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景德鎮

歡迎大家閱讀“景德鎮南河公安”頭條號。如果您喜歡本頭條號發佈的文章，還可點擊左上角關注我的頭條號，每天都有精彩文章推薦

說江：千年輝煌

文 | 方誌遠

摘 要：春秋戰國時期，江西的北部地區吳強屬吳，楚盛屬楚，故有“吳頭楚尾”之尷尬。漢設“豫章郡”，一步到位奠定了“江西省”。兩晉南朝的“江州”，唐、宋時期的“江南西道（路）”，元、明、清時代的“江西”，使得“江”在相當長的時期成為江西的代稱，這也是江西經濟文化在全國居於重要地位的時期，一度與兩浙、浙江並稱“江浙”。清代康熙六年，明朝的“南直隸”、清初的“江南省”分為江蘇、安徽二省，江蘇、浙江持續為全國經濟文化發達區，並稱“江浙”; 江西則從“江浙”中淡出，無奈與曾經落後於己、後又超越自己的湖廣組合為“江楚”。晚清，內斂的“贛”取代開放的“江”，成為江西簡稱。這既是江西“符號”的變化，也是江西經濟文化地位的“身份”性變化。

關鍵詞：豫章；江州；江南西道（路）；江西行省；江浙

一、“吳頭楚尾”的尷尬和“江州”的雄起

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以江西餘干縣的萬春鄉為中心，置萬年縣。沒有想到，這個“萬年”竟成讖語。

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

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經過江西省考古隊，特別是中、美聯合考古隊的多次發掘，在江西萬年縣取得了震驚世界農業考古界的發現：萬年縣大源盆地的“仙人洞”和“吊桶環”，萬年之前曾是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的居住地和活動區，江西的這些先民在萬年之前已經開始了陶器的製作和穀物的栽培。

江西仙人洞遺址發掘出的陶片和石器

這是目前中國也是世界發現的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信息。這個發現，不僅把中國人工栽培稻的歷史向前推進了幾千年，更將江西的人類活動信息推進了近萬年。距今3000多年前樟樹吳城方國遺址的發掘，表明這裡曾是中國長江以南最早跨入文明門檻的地區之一。

但是，在此後的日子裡，江西先民似乎放慢了行進步伐，或者說，我們還沒有發現有關他們活動的記載，所以，比較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輝輝煌煌的繁華之地，江西大地顯得過於沉寂。由於位於吳、楚之間，北部地區吳強屬吳，楚盛屬楚，但既非吳之中心，也非楚之衝要，故被後人稱之為“吳頭楚尾”。

對於江西來說，秦漢大一統的一個重大成果，是豫章郡的設置。在“郡國並行”的西漢，“豫章郡”是一級地方行政區劃，也是兩千多年前“一步到位”的“江西省”。這在古代中國，絕無僅有。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把東起懷玉山、武夷山，南至九連嶺、大庾嶺，西起羅霄山、幕阜山，北連贛江的這塊“天然成一統”的地域，以南昌為中心，用“豫章”二字固化下來。雖然此後“豫章”的地盤不斷被分割，並在漢末隸屬於“揚州”成為二級區劃，乃至最終從行政區劃的名稱中退出，但

西漢時期豫章郡全貌

隨著“豫章郡”的被逐步分割，一個更大的區域名稱開始發生，這就是“江州”，而江西也開始有了一個十分雄偉的簡稱：“江”。

“江”本來專指長江。《禹貢》雲：“江漢朝宗大海。”《孟子·滕文公下》雲：“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而作為地區概念，則有江東、江西、江南、江北之說。

《史記·項羽本紀》說：陳勝起事之後，會稽郡“假守”殷通召項梁共商大計。項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又項羽自刎烏江時說：“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這裡的“江西”，實指長江以北包括中原在內的廣大地區；而“江東”，則指長江下游南岸地區，主要指當時的會稽郡（治吳，今蘇州），即今江蘇、安徽兩省長江以南地區和浙江省。

《三國志·諸葛亮傳》說：“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當時孫權據有的“江東”，為吳、廬江、會稽、丹陽、豫章、廬陵六郡，相當於現在的江蘇、安徽二省長江以南及江北的部分地區，江西省中、北部和浙江省，與隋唐以後的“江南”大抵一致。當時諸葛亮是站在江漢的立場上，所以把整個長江下游及中游的部分地區皆視為“江東”。

