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的軍事力量有多強大？
軍隊是一個國家存在與發展的重要支柱和堅強後盾，它承擔著對內維持統治秩序和鎮壓逆反，對外維 護和平、防止侵略的重大職能。而軍事力量正是軍隊實力的體現。朱元璋之所以能開創明朝盛世局面，除其個人智慧外，與其擁有一支實力強大的軍隊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探析明初的軍事力量強弱對加強明朝創立及其後期盛衰之變的全面認識有著重要意義。
公元1368年，朱元璋改元洪武，正式建立明朝。此時朱元璋手下的軍隊戰鬥力極為強大，曾蕩平陳友諒、張士誠等勁敵；橫掃漠北，驅逐元朝殘餘，在此過程中湧現了一大批卓越的軍事將領，同時也積累了豐富的戰鬥經驗。然而元朝的前車之鑑不得不引起朱元璋的警惕，“元之武力，自古所無，大地之上，由亞而歐，皆其兵力所到，至今為泰西所震驚。乃入中國數十年，遂為極散漫，極脆弱之廢物，其故維何？所謂馬上得之，馬上治之’，不知禮法刑政為何事。”故此，朱元璋吸取元亡教訓，著手建立一套適應當時情形的軍事體系以保證國力經久不衰。
首先，在軍事編制方面，“初，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衛所，共計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內外衛三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於是“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衛所制度由衛、千戶所、百戶所、總旗、小旗構成，其中衛的編員是5600人，由指揮使、同知、僉事統領；千戶所1120人，由正千戶、副千戶、鎮撫統領；百戶所112人，由百戶統領；總旗56人，小旗11人，其統領分別亦稱總旗、小旗。其次，衛所實行屯田自養制度，正如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
從此，這種且耕且戰的屯田制度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執行，具體辦法為邊地衛所軍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內地則二分守城，八分屯田。以致“蓋初制，在外兵馬盡是屯軍，官俸兵糧皆於是出。帝嘗曰: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這不僅解決了廣大士兵的糧餉問題，極大的減輕了政府負擔，而且有利於戰鬥力的提高。同時，朱元璋十分重視軍隊的紀律問題，在與各大敵對勢力作戰過程中，他已經認識到軍紀是否嚴明是保持軍隊戰鬥力的基本保障。因此，他要求部隊必須要做到治軍嚴格，賞罰必明。在進取元都之時，他就告誡將士:“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
另外，施行馬政是歷代統治者保障軍事力量的重要措施。有明一代更是如此，因為當時最重要的兵種就是騎兵，故戰馬便是重要的武器裝備。太祖時便嚴格實行與邊境的茶馬貿易，由國家設立專門機構進行管理，絕不許任何人擅自私販。史書載，“安慶公主，寧國主母妹。洪武十四年下嫁歐陽倫，倫頗不法。洪武末，茶禁方嚴，數遣私人販茶出境，雖大吏不敢問。有家奴周保者尤橫，輒呼有司科民車至數十輛過河橋巡檢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堪，以聞。帝大怒，賜倫死，保等皆伏誅”。由此可見，朱元璋在整頓國法嚴肅軍紀方面實為嚴厲，牽涉到皇親國戚也絕不偏私。在這種情況下便真正形成了“國家無養兵之費則國富，隊伍無老弱之卒則兵強”的局面，也充分體現了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所提的“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軍事思想。
