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滿清以前，中國漢族王朝是不禁止民間修史的。民間修史是維護歷史記錄真實可靠，使歷史學建立在真相的基礎上成為一門科學的重要保證。
中國的皇帝無法篡改歷史的真正原因是華夏政治制度從來不禁止民間修史。由中央史，地方史，民間史構建的華夏史學體系是一門記錄真相的科學方法，用來對政治決策，官員任免進行記錄。用事後的真相大白來對以前的政治決策進行評估。
滿清修四庫全書，先是收繳全國的書籍，大肆銷燬。滿清規定，可以收藏觀看的存書3475部，79070卷；嚴禁收藏的禁書：6766部，93556卷；其實這個禁書並不是真正的禁書，真正象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類的書，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滿清是絕對不允許我們收藏的，抄家滅族，誰敢收藏呀。而滿清列出的這些所謂禁書，其實本來都是中性書籍，老百姓看了以後，不能判斷出這些是禁書。所以才要列出目錄，讓大家知道這些書也必須馬上交給滿清進行銷燬。
為什麼呢，因為滿清篡改歷史是系統性，全方位的篡改，這些中性的書雖然本身不具反清色彩，也沒有特別揭露滿清想隱瞞的罪惡，但是其中的記載難免到處都會與滿清篡改後的歷史矛盾，從而讓大家發現滿清系統性篡改歷史的行為。
滿清雖然大肆篡改歷史，讓我們無法系統性的得到真正的歷史了，但其篡改歷史的痕跡卻是無法掩蓋的。主要就是出了以下的問題。
1. 與考古不符。
滿清修明史，說張獻忠殺人六萬萬有奇（六億多），又編造出一個七殺碑，然而考古發現，張獻忠原詩根本沒有殺字，反而是勸人不可肆意妄為的詩。“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物以奉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魯迅就發現，原來考古發掘的金史宋史等史書上，裡面凡是中國兩個字，都被滿清刪掉了。
2. 前後不一，自相矛盾。
從古到今的歷書要全面的篡改，資料太大，難免就會顧此失彼。滿清一邊自稱仁君，一邊其手下統軍大帥奏摺上稱在四川“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全屠，或屠男而留女”,剿匪大捷。
3. 史料流傳日本，朝鮮，西洋導致謊言失效。
明朝作為一個積極對外交往的國家，又是當時萬國仰慕的超級大國，超級富國，其史料難免流傳在外，從而暴露了滿清全面篡改歷史的陰謀。清朝的文字獄絕非四庫全書時才開始的，而是早在康熙時就已經達到了頂峰。滿清諸酋自進中原，就定下了全面欺騙中國人的策略。
從康熙開始，滿清諸酋是一邊進行大屠殺，搞三光政策，一邊編造故事，自詡仁君聖君。從各方面吧自己打造成絕對的聖人。可以說，滿清篡改後的歷史，基本全是假的，一點兒參考價值都沒有，只會把人引入歧途，因為滿清諸酋，個個都是專職的大騙子。他們用謊言和屠刀相結合,把自己打造成全方面的聖人，以達到奴役愚弄中國人的目的。
甚至野史也成了滿清用來愚弄中國人的工具。什麼順治和董小宛的愛情故事，就屬於滿清自己放出來的野史，你想，以滿清當時文字獄動不動株連九族的情況下，這種荒唐的野史沒有官方的認可，怎麼可能在民間流傳呢。這個野史的根本目的就是把清酋打造成情聖，並減輕漢人的敵對情緒。
有一個漢大臣，為了拍馬屁，說今聖如此聖明，建議將孔子著作裡“狄夷之有君，不如華夏之無也”的內容刪除。結果清酋說他居心叵測，滿門抄斬。另一個漢大臣改口拍馬說今聖統治就是華夏正統，結果一樣滿門抄斬。
清酋對中國概念的策略是保持模糊，一方面他們內部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另一方面他們要刪掉史書上的“中國”字樣，不許別人在公開場合討論他們是不是中國人的問題。你說他們是中國人，他們要殺你頭，你說他們不是中國人，一樣要殺你的頭,唯一正確的就是不許討論此事。
所以象乾隆本是漢人的荒唐野史才能在清代流傳。就是為了把中國人搞迷糊，既不許你講華夷之辨，又不許你說華夷本一家。
滿清奴役愚弄的後果就是在滿清統治時期，中國地區由工業最發達，工業技術最先進，科技發明和發現層出不窮的地區，變成了數百年沒有任何進步，反而倒退的地區。清兵入關的時候，以屠城的手段，摧毀了中國絕大部分工業中心，在所謂康乾盛世中，又嚴格控制中國的工業生產，因為害怕漢人造反，就說鍊鐵廠都是流氓無賴滋生的地方，對國家民生沒有任何好處。凡是集中生產的行業，都是滿清打壓控制的對象，因為他們認為，30個以上的漢人聚到一起，就會謀反。（清律規定，凡漢人三十人以上集會者，皆以謀反罪處斬）
張孝祥名作《六州歌頭》(長淮望斷)描寫北方孔子家鄉被金人佔領：“洙泗上，絃歌地，亦羶腥。”“羶腥”犯忌，改作“亦凋零”。陳亮的《水調歌頭》(不見南師久)詞雲：“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恥臣戎”犯忌，改作“一個半個挽雕弓”。最讓人奇怪的是辛棄疾的《永遇樂》(千古江山)中的“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開國皇帝劉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說是他的尊稱。這兩句的格律也應作“仄平”，兩個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為“宋主”並不涉及音律問題；“寄奴”二字也與清朝犯的“胡”“戎”“夷”“虜”等了無關涉。那麼為什麼還要改呢？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用小名稱呼帝王，被做慣了奴才的《四庫》館臣看到就感到彆扭，因此即使沒有“違礙”之處也要改。這是多麼自覺的奴才的態度！
難怪魯迅說《四庫全書》不僅藏在內廷，而且“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作者裡面，也曾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病後雜談之餘》)。難道如此分析就是“以古律今”嗎？如果我們要按照《四庫》館臣的改本去了解和認識宋詞不正是會得到魯迅所說的結果嗎？我想面對著如此亂改的古書，讀者是懂得應該如何對待它和如何評價它的價值的。(對於編纂《四庫全書》的全面評價有興趣的還可看看陳四益先生的《四庫四記》——收在他的《丁酉四記》集中)。
另外，根據一些近代學者，發現的宋代刻本看，很多描繪金元屠殺的史料，在滿清《四庫全書》中，全部遭到了刪除和篡改。最令人髮指的是，滿清還通過篡改文獻，達到對漢民族進行誣衊的目的。如滿清宣稱，張獻忠立有碑文，曰：『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但根據近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張獻忠碑文看，實際卻是：『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沒有七個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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