可見，就當時而言，無論是江東還是江西，江南抑或江北，都僅僅是人們習慣上的地域概念，而非正式行政區劃，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說法，故隨意性極大。

晉惠帝元康元年（291），“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

《晉書·地理志》載：

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荊、揚二州疆土曠遠，統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武昌、桂陽、安城，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江州。

“江州”是以“江”名大行政區之始，先治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後治武昌郡（今湖北鄂城），再治尋陽郡（今江西九江），又還治豫章。江州極盛時轄十一郡，是與“揚州”“荊州”並列的一級地方行政區劃，轄境相當於今江西、福建二省及湖北省陸水以東、長江以南，湖南省舂陵水以東的大片地區，而以南昌、九江、武昌一線為中心。其後，桂陽、武昌二郡分別劃歸新立的湘州、郢州，“江州”的管轄範圍，為尋陽、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安成（以上為今江西）、建安、晉安（以上為今福建）九郡，大致為今江西、福建二省。

東晉時江州範圍很廣（點擊可看大圖），景德鎮前身新平鎮即始建於東晉

由於同處長江中下游的今湖北、湖南一帶，當時仍為“荊州”（後來分割出郢州、湘州等）；安徽、江蘇、浙江一帶，當時為“揚州”（後來因北方移民移居，分割出南豫州、南徐州、南兗州等等）；而

西晉永嘉年間，北方動盪，鎮東將軍周馥請從洛陽遷都壽春：“臣請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令裴憲督豫州諸路，荊、揚、江、湘運米十五萬斛、絹十四萬疋以供大駕。”王敦則因與陶侃等討平湘州叛亂，進“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

東晉穆帝永和十年（354），燕王慕容雋以弟慕容評為“鎮南將軍，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荊、徐、兗、豫十州諸軍事，權鎮洛水”。由於同處長江中下游的今湖北、湖南一帶，當時仍為“荊州”（後來分割出郢州、湘州等）；安徽、江蘇、浙江一帶，當時為“揚州”（後來因北方移民移居，分割出南豫州、南徐州、南兗州等等）；而

更有意思的是，南朝劉宋的創建者劉裕，因為揚、江、荊三州人力物力過於強大，不斷對其進行分割：

武帝孝建元年初，晉民南遷，以揚州為京畿，谷帛所資皆出焉。以荊、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強大，故欲分之。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荊、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

二、“江南”三道與“江浙”三路

隋結束南北分立的局面，統一中國，將東漢末年以來的州、郡、縣三級地方區劃簡化為州、縣二級。此後隋煬帝改州為郡，唐又改郡為州，作為大的行政區劃“州”一級被取消，以“郡”為“州”。這樣，漢之豫章郡、今之江西省的這片地區，有了江、洪、饒、吉、虔、袁、撫、信八州，皆直屬中央管轄。

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分全國為十“道”，其中“江南道”包括現在的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省的全部及江蘇、安徽二省長江以南，湖北、四川二省長江以南的一部分，貴州省北部廣大地區。但當時的“道”僅為監察區而非行政區，略當於漢武帝分遣刺史巡視之“州”，道內各地間的經濟聯繫也非常薄弱。

唐，江南東道

唐，江南西道（內含昌南鎮，景德鎮的前身）

雖然仍為監察區，但已有向行政區過渡的趨勢，“江西”作為一個區域的名稱，也由此開始

今日之江蘇、浙江合稱“江浙”，已成慣例。但在歷史上，“江浙”卻未必指現在的江蘇、浙江。作為地區概念，正如上文所說，“江”在相當長的時期裡，並不是“江蘇”而是“江西”，而“浙”，也並非皆指今日之浙江。在不同的時代，“江浙”有其不同的內容。

浙，本專指浙江（今錢塘江）。唐肅宗乾元元年十二月（759年初），以江南東道之越、睦、婺、臺、明、處、溫等八州置浙江東道節度使，駐越州（紹興），管轄範圍約當於除杭州、嘉興、湖州之外的今日之浙江省；以升、潤、蘇、常、杭、湖等六州和江南西道之宣、歙、饒、江等四州，共十州，置浙江西道節度使，駐升州（南京），管轄範圍約當今日之浙江的杭、嘉、湖及江蘇、安徽二省的長江以南地區，以及江西省的九江及鄱陽湖以東以北的地區。

