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首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思想內涵


《論語》首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思想內涵

《論語》作為古時的儒學啟蒙讀物,國學家錢穆對其評價頗高


翻開《論語》首先呈現在眼前的就是《學而篇》,《論語》每個篇章的命名規則,是按照本章首句的頭兩個字來命名的。以此很容易推理出來,《學而篇》作為《論語》的第一篇,那麼整部論語開篇的頭兩個字,一定是“學而”,因為這兩個字來源於《論語》的首句,即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孔子的這句嘉言,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即便是一位剛剛接觸古代典籍的孩童,也能夠將這句話清晰地背誦出來。但大凡人盡皆知的典故,有時還真就應了黑格爾的那個著名的哲學譬喻,即“熟知的,並非真知”。對於古典文句,尤其是先秦時期的古典文句,如果不能有效的還原其思想實質,挖掘其理論前提,那麼即便是將這句話背的精熟,也很難從思想和情感的雙向角度,理解文句裡的真實意趣。

筆者不揣冒昧,就以思想史的解讀方式,試著解讀一下“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的內在義理。


《論語》首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思想內涵

孔子與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都擅長使用靈活的語言,作為教學引導


一、“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反思精神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一分句,通常解釋為”學習而時常複習,不也是一件值得喜悅的事情嗎?“這種說法不能說完全不對,但這樣的解釋流於表面,真想把這句話解釋清楚,必須還原到到特定的歷史背景中進行理解。孔子生活的時代,是春秋末期“禮壞樂崩”的時代。禮崩樂壞的具體體現,就是傳統貴族經常違背禮法制度,發動悖逆的違禮行為。孔子作為一位時代的反思者,才會憤然寫作《春秋》,目的是使“亂臣賊子懼”。孔子以隱幽的筆法對違背禮法的貴族進行了批判,但孔子同時也在反思,因為這些出格的貴族都受到過系統的禮樂教育的,為什麼還會做出現置禮樂於不顧的行為。

答案其實不難推測,因為這些悖逆貴族,並不懂如何“學”禮樂,亦不懂如何對禮樂“時習之”。比孔子晚出生八十二年的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一併作為人類思想軸心時代的善知識,他有一句名言,叫做“無人有意作惡”

恰恰可以解釋這些貴族們的行為。蘇格拉底對這句話的解釋是,作惡的人,對“善”本身並沒有體認,僅僅知道“善”的定義,並不能有效地踐行“善”的法則,“善”是需要去躬行實踐的。“實踐”在哲學體系中,並非只有勞動的含義,確切來說在道德哲學中,“實踐”指的是自律的道德屢踐,因為自律的緣故,所以不會有意作惡。孔子也發現了貴族悖逆的根由,即這些貴族只對禮樂制度進行了外在的學習,或者說外在的模仿,《周禮》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只被作為背記的條目,而不作為內心的道德律令,也就說是在孔子眼中的悖逆貴族,對禮樂制度只停留在“熟知”階段,而並非“真知”的屢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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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及其弟子在共同參學


孔子根據實際情況,也會對禮樂進行與時俱進的損益,同時又要抓住禮樂的核心,那就是“仁”。“仁”,作為禮樂的內在理性,會通過“誠”的方式表徵出來。“誠”在家族中表現為“父慈子孝”;在處理上下級關係上,表現為“君禮臣忠”。先秦儒學並不強調愚忠愚孝,而是要求合理情感的雙向表達,人格魅力的互相影響,施禮和受禮的雙方都要在“誠”的道德範疇之下,共同成作合“禮”且合“理”的德性行為。

孔子所說的“學而時習之”,學的是禮的核心,即“仁”學。“時習之”就是反省反思,反思己之所學所用的禮樂規則,是否與“仁”的內在邏輯相悖。如果與之相悖,則應判斷為偽善,從而中止偽善行為的繼續發生。浩繁的典籍,是先秦儒家建立倫理體系的文獻儲備,孔子得以歸納出“仁”德性範疇,是不折不扣的披沙揀金。孔子認為,在禮樂的聞思和踐行上,必須要時常反思是否有違背“仁”的道德律令,如能恪守這種自律的原則,就是比較自在和喜悅的,因為自律即為自由,這也就很好解釋了孔子“不亦說乎”的內在邏輯。


