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籌海圖編》中看明朝抗倭鬥爭困難重重的原因

有明一代,邊疆問題一直存在。明前期是蒙古問題,中期以後,隨著海禁政策的推行和對外貿易大門的逐漸關閉,東南沿海的倭患也逐漸猖獗起來。《籌海圖編》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寫成的。

旨在通過《籌海圖編》來探討明政府在抗倭鬥爭中遇到的來自政府層面、民間層面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何以導致抗倭鬥爭出現困難。以史為鑑,為現今的海防建設提供一些借鑑。

從《籌海圖編》中看明朝抗倭鬥爭困難重重的原因

明嘉靖以後,倭寇對中國沿海地區的騷擾達到了空前的地步。在此之前,中國沿海未受到過大規模的入寇威脅,在此之後,明清兩朝總是受到倭寇的騷擾。倭患不僅使中央決策者將視野從漫長的北部邊境轉移到了綿延的東部海岸線,而且為中國人打上了深刻的倭患記憶。明清兩朝,中國海防的主要目標便是防止倭患入侵,而忽視了正在崛起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擴張。明朝內部對於倭患也採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但是,效果並不顯著,歸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

一、政府層面的政策因素

政府層面上,關於朝廷下達的海禁命令,各地方、各官員的認識是有所不同的。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海禁政策對於抗倭到底有多大的幫助還存在疑問。從明朝處在抗倭前線的官員言論來看,有些地區海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當地的矛盾,加重了倭患帶來的威脅。

這其中有要堅持海禁政策的官員,“倭寇之患自福建始,乃內地奸民勾引之也。”“今承平日久,軍民趨利忘害;而各處輕生之徒攘臂向前,私通貿易。向嘗輯絕,今復啟擾,若不預行究治,恐禍患日深,卒難禁制也。”這些官員是對於海禁政策的堅決執行者,他們認為,通過嚴格的海禁是可以消除倭寇之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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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有堅決反對海禁政策的聲音。“本職欲行禁治,恐澳甲勢要抗拒不服,反速其禍。”當時一些沿海的地方官員已經認識到僅僅依靠海禁政策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今既不許通番,復並魚鹽之生理而欲絕之,此輩肯坐而待斃乎?故愈禁愈亂。不設施而利導之,使海濱貧者得其所,亂緣何能塞也。”對於朝廷實行的海禁,造成的“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的狀況,朝廷的內部一些官員也有著清楚的認識。

身處抗倭前線的明朝官員對於作為國家海防政策基礎的海禁政策認識並不統一,或堅持,或反對。各地海禁政策執行混亂,有些甚至全憑當地官員對政策的個人理解來實施。對中央政策執行的如此不一,必然會導致沿海抗倭鬥爭混亂,困難重重。

對於各地方官員來說,他們的任務便是確保管轄地區不受到倭寇的騷擾。在抗倭的鬥爭中,有許多官員採取驅趕而非殲滅的策略。妄圖將禍水引向其他地區,來確保自己轄區的安定。“時海多警,軍無紀律;浙、福二省互相牴牾,賊得肆志。”當時,由於政府在各省之間抗倭鬥爭中的協調和合作的不利,致使倭寇能在各地政府的“消極抵抗”政策下來去從容,愈發猖狂。

抗倭官兵的糧餉並不充足,士兵無法達到保衛領土的要求。在沒有充足的糧餉做保證的前提下,很多地方只能依靠減少平時部隊數量的方法來節省開支,在倭寇進犯時再緊急招募部隊,這必然造成軍隊的質量極差。在這些緊急招收的部隊中,還包括了大量漁夫、礦工等膂力過人,組織性差的普通百姓,極大地影響了軍隊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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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由於糧餉不足導致的減少常備部隊的情況是很普遍的。“後議以兵以貴精而不貴多,食宜預而不宜匱,於東路兵夫只選三百名防守,遇有警報則增僱三百,以足六百名原數。其中西路一千五百名內量減七百名,只募八百名。為了減少日常支出,在廣東實行了縮減編制的政策,這也從側面上說明了糧餉並非十分充足。廣東並非唯一一個實行縮編政策的地區,在其他東南沿海省份也有相似的記載:“浙江所募客兵,當量緩急,以為聲援策應則可爾,恐不得為常。”而對於部隊的質量,更是沒什麼嚴格的要求“沿海郡縣所自部署,勒習以為歲戍之兵,必於土著之兵擇其膂力過人猛悍之士。若杭、嘉、湖販鹽,處州礦徒,並一切亡命者為之”隊伍中摻進了販鹽、礦徒及亡命之徒,致使“棲泊近岸,日遇海風,則頭昏目眩;夜聞潮,則耳聾心惕”。軍隊幾乎沒有戰鬥力可言。

糧餉的不足,直接影響了軍隊的戰鬥力“近雖添設兵備參將,然於糧餉無裨,雖增兵,亦何益哉!”這段話是浙江把總指揮蔡汝對於糧餉不足的抱怨,也是沿海抗倭將領無奈的表現。“往時浙、直軍需,多倚各省協濟......蓋以軍需無處,甚不得已,全仰此一著救急。”可以看到,即使是江浙這些產糧地區糧餉也不甚富裕,更別說其他地區了。

