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分三國

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

《資治通鑑 · 卷五十九 · 漢紀五十一》

東漢王朝分崩離析，最終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並不是因為張角的黃巾起義，而是因為以上劉焉的這段建議。

所謂的平定黃巾之亂，其實是指消滅了黃巾軍的主力，以及首惡張氏三兄弟。但實際上，此後的幾十年間，各種各樣的黃巾餘黨層出不窮，禍亂四方。

因此，時任太常的劉焉向朝廷建議：

將刺史改為州牧。

這個提議，直接導致了漢末的軍閥紛爭。具體原因何在，我們今天試著來解釋一下。

首先，我們要解釋一下行政區劃這回事。

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推行郡縣制，將天下分為三十六郡——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三十六個省。

三十六是一個很好的數字。為什麼呢？因為秦漢之交，數字以六為尊，所以才會有秦始皇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鑄金人十二、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等等。甚至於在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作為全書總綱的本紀都是十二篇。此外，他還有一篇表，叫《十二諸侯年表》（裡面有十三國）。

秦行政區劃圖

秦郡的實際數目，歷來眾說紛紜。但是“秦三十六郡”是最初的說法，是郡縣制在全國獲得成功推廣的標誌，流傳也最廣，故我們採用此說。

當然，這只是表面的好處。真正的好處在於，三十六這個數字不多不少，作為中央下一級的行政區劃，很便於中央管理。多了，管理起來很困難；少了，又容易造成地方集權。

隨著時間的推移，到東漢時候，郡以及同一級的國，逐漸發展到了九十八個。這時候，中央直接管理起來就很是不便了，但是又不想過度分權，怎麼辦呢？於是便產生了一個折中的辦法：設立刺史。

具體而言，就是將天下的近一百個郡，劃分為十二個刺史部及司隸校尉部。在郡中，行政依然由郡太守負責，但諸如郡中官員考察、地方風化、稽查捕盜等行為，則上歸由負責該郡的刺史負責。

東漢行政區劃

這一制度在漢武帝時期設立，到東漢時職權設置已經十分成熟。一直到黃巾之亂以後，其運轉才出現問題。

承平之世，儘管刺史的職責之一是捕盜，但所謂的盜賊團伙能上百人就不錯了，刺史只要帶點正規軍，消滅這群貧困人口是分分鐘的事。

可黃巾之亂以後，情況大有不同。地方上動輒就有幾十萬的黃巾餘黨，刺史手裡那點人，對上了簡直就是羊入虎口。

下面的郡守倒是有兵，但是一來兵力不足，二來地方官雖然守土有責，卻沒有剿匪的義務。所以大部分時候，郡守只要把黃巾賊趕出本郡地界，就完事了。

劉焉的提議，正是針對這樣的現狀而提出。他建議將刺史改為州牧，最大的區別，不是州牧的爵位提升了，而是職權發生了變動。以前郡為一級，行政直接向中央負責；如今卻是降了一級，改為向州牧負責。

也就是說，在國家本來的兩級行政體系中，硬生生的又插入了一級，郡縣制變成了省-市-縣制。

這樣做的好處顯而易見。一州之內，權責得到了統一，有利於剿滅黃巾餘黨。但問題在於，這項制度，也直接造成了軍閥的割據。

最初中央在劃分行政區劃時，就是考慮到防止地方坐大，才把郡國刻意劃小。中央寧願面對近百個郡國，也不願意將其合併，本來就是強幹弱枝之計。如今為了平叛，反其道而行之，給大漢朝的統治帶來了極大隱患。

當然，剛開始的時候，這種隱患並不明顯。畢竟，州牧的任命還是掌握在朝廷手中的。

但是，馬上就不是了。——這個鍋，我們有請董卓來背。

袁紹召集諸侯反董卓，董卓為了避其鋒芒，從洛陽遷都長安。以此事為標誌，中央從此再無力號令地方。

通俗的說就是：此前中央任命的官職，任命了就是任命了。但從此以後，中央再做任命，地方就不一定接納了，而是看誰的拳頭更硬一點。

所以我們才能在《三國演義》裡看到陶謙與劉備的私相授受。當時的真實情況是，陶謙一死，地方官吏就把徐州牧的印信直接送給了劉備。劉備呢？給朝廷寫了一封信，然後就大搖大擺的當起了徐州牧。