成祖朱棣時，明代的軍事力量得到進一步加強，其中影響力最大的無疑是京軍三大營的創設，“京軍三大營，一曰五軍，一三千，一曰神機。其制皆備於永樂時。”
其中，五軍營是騎兵和步兵的混合體，始分為中軍、左軍、右軍、左哨軍、右哨軍五部。這支部隊是從各個地方調上來的精銳部隊，擔任攻擊的主力；三千營主要是由投降的蒙古騎兵組成，也就是說，三千營實際上是以僱傭兵為主的。最初它以三千蒙古騎兵為骨幹，後來隨著部隊的進一步發展，實際人數已經超過了三千人。與五軍營不同的是它全部由騎兵組成，雖然人數不多，卻是明軍最為強悍的騎兵力量，他們在戰爭中主要擔任突擊的角色；神機營是明軍中專門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隊，武器裝備主要是火炮，後期又添置火繩槍。這些火器被統稱為神機炮，殺傷力極大，這使明軍在以後的南征北戰中佔據了相當大的優勢，是一支令敵人聞風喪膽的“炮兵部隊”。
三大營的戰鬥力都很強，而且它們並不是獨立行動、單一實施軍事打擊任務的。要發揮其最大威力必須依靠合理的戰法，只有首先學會了如何使用部隊才能凸顯部隊的戰鬥力。據史書記載，“三大營隨大駕徵行，則大營居中，五軍分駐，步內騎外，騎外為神機，神機外為長圍，週二十里，樵採其中。”三大營相互配合，協同作戰，在朱棣親征北伐、平定安南等重要戰役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可謂是戰無不克攻無不取。
由三大營建制可看出，騎兵已經成為永樂時期不可缺少的部隊，其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成了明朝軍事力量的主力。因此，朱棣比朱元璋更加重視馬政，他認為“古掌兵政者謂之司馬；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因此他曾採取許多措施以強馬政。“永樂初，設太僕寺於北京，掌順天、山東、河南。舊設者為南太僕寺，掌應天等六府二州”。
“四年，設苑馬寺於陝西、甘肅，統六監，監統四苑。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十二年，令北畿民計丁養馬，選閒官教之畜牧。民十五丁以下一匹，十六丁以上二匹，為事編髮者七戶一匹，得除罪。尋以寺卿楊砥言，北方人戶五丁養一，免其田租之半，薊州以東至南海等衛，戍守軍外，每軍飼種馬一。又定南方養馬例:鳳、廬、揚、滁、和五丁一，應天、太、鎮十丁一。淮、徐初養馬，亦以丁為率。十八年，罷北京苑馬寺，悉牧之民”。通過以上措施，馬匹供應比較充足，騎兵的戰鬥力得到了基本的保證。
此外，從朱棣一朝具有時代性特徵的大事——鄭和下西洋中也可反映出此時其軍事力量的強大。“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一次出使西洋就帶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何況打仗乎。其大舶實乃戰船，規模和裝備都堪稱世界第一，前所未有，這些並非徒有虛名，僅供觀賞駭人而已。他們在實戰過程中充分展現了其強大的戰鬥力，“和至舊港遇祖義等，遣人招諭之，祖義降詐。和等覺之，整兵堤備，祖義率眾來劫，和出兵與戰，祖義大敗。殺賊黨五千餘人，燒賊船十艘，獲其七艘及偽銅印二顆，生擒祖義等三人，既至京師，命悉斬之。”
太祖以武功定天下，成祖靖難成功後遷都北京，以天子守國門，親征北伐，平定安南，並進行了史無前例的鄭和下西洋的壯舉。這些豐功偉績充分展現了明初強大的軍事力量，可以說已經達到了整個有明一代的頂峰，海內外皆無所與之匹敵。這是與當時王朝建立之初政局不穩的社會背景以及統治者尚武精神分不開的。及至後世，統治相對穩定，戰事較少，百姓需要休養生息，致使重文輕武的局面逐漸出現，不僅使文武官員的地位發生了變化，而且軍隊建設轉向更加重視防禦體系的架構，因而軍事力量較之前代有所削弱，逐漸進入一個平衡時期。