《論語》首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思想內涵

從孔子周遊列國的交通工具來看,可知出行在當時是件艱苦的事


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真實情感

朋友,是古代倫常關係之中,既與親緣無關,又與利益無關的美好人倫關係。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朋友見面,難上加難。首先來說,在禮壞樂崩的時代,戰亂是時常爆發的,正所謂“春秋無義戰”。在戰亂紛爭中尋訪朋友,即便出訪者能夠有效躲避戰火的波及,但在信息不通暢的時代,卻無法準確獲悉是否將訪的朋友,會不會因為躲避戰亂而搬遷。

其次,即便遭遇戰亂,春秋時期出門訪友的交通成本是很高的。孔子在周遊列國時,是乘坐馬車或牛車的,無論是由馬還是牛作為車子的動力源,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車乘坐起來很難用舒適來形容,並且馬車所走的道路也不同於今天寬闊平坦的柏油路。春秋時期,諸侯國之間的道路,其寬窄是不同的,要到其他諸侯國走訪,往往面臨著有車難行的現狀。直到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才通過施行“車同軌”的律法,建立了便行的馳道,但馳道卻並非民用。按照上述分析,孔子生活時期,朋友相見的概率其實不大。但朋友一旦能夠見面,即便不能帶來物質上的幫扶,也可視為心意義上的雪中送炭,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古人將“他鄉遇故知”看的如此美妙而珍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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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孔子,並非文弱書生,他體格魁梧,膂力不俗


三、“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得失考量

孔子生活的時代,士人還頗能持有些真性情。人不知而不慍可以看做是孔子一生難以長期入仕的感嘆,也可以視作孔子對主動選擇“人不知”的生活方式的讚歎。孔子一生,常有懷才不遇之感,也正是因為自己的理想無法實現,才轉而聚攏英才,興學辦教。

在孔子周遊列國的旅途中,即便像如齊、楚這類大國的國君,對孔子有都是敬而遠之。孔子的仁學理念,並不是一套富國強兵的致霸之術,因此孔子獲取有為國君認可的可能性,實在不高。孔子在晚年返回魯國,開始在杏壇興辦教育,坊間一般認為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當然,還有所謂七十七賢人和七十賢人的說法。對於這種瑣事上的糾結,並無十足的必要,我們姑且按最多的七十七賢人的方法計算,既然孔子有那麼多弟子,孔子又懂得因材施教的方法,可為什麼出息的門生只有這麼一些?更何況這七十七賢人在《論語》也未能悉數登場,為人所熟知的無非子路、子貢、顏回、有若、澹臺滅明、宰我、子夏、冉有等寥寥幾位,其他那些“賢人”都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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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是孔子晚年返回魯國後的講學之所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因為孔子的三千弟子,不需要都成為顯貴之人,也不必都去立言、立功、立德。孔子晚年,做了大量的文獻編輯和整理工作,《論語》本身是其弟子乃至再傳弟子編輯整理的結果。孔子時代的編輯工作,不同於當代的電腦辦公,當時的書籍都以厚重的竹木簡製成,加之諸侯國的語言文字未能統一,做這樣一份編輯工作,絕對不可能由孔老夫子一人所獨立完成,孔門弟子作為孔老夫子的研究生,理所應當幫導師分擔課題,在編輯整理過程中,自然少不了與孔子交流,同時還會透過文字,與孔子之前的先賢來神交。這份艱鉅的工作,註定了很多人是沒有可能留下詳細記錄的。確切來說,這些低調的歷史過客,成就了“人不知而不慍”的歷史命題。

此外,孔子希望有行政能力的學生去做官任職,這也是對老夫子本人政治抱負的延續。但如上文所說,交通不便、戰亂迭起、文字不通,很大程度阻礙了孔門弟子的知名度,所以會有很多高材生面臨著終身不被錄用的可能。先秦儒學認為,學有所成的君子既然不能投身行政事業中,那就應把教育士人的事業努力踐行,此所謂“在朝美政,在鄉美俗”,後世又演化成“不為良相,即為良醫”的人文關懷。因此來說“人不知而不慍”,雖有一種懷才不遇的感嘆,也不乏能處廟堂,能居江湖的進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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