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明朝衰亡的原因
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衰亡都有其必然性，所有朝代的衰亡都有其規律性，其原因大都無外於內憂與外患諸力所致。重讀明史，感到明朝衰亡更具典型性。清代學者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雲”.明朝的衰亡，衰萌於嘉靖皇帝朱厚熄，實亡於萬曆皇帝朱翊鈞，直接亡於崇禎皇帝朱由檢。
嘉靖在位45年，他的孫子萬曆在位48年，這祖孫倆一個共同的特徵是:怠政。嘉靖27年不上朝，萬曆30年不上朝。嘉靖昏聵多疑，剛愎殘忍，自私虛榮，無心治國。在其當政時，道士炮製春藥，閣臣撰寫青詞，政治上烏煙瘴氣，經濟上一塌糊塗，社會上民怨沸騰，“嘉靖嘉靖。家家皆淨”，國運也由此轉衰，萬曆三十年不朝。連旬累月的奏疏，任其堆積如山，不審不批，就連大臣辭職皇帝也不甚關心。內閣首輔申時行、王錫爵、朱賡一度閉門而去，管理國家事務的最高機構竟然空無一人。萬曆二十八年，尚書在位3名，只到一半。到了四十年.就只剩下1個刑部尚書了。都察院八年沒有正官，編制十年.就只剩下1個刑部尚書了。都察院八年沒有正官，編制160個，在位的只有9人。九卿大半虛懸，闔署空無一人，監司郡守曠年無人，已成常態，國家機器整個癱瘓。吏部、兵部因無人簽證蓋印，致使上京候選的數千名文武候補官員不能赴任;邊防軍軍餉無人簽發，也多年不進行軍事訓練;各地解銀，無人受理，就連文淵閣大印被盜、太倉庫失竊這樣嚴重的問題，也無人查辦。最後不了了之;刑部長年不審案，犯人無人問斷。以致萬曆四十五年，監犯家屬百餘人跪哭長安門外，要求斷獄。可以說，萬曆中後期其執政機構和官僚機構都已到了崩潰的邊緣。故《明通鑑》講:“明代綱紀之馳，未有過於神宗朝者”。
除此之外，萬曆還派出太監特使到各地徵稅，把本該收歸戶部的稅金，統統納入皇帝的小金庫。橫徵暴斂，殺人奪產，以致激起全國性的反對礦使稅監的風潮。
嘉靖、萬曆的胡作非為，奠定了明亡的基礎，而崇禎則直接導致明的敗亡。崇禎苛刻猜忌，剛愎白用，特別是冤殺袁崇煥，自毀長城，對於明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實事求是地講，崇禎亡明恐怕還在於天災人禍、內憂外患諸因素。
首先講“內憂”。“內憂”這個概念比較寬泛，顧名思義，就是內部的憂患，像上述講的皇帝不作為、亂作為、胡作為，都屬於內憂。除此之外“內憂”還應包含“內耗”。萬曆末直至明朝滅亡，宦官奪權，黨爭激烈。從中央到地方，門戶林立，派系深重，各有自己的羽翼，互相攻擊和報復，朝綱紊亂不堪。吏部選用地方官，因為競相請託，相持不下，不得已押簽定奪，時人譏笑吏部為“籤部”。由泰昌皇帝朱常洛惹出的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個案子成為朋友黨傾軋的焦點。
天啟皇帝朱由校在位七年，幹了七年木匠活。鬥了七年蟋蟀，把朝政交給一個文盲太監魏忠賢來打理，國家更是日非一日。等到了崇禎皇帝朱由檢來收拾局面時。國家機構已經到了像首輔方從哲講的“職業盡失，上下解體”的地步了。當時政治上腐敗現象相當嚴重。崇禎十年的《罪已詔》中說，“⋯⋯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於京畿。鄉官滅棄防維，肆侵凌於聞裡。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可以說.崇禎所面臨的局面已經無從收拾。只好亡國。
其次為“天災”。自天啟開始，自然災害頻仍，水旱風蝗日甚一日。崇禎元年，浙江發生了大水，影響幾十個州縣顆粒無收。持續幾年的陝西大旱毫無緩和的跡象。陝西人民吃草根樹皮、吃觀音土，甚至是人吃人。馬懋才《備陳大飢疏》中記載:“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跡蹤。後見門外之人，析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人口大量死亡，陝西每個城鎮外都有大坑用以掩埋遺骸。而一些逃荒要飯的人群，就形成了“流民”，進而發展成為“流寇”，從而逐漸形成了像李自成、張獻忠所領導的那樣的起義軍，成為了推翻，明王朝的強大力量。
最後是“外患”。明朝自建立起就有邊患。萬曆以前，主要的是邊患是蒙古族的入侵，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英宗朱祁鎮被俘，蒙古瓦剌打到了北京城下，當時明朝上下眾志成城，在於謙的堅強領導下，打退了瓦的進攻。此後，蒙古便江河日下，再也構不成對明朝的威脅。但東北的女真族於萬曆年間雄起。努爾哈赤以十三副遺甲起兵，東征西討，於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正月初一建國稱汗。兩年後，看到明朝外強中乾，危機四伏，便出師伐明，一路攻城略地，勢如破竹。到崇禎繼位時，山海關外只剩下袁崇煥堅守的寧遠孤城一座，在皇太極用反間計除掉袁崇煥後，明朝已是岌岌可危了。最後，明朝終於在內有李自成的起義軍，外有清軍的雙重打擊下敗亡了。
杜牧講“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明朝的衰亡，從總體上說，是亡於自己，具體說，是內憂外患、天災人禍綜合作用的結果。核心的是亡於“內憂”，以及由“內憂”引起的“人禍”和“外患”。“內憂”和“外患”相伴而生，通常情況下，無“內憂”則無“外患”，有“內憂”則必有“外患”。日軍1931年發動的“九-一八”事變，一定意義上講，也與“內憂”有關。’
1931年初，蔣介石軟禁了胡漢民，造成了寧、粵對立。國民黨內部分裂，日本人一看到有機可乘，遂發動“九·--A.”事變，揭開了侵華的序幕。當然，無“內憂”也可能有“外患”，但這樣的“外患”力量必須非常強大，足以摧毀要征服的國家或民族。比如，成吉思汗的蒙古軍隊征服中亞、歐洲等有些國家就是這樣一種情形。而中國歷史上。這種情況極和或幾乎沒有。縱觀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歷史還說明，“外患”的加劇總是和“內憂”的加劇成正比的。“內憂”小，“外患”小，反之亦然。至於“天災”，則是敗亡的催化劑。沒有了“內憂”或“內憂”不大，則“天災”不足畏。所以當有了“內憂”，則“天災”的能量將極大的加劇“內憂”，壯大“外患”。明朝就是先由“內憂”、“人禍”種下敗亡的種子爾後在“天災”、“外患”的衝擊下走向滅亡的，教訓極為深刻，非常值得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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