這樣，“浙”和“江”一樣，開始成為地方政區的名稱。由於江南東道的另外五州，福、建、漳、泉、汀另置福建節度使，江南東道已經名實俱亡，而江南西道即江西道未變，設江南西道節度使。所以《唐會要》說：“每歲縣官賦入倚辦，止於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四戶。”其中已無江南東道。

此時的“江浙”，指的是浙江東、西道和江西道。

“浙江”雖在唐中期就已經成為政區名稱，而江南東道已經消亡，但

■杜牧《江南春絕句》詩：“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韋莊《菩薩蠻》詞：“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

此處的江南，即為“浙西”。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分全國為十五路；神宗元豐時定為二十三路。其中，唐中後期的浙東、浙西、江西三道重新組合，為江南東路、江南西路、兩浙路。

宋，江南東路（內含景德鎮）及兩浙路

江南西路約當唐代江南西道，治洪州（南昌），轄洪、虔、吉、袁、撫、筠六州及興國、南安、臨江、建昌四軍，相當於今江西省鄱陽湖、鷹廈鐵路以西地區及湖北陽新、通山等縣；南宋時，江州由東路歸西路。

宋，江南西路（不含景德鎮）

兩浙路約當唐中後期浙江西道的東部和浙江東道，治杭州，轄平江、鎮江二府，杭、越、湖、婺、明、常、溫、臺、處、衢、嚴、秀等十二州，相當於今浙江省、上海市及江蘇省的鎮江、金壇、宜興以東地區。

宋代“江浙”，正是指上述三路所轄地區，也就是唐代中後期的江西道和浙東道、浙西道。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有一系列記載：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令荊湖嶺南等處以絹計贓，如江浙之制”。

■七年十二月（983年初），“委有司閱視，內有西蜀、嶺表、荊湖、江浙之人，不得為本道知州、通判、轉運使及諸事任”。

■八年九月（983），謂宰相曰：“荊湖、江浙、淮南諸州，每歲上供錢帛，遣部民之高貲者護送至闕。下民多質魯，無御下之術。篙工楫師，皆頑猾不逞，恣為侵盜。民或破產以償官物，甚無謂也。”

■淳化四年（993），以內殿掌班楊允恭督江南水運，命“江浙所運（貢米），止於淮、泗，由淮泗輸京師”。

這些，都是關於“江浙”合稱的較早記載。

隨著江南的進一步開發和全國經濟中心的繼續南移，江南東、西路和兩浙路成為全國經濟最富庶和人文最繁盛的地區。

《宋史·地理志》說江南東、西路：

“西略夏口，南抵大庾，北際大江，川澤沃衍，有水物之饒。永嘉東遷，衣冠多所萃止，其後文物頗盛。而茗荈、冶鑄、金帛、粳稻之利，歲給縣官用度，蓋半天下之入焉。”兩浙路：“東南際海，西控震澤，北又濱於海，有魚鹽、布帛、粳稻之產。人性柔慧······善進取，急圖利，而奇技之巧出焉。餘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貝外國之物，頗充於中藏雲。”

作為一個聯繫日益加強的經濟區域，“江浙”合稱也就越來越常見。

三、“江浙”的輝煌與“江楚”的無奈

元朝統一之後，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置江浙行省，治杭州，轄宋之江南東路和兩浙路所屬地區，故名。但宋之福建路的福州、建寧、泉州、興化、邵武、延平、汀州、漳州諸州也被置於江浙行省之內。這樣，在官方的文書中，江浙就包括屬於江浙行省的今之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西省鄱陽湖以東，江蘇、安徽二省長江以南地區。原宋之江南西路的主體則和廣南東路合併為江西行省。這種政區組合，客觀上反映了原江西、江東、兩浙三路即江浙地區重要的經濟文化地位，福建、廣東則相對落後，屬從屬地位：廣東從屬於江西，福建從屬於兩浙、江東。

元，江浙行省（內含景德鎮）

元，江西行省（不含景德鎮）

明興，將元之“江浙行省”一分為三：

一、應天、蘇州、松江、鎮江、常州、太平、池州、寧國、徽州九府和廣德州，加上原河南江北行省的鳳陽、淮安、揚州、廬州、安慶五府及徐、滁、和三州，劃歸中央直接管轄，稱“南京”，後改稱京師，又稱“直隸”，相當於今之安徽、江蘇二省，以應天為首府。成祖遷都北京之後，此處仍稱南京，或“南直隸”，簡稱“南直”。