軍隊糧餉不足,士兵戰鬥力又差,作戰能力得不到保證,如何能實現抗倭衛國的目標。士兵多烏合之眾,貪生怕死,“數十出而六七敗,甚至一夫躍呼,而眾遂辟易潰亂,望風而走,自相蹂躪而死。”“官兵御之,望風崩潰”明朝要想依靠這樣的軍隊來保護自己的東南海防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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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間層面的防禦弱點

倭患的嚴重,不僅僅是官府方面的問題,在民間也有很多因素致使倭患日益猖獗。地方大族,沿海的走私商人,以及海盜都與倭寇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往來,這些人有的表面抗倭,實則通番;有的甚至明目張膽的與倭寇相勾結。這些民間因素使得本已困難重重的抗倭鬥爭形勢變得更為嚴峻。

1.普通民眾

民間因素在抗倭鬥爭中是一種非同尋常的阻力,這些在沿海居住的貧苦百姓,多依靠與倭寇貿易為生。“廣、福人以四方客貨預藏於民家,倭至售之。”這些走私商人,有很大的靈活性和機動性,很難追捕。“定期於四月終至,五月終去,不論貨之盡與不盡也。其交易乃搭棚於地,鋪板而陳。所置之貨,甚為清雅。刀槍之類,悉在舟中。”這些沿海居民,尤其是在沿海的貧困地區,走私通倭問題是很普遍的。這些沿海的走私商人,對於倭寇的行蹤是十分熟悉的,他們中的一些人不僅與倭寇貿易,還為倭寇提供種種便利,“倭人至福建,乃福人買舟至海外貼造重底,往而載之,舟師皆犯重罪之人也。”甚至為倭寇的擄掠提供米水,為其嚮導。“倭人擁眾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福建內地奸人接濟之也。”可以看出,有些沿海居民,在倭寇入侵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作用,可以說,正是這些“奸民”的存在,才使得倭寇能夠順利來華,並且深入內地進行擄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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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大族

在海禁政策的嚴令下,與地方大族、政府官員沒有關聯的小商小販是很容易處理的,這些人沒有深厚的政治背景,是比較容易抓捕的。但是與地方大族、政府高官有密切聯繫的走私商人卻達到了無人可管,無法無天的地步。這些地方大族,政府官員為富不仁,有些私自通商,有些甚至公開擄掠,其惡劣程度和影響較之倭寇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些地方豪族的劫掠行為在很多地方都有記載。“漳、泉多倚著姓宦族主之。方其番船之泊近郊也。張掛旗號,人亦不可誰何。其異貨之行於他境也,甚至有借其關文明貼封條,役官夫以送出境至京者。及其海船回番,而劫掠於遠近,地方則佯向為之辭曰:‘此非此夥也。乃彼一宗也。’訛言以惑人聽。”可以看出,這些大族相對於小商小販,明目張膽的庇護海上走私,張掛旗號,粘貼封條,甚至公開擄掠。對於這些擄掠,地方官還不敢嚴加管理,“今雖送官報藏,尚有不盡法,合追給。或者有司懼禍,而誤行追懲......其官軍之斃於獄而破其家者,不知其幾也”,官員害怕而不敢管理,而那些“不通情理”的則會家破人亡,身死獄中。這些地方大族,依靠其自身的政治後臺作威作福,魚肉鄉里,而地方官員還不敢加以管束,造成“去中國瀕海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這些豪族較之倭寇造成的影響更加惡劣。

3.沿岸海盜

與以上兩類民間力量不同,海盜有自身強大的武裝力量,不受中央政府的節制。這些海盜妄圖與朝廷通商,求之不得,轉而為盜。他們同倭寇相勾結,造成了明朝最嚴重的海患。

從《籌海圖編》中看明朝抗倭鬥爭困難重重的原因

明朝的海盜,以王直勢力最是浩大。他幾乎合併了周邊其他的海盜集團,“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聾海舶矣。”王直希望能夠與明朝互市。“直以殺盼為功,叩關獻捷,求通互市,官司弗許”之後,王直的勢力發展壯大,並且引誘倭寇進行擄掠。“(嘉靖)三十一年王直移巢烈港。直既破陳思盼,求市不得,乃引倭彝突入定海關。官兵卻之,遂移泊金塘之烈港。亡命之徒,日益附之,由是海邊郡邑,無處無賊矣。”可見,隨著王直勢力的壯大,沿海受到的侵擾是十分頻繁,已經達到了“無處無賊”的地步。海盜集團的危害程度巨大,沿海居民甚至分辨不清海盜與倭寇。“諸奸既恨且懼,乃糾合徒黨番客,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遂勾引島夷及海中巨盜,所在劫掠,乘汛登岸動以倭寇為名,其實真倭無幾”,可以看出,以王直為代表的海盜集團對於沿海生活的破壞程度是巨大的。雖然他們的行為有反抗明朝海禁政策的目的,但是他們勾引倭寇,擾掠沿海地區,給百姓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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