而劉焉之所以給朝廷提出“改刺史為州牧”的進言，本身也沒安什麼好心。他打著為大漢朝著想的名義，實際上是因為自己看中了交州。這個時候，有人跟他說“益州分野有天子氣”，他便又轉而求取益州牧的位置。

後來的歷史我們就都知道了：劉焉最終獲任，並在死後將這個位置傳給了自己的兒子劉璋。再後來，就轉到了劉備的手裡。

董卓自己，在進京之前，便是幷州牧。

那其他的地方呢？答曰：董卓自己送人了。

在廢立了皇帝以後，為了換取官僚集團對自己的支持，董卓任命了一大票的士人為地方官。

結果，這些人一到地方上，就馬上和袁紹串通起來，聯合反董。“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諮、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毖、瓊等通情賣己，皆斬之。（《三國志·魏書·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傳》）”

流氓沒文化，始終是個硬傷。

說完了東漢末年軍閥割據的肇始。接下來，流年君想說說“

這兩個概念，由《漢書》裡一個叫徐樂的人提出。此人無生卒年月，無生平事蹟，只留下了一封奏摺。但因為這封奏摺寫得實在是太好太好，因此經班固之手得以流傳至今。

奏摺裡，徐樂提出了兩個概念：一個叫“土崩”，另一個叫“瓦解”。土崩瓦解，於今人而言，無甚區別，但在徐樂的奏疏中，差別巨大。

什麼叫土崩？

徐樂舉了秦末的例子。他認為當時百姓流離失所、困苦不堪，對統治者怨聲載道而上層卻不知；地方上，也是行政混亂，道德淪喪。正是因此種種，才會有陳勝的揭竿而起，然後遍地星火燎原。（“秦之末世是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

什麼叫瓦解？

徐樂舉了七國之亂的例子。七國雖然兵多將廣，糧草精足，但是，他們上得不到其他諸侯的支持，下沒有普通百姓的響應。面對朝廷的大軍，自然容易敗亡。（“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

不準確的概括一下就是：

“土崩”，是中央對基層組織能力的喪失；

“瓦解”，則是對中層控制能力的喪失。

那麼東漢末年，屬於哪一種呢？

黃巾之亂，看上去很像是“土崩”。張角披著宗教的外衣，在全國範圍內都形成了巨大的組織能力。

但實際上，東漢的滅亡，是“瓦解”。

董卓以後，軍閥割據要津，招兵買馬，擁兵自重。

運氣差的，

在混戰中身死族滅，如袁氏兄弟；

運氣一般的，

四處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這是曹操；

運氣好的，

則守著一塊地從始到終，譬如孫權；

當然，還有運氣好到爆的，

五十多歲了，人生居然還能煥發第二春，從一無所有到絕地大反擊，這就是劉備了。

縱觀三國的軍閥混戰，除了劉備等寥寥幾人，你會發現，

這也是三國混戰近百年方能統一的原因之一。其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根據地，期間大部分的戰爭都只是局部戰爭，勝敗與否，無傷全局。

這與秦末相比，已經不同。陳勝起事後，天下響應，各地均陷入權力真空的狀態。你只要有人有槍，就能稱王稱霸，但是統治卻並不穩固，經常是一仗戰敗，屬下即散。

兼有“土崩”與“瓦解”的，則是明末。

明末北方連年乾旱，李自成轉戰千里後，北方已成“土崩”之勢；但南方卻不同，崇禎死後，幾年間，沿江有四大總兵，基本上已經是獨立王國，南明朝廷根本無可奈何。

清末民初，天下又一次陷入“瓦解”之局。民元軍閥，多是晚清舊吏。哪怕到了1928年東北易幟，民國政府名義上統一了全國，內部其實也一直都是派系林立的。

當時，南京國民政府預想的處置手段是：先內部停戰，發展經濟，強化中央權威，然後對軍閥之間分化瓦解。這一舉措假以時日，應該是能夠消除地方割據的。

然天下已無寧日。

雲暗瀛洲秋肅殺，舉國北望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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