明，南直隸

二、杭州、嚴州、嘉興、湖州、紹興、寧波、台州、金華、衢州、處州、溫州等十一府及安吉州，組建浙江布政司，治杭州，相當於現在的浙江省。

明，浙江布政使司

三、福州、建寧、泉州、興化、邵武、延平、汀州、漳州八府，組建福建布政司，治福州，相當於現在的福建省。同時，將元之江西行省中的嶺南諸府劃歸廣東布政司，而南昌、瑞州、九江、直康、建昌、撫州、吉安、臨江、袁州、贛州、南安等十一府，及原屬江浙行省之饒州、廣信二府，共十三府，組建江西布政司，治南昌。幾乎恢復西漢的“豫章郡”，相當於現在的江西省。

明，江西布政使司

在明代的正式文獻中，言及各布政司一般用全稱。如江西、浙江，稱“江西、浙江”，但也合稱“江浙”。至於今之江蘇、安徽，則直稱“南畿”，或“南直”、“直隸”。

略舉數例：

■正統二年五月，行在戶部奏：各府縣洪武中俱設預備倉糧，隨時散放，以濟貧民。“近歲有司，視為泛常。倉廩頹塌而不葺，糧米逋負而不徵。歲凶缺食，往往借貸於官。今江浙等處豐收，請令所司出價斂糴，以防荒歲賑民。”

■景泰五年八月，禮科等科給事中陳嘉獻等奏：“去冬今春，各處雨雪過期，江、浙、直隸，今大水為患。”

■成化元年正月，監察御史楊琅言：“皇上即位之始，大降明詔，如罷花木鳥獸水陸品物之貢，是節嗜慾以厚民也；

■弘治十六年十二月，禮部言：“比來各處災異頻繁，而應天、淮、揚、廬、鳳，江浙、湖湘等處，苦於饑荒；北畿之民，苦於應辦。江西之民，苦於力役；蘇松之民，苦於賦貢；松潘等處及南北沿邊，苦於夷虜。”

■正德三年三月，戶部言：“正德二年，已度（僧）三萬八，令減其數之半；承差、知印、吏典亦以二年工部已奏請開納。至是，止行於湖廣、江、浙、南直隸四處。”

在非正式文書特別是私人文書中，明人多喜用別稱或簡稱。如江西，或稱“江右”，或稱“西江”，或簡稱為“江”；如浙江，則稱“浙”或“越”。至於“江浙”，除了極少數的例外，皆指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雲：“吾南直隸文獻之盛，惟江、浙二省差足雁行。至於帝胄國封，則固不可同年而語矣。”

■《明會典》載：“凡戶部官，洪武二十六年奏準不得用浙江、江西、蘇松人。”這裡用的是全稱：“浙江”“江西”。但在王世貞的記載裡，則用“蘇松江浙人戶部帶銜”為題。

■王士性《廣志繹》雲：“江、浙、閩三處，人稠地狹，總之不足以當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則口不糊，足不出外則技不售，惟江右為甚。”

■張瀚《松窗夢語》雲：“福建會城，及建寧、福寧，以江浙為藩籬。”

■何孟春《餘冬續錄摘抄》雲：“江浙官窯，燒造供上瓷器。”除何孟春外，王士貞為南直蘇州太倉人，王士性為浙江台州臨海人，張瀚為浙江杭州仁和人，均以今日之“江浙”人說當日之“江浙”，“江”皆指江西。

■清代康熙、雍正年間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多收錄明代及清初史料，其言“江浙”處，亦通指江西、浙江。

■《職方典·高州府部·風俗考》雲：當地“工多外府人，商雜江、浙、閩、廣。江多貸息，浙多珍琦，閩多傾銷，廣多肆貨。”

■《梧州府部·風俗考》雲：“客民閩、楚、江、浙俱有，惟東省接壤尤眾，專事生息。”

明代是江西人口大量外流及江西商人的活躍時期，主要流向，在雲、貴、川、廣及兩湖，施放子母錢為江西商人在這些地區的主要活動方式之一。蘇松常杭嘉湖一帶因手工業和城市經濟的發展，吸引和容納了大量破產農民，民戶的外流並不突出。徽商的活動遍及各地，但到湖廣、兩廣及西南的人數有限，且凡及徽商，多稱“新安”，或直稱“徽州”，而

