過人會支持他重建國家，卻不會支持他和越王鬥，失敗是可以遇見的。所以越王勾踐處死文種並不是什麼兔死狗烹，而是清除權臣的必要手段。而文種對自己的權利過於看重，利令智昏下做出錯誤的選擇，只能得到錯誤的結果。
從後來越國的發展看，勾踐的選擇無疑是最正確的。越國首都北遷後，一度成為戰國初期的霸主，力壓齊國和楚國。越國的出兵北方，吃掉了不少齊國的附庸國，將勢力發展到了鼎盛狀態。只是越王勾踐去世後，越國內亂頻頻，後來又遭受齊國和楚國兩面夾擊，戰爭失敗後才退出北方，遷都回到會稽。因此從政治和國家發展看，越王勾踐選擇了最適合越國的道路，也為越國爭霸戰國時代奠定了基礎。只可惜他後代不爭氣，沒事就搞內訌，讓齊楚兩國抓住機會，葬送了越國大好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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