仁宗朱高熾即位後，順應時代潮流，開始注重寬鬆治國和息兵養民，因而採取了一系列“仁政”措施，“停罷採買，平反冤濫，貢賦各隨物資產，與民同利。”逐漸改變了明初的尚武風氣，雖然使當時的軍事力量有所削弱，但足以守禦各種外來侵擾和鎮壓人民反抗。因此仁宗一朝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大有太平之象，為“仁宣之治”的盛世打下了堅實基礎。後人評價仁宗，稱其“在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
宣德時，宣宗朱瞻基更加勤政，廣以德政治天下。早在永樂時期，成祖朱棣便每語仁宗曰:“此他日太平天子也。”宣宗確實沒有辜負此語，作了一個體恤民情，愛惜民力的守成之君，如對安南的議和便是其一個重要體現。早在永樂時期，成祖朱棣派兵幫助安南解決內部鬥爭，參與平叛。時“秋七月辛卯，朱能為徵夷將軍，沐晟、張輔副之，帥師分道討安南。並在那裡建立管理機構，但是後來由於一些貪官汙吏的壓榨，加之歷史淵源，安南幾乎沒有斷過兵燹，這使得明初的財政背上了沉重的負擔。直至宣宗時，這個問題仍很嚴重，朝廷的軍隊還不斷遭遇敗績。
在這種情況下，宣宗不顧當時很多人的反對，毅然決定於安南議和，撤回軍隊，放棄對安南的佔領。這個舉措不僅減輕了人民的負擔，而且有利於安南同中國各族人民的友好交往。此後，宣宗一朝除了一次用親征的方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平息其皇叔朱高煦的叛亂外，幾無兵事。從而著力在仁宗基礎之上繼續施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尤其重視農業，勸課農桑，鼓勵墾荒，使百姓的生產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同時也使商業、手工業、對外貿易等有所發展，社會財富迅速積累起來，繼而迎來了有明一代難有的盛世局面——“仁宣之治”。 經過仁宣兩朝息兵養民政策的洗禮，使天下百姓享受在 安樂的太平盛世裡，逐漸忘卻了太祖成祖時期金戈鐵馬的崢嶸歲月，徹底改變了明初尚武的風氣，自然使武將士兵的地位有所下降。這從側面反映出此時對軍事力量的重視程度逐漸居於一個次要地位了。因此，每當一個盛世局面出現後，統治者和人民必然醉心於安居樂業的享受之中，也必然使軍事建設有所懈怠，長此下去便自上而下都形成了一種惰性。周邊的各種少數民族政權或者某些割據勢力必然會伺機壯大，於是，盛世之後必將迎來一場狂亂的暴風雨。
防禦體系的架構，因而軍事力量較之前代便隨之有所削弱，逐漸進入一個平衡時期。仁宗朱高熾即位後，順應時代潮流，開始注重寬鬆治國和息兵養民，因而採取了一系列“仁政”措施，時“停罷採買，平反冤濫，貢賦各隨物資產，陂池與民同利。”逐漸改變了明初的尚武風氣，雖然使當時的軍事力量有所削弱，但足以守禦各種外來侵擾和鎮壓人民反抗。因此仁宗一朝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大有太平之象，為“仁宣之治”之盛世打下了堅實基礎。時後人評價仁宗，稱其“在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
宣德時，宣宗朱瞻基更加勤政，廣以德政治天下。早在永樂時期，成祖朱棣便每語仁宗曰:“此他日太平天子也。”宣宗確實沒有辜負此語，作了一個體恤民情，愛惜民力的守成之君，如對安南的議和便是其一個重要體現。早在永樂時期，成祖朱棣派兵幫助安南解決內部鬥爭，參與平叛。時秋七月辛卯，朱能為徵夷將軍，沐晟、張輔副之，分道討安南。並在那裡建立管理機構，但是後來由於一些貪官汙吏的壓榨，加之歷史淵源，安南幾乎沒有斷過兵燹，這使得明初的財政背上了沉重的負擔。直至宣宗時，這個問題仍很嚴重，朝廷的軍隊還不斷遭遇敗績。在這種情況下，宣宗不顧當時很多人的反對，毅然決定與安南議和，撤回軍隊，放棄對安南的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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