同時要指出的是，雖然“江浙”在明代一般指江西、浙江，但由於：

■其一，安徽、江蘇二省長江以南地區地處江南，故人們在習慣上仍然稱之為“江南”；明宣德之後，這裡設有固定的巡撫，“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簡稱“巡撫江南”或“江南巡撫”，所以，在一些明人著作中，也間或簡稱這一地區為“江”。如：沈德符《萬曆野獲編》雲：“嘉靖末年，東南倭事日棘，於是江、浙、閩、廣之間，凡為分巡者無不帶整飭兵備之銜。”這裡的“江”，既包括江西，也包括今之江蘇、安徽即當時的“南直隸”，而更主要是指後者，因為當時江西並不被“倭”。

■其二，江蘇、安徽二省長江以南地區及江西，在宋代同為“江南路”，故明人也有籠統稱之為江南者，簡稱“江”。

■其三，明人往往循前朝之舊，將蘇、松、嘉、湖一帶稱為“浙西”。如永樂元年（1403）夏原吉治淞江即吳淞江，奏稱：“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王士性《廣志繹》雲：“兩浙東西，以江為界，而風俗因之。浙西俗繁華，人性纖巧，雅文物……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鮮衣怒馬，非市井小民之利。”陶宗儀《南村輟耕錄》雲：“浙西銀工之精於手藝，表表有聲者，屈指不多數也。”並列舉了蘇州謝君餘、謝君如，松江唐俊卿等。

因此，明人說“江浙”，有時也包括“浙西”在內。但具體地說，更多是歸之於“浙”而非“江”；歸於“江”者，為沿唐宋“江南”之舊。至於蘇州、松江士大夫之自稱故里，則多謂

清順治二年（1645），改南直隸為江南省；設在江寧的總督也因為管著江南、江西而被稱為“兩江總督”。康熙六年（1667），從北到南分江南省為安徽、江蘇二省，這是江蘇立省之始。“兩江總督”的轄區也由二省而為三省。

此後，嚴格地說，自康熙中期以後，“江浙”逐漸成為江蘇、浙江二省的合稱。如康熙四十八年諭大學士等：“湖廣、江西稻穀豐收，沿江販米甚多，而近日江浙米價愈貴。”又如乾隆十六年諭軍機大臣：“商民因聞下游江、浙、江西米價更昂，米船到漢，每多過而不留。”這裡的“江浙”，皆指江蘇、浙江；江西則用全稱，以示區別。但“江”如不與“浙”連用，卻與“湖”或“廣”連用，仍然常指江西。如雍正時晏斯盛疏雲：“江寧省會，地廣人稠，本處產米無多，尚賴江、廣客販接濟······江、廣米商稔知江寧有布可易，故歲歲載米依期而來。”乾隆十三年浙江巡撫顧琮奏，浙江“山多田少，向資江、楚轉輸。”這裡的“江”，皆指江西；“廣”、“楚”則為湖廣

“江浙”既是地域概念，也是經濟概念、文化概念。自中唐兩宋以來，它一直是全國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的代名詞。而江西的千年輝煌，正是以“江”為名之時。

鴉片戰爭以後，隨著外國資本的輸入，“江浙”為中國近代資本的起源，江蘇、浙江在經濟上的聯繫更為緊密；江西的經濟發展水平則與江蘇、浙江日漸拉開，雖然仍然有不少文獻稱為之“江省”，但不可避免地從“江浙”的輝煌中排斥出來，無奈與曾經落後於己、後來又超越了己的湖廣組合為“江楚”。

由“江浙”並稱到“江楚”並稱，特別是由開放的“江”到內斂的“贛”，不經意間，竟然也成了一個時代的“讖語”。這不僅僅是一個名稱的變化，很大程度也是內涵的變化，是江西由先進到落後的“身份”性變化。

Copyright©本文原題為《說江：千年輝煌》，源自《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01期第93-99頁。作者方誌遠，江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教授。版權屬作者，圖片源於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本號刪除。

文章轉自： 陶冶圖說，版權歸作者所有。

閱讀更多 景德鎮南河公安 的文章

關鍵字: 浙江省 南昌 江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