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桃花開時。齊魯大地上，山野河谷、平原溪畔、房前屋後的桃樹，用一瓣瓣花朵記錄著漫漫春光。
桃花身上似乎負了許多光陰的債，每年都要怒放著償還。1270年前，詩人李白曾懷念自己在山東種下的桃花樹。那是公元750年，50歲的李白身在吳中，看到江南春深，春蠶已老，便提筆寫詩給闊別已久的兒女。這首《寄東魯二稚子》寫道：“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煙。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桃今與樓齊，我行尚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名伯禽，與姊亦齊肩。雙行桃樹下，撫背復誰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裂素寫遠意，因之汶陽川。”
李白極少用詩詞寫兒女情態。彼時的李白，看到江南春景，觸景生情，想著回山東忙活春耕已來不及，在龜山之陰買下的田地不知何人耕種。更那堪江水淼淼，“茫然”之感似乎瀰漫江天。這時南風拂面吹來，詩人忽發奇想，欲借南風吹送我心歸山東。歸到哪裡呢？當然要“飛墮”在昔日朝朝買醉的酒樓前。
剛想起酒香，李白又“看”到了酒樓東側那株桃樹。舍酒言桃，原來是因為“此樹我所種”，可是“別來向三年”！這三年，桃樹應當與樓齊高了吧，可自己的歸期卻未定，想來真是痛上加痛。此時，李白想到了桃樹下生活的至親——原配許氏夫人所生的女兒平陽、兒子伯禽。當時，喪母的兒女，無人撫背相憐，如何生活呢？
作為父親的李白，豈能不日日思念兒女。可他只能想象孩子折花垂淚，姐弟齊肩，已長高了不少，雙行桃樹下。念及此，他頓然從想象中回到現實，方寸大亂，肝腸如煎，只得託書函寄送這無盡思念遠至汶陽家居。
這就是李白，作為父親的李白。桃花也見證著詩人不同時期的成長。不到20歲時，他在蜀地戴天山求道途中，偶見桃花的清透模樣，寫詩道：“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鍾。”深山裡的桃花，似乎也習得了隱士的蕭索，桃色緋紅中沁著風露清愁。看桃花的詩人，也漸漸有了謫仙的風骨。
開元十五年（727年），27歲的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到湖北安陸，開啟了“酒隱安陸，蹉跎十年”的生涯。在這裡，他與堂弟們在春夜宴飲賦詩，於桃樹下把人生的寵辱浮沉輕輕揮去，吐納借酒放歌的豪情：“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這段時間，杜甫開始過一種不羈的漫遊生活。公元736年，24歲的詩人北遊齊、趙，在泰山腳下寫了那首氣骨崢嶸、體勢雄渾的《望嶽》詩。
在安陸寓居十年後，李白舉家遷家東魯，而他自己則閒不住，四處雲遊。自開元十三年（725年）出蜀以來，李白訪名山，善價待沽無成；入長安依託主家求進，復無成；多次投書名公，請求汲引，亦無成；挫跌連連，本已一腔牢愁，更那堪許氏夫人棄世，續配劉氏復離異。
到山東後，李白將家安置在瑕丘（今兗州）。唐代兗州治城瑕丘不僅為州郡之治所，同時還為魯國之都城。在這裡，李白寫下《東魯門泛舟》詩，“水作青龍盤石堤，桃花夾岸魯門西”。這泛舟之河即隋代修的薛公豐兗渠，渠水從石門向西流，所以舟能泛到魯門之西。豐兗渠在明代改稱府河，至今兗州東關府河上還有一座酒仙橋，自然也是因李白而得名。
李白《送楊燕之東魯》有“二子魯門東，別來已經年”之語，《贈任城盧主簿潛》有“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東”之句。據兗州文史學者王伯奇、樊英民等研究，李白居所的方位在東魯門、魯東門附近，即瑕丘城的東城門。這個方位，頻繁地出現在他筆下的描寫和敘述：觀刈蒲，石門送客，堯祠飲酒，泗水泛舟……
方位確定了，能不能將範圍繼續縮小呢？因為李白自己說過，“我家寄在沙丘旁”“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沙丘無漂母，誰肯飯王孫”，都明說他家在沙丘。兗州舊志曾載沙丘在“城東二里”，如此推測沙丘城或許在今泗河西三河村一帶。再放大點範圍，也許在泗河以東某地。
山東可謂李白的福地。天寶元年（742年）秋，李白否極泰來，在東魯奉詔入京，興沖沖地二入長安。他還順手寫下《南陵別兒童入京》一詩，可謂太白第一快詩，尤其那句“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最是豪情沛然，噴湧而出。
然而好景不長，至晚在次年秋，謗聲又起。詩人的敏感在推著他作出選擇，一見形勢不佳，便於天寶三載（744年）春送賀知章歸越養老後，自行上疏請退，玄宗詔許“賜金放回”。於是，詩人便揮淚“五噫出西京”。
二入長安，詩人人生中最風光的兩年半歲月，也就在“噫”聲中結束了。
也正是這次放逐，成就了文學史上“雙子星”的相遇。這年初夏，李白在歸途中與杜甫在洛陽初次相遇。夏末秋初，李白邀杜甫同遊於梁宋（今開封、商丘一帶）。在梁園，他們與辭官賦閒的高適不期而遇，於是三位新知故交結伴同遊，或入酒壚、或騎馬遊獵，或登高懷古，在吟詩唱和的同時，慷慨懷古，縱談天下大勢。
高適受李白、杜甫鼓舞，決定要改變一種活法，隻身南遊。李白和杜甫則在冬天分手後，於第二年在山東見面。此時，碧草已滿地，柳與梅爭春，他們在桃花開時，“醉臥桃園東”“行歌泗水春”。高適也趕了過來，他們一起到濟南拜謁濟南郡太守李邕。之後，李杜兩人結伴同行回到魯郡，白日放歌，醉時同榻而臥。杜稱李為“李十二白”，李喚杜作“杜二甫”，彼此感情日漸精深。
雖然和李白同遊山川的日子自在豪放，杜甫仍將前程記掛在心，他執意前往長安求取功名。離別時，李白寫下《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
兩人分離處的魯郡東石門，在今兗州城東大約兩裡的泗河上。至今，那裡還有一座石壩，叫金口壩，俗稱大壩。至少從北朝時起，大壩就叫“石門”，因此李白稱之為魯郡東石門。
石門一別，此後經年，金樽再未重開，李杜兩人不復相見。他們曾對飲的桃花卻開了謝，謝了開……
（大眾日報客戶端記者 盧昱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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