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建明（右）和志願者父子在一起。

上海古北社區的外籍志願者。

為外援醫療物資箱貼上五星紅旗。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現在，我站在黃浦江邊的浦東大地上。
在我的身後，是摩天大廈林立的陸家嘴國際金融區：632米高的上海中心、金碧輝煌的金茂大廈和高聳入雲的上海環球金融中心，及伸展著美麗“小蠻腰”的東方明珠，將黃浦江東岸襯托得美輪美奐。
我知道，再過幾天，就是當年鄧小平所說的“手中王牌”——浦東開發開放30週年紀念日（4月18日）。對一個青年來說，“三十而立”是件值得驕傲的事。然而對一個城市來說，“三十而立”，談何容易！可是，大上海驕傲地告訴世人：他們的城市、他們的浦東真正做到了“三十而立”……
這讓我想起了30年前上海人都知道的“八百壯士過浦江”的傳奇：那個時候，為了響應浦東開發開放，上海從各單位徵召了800位立志為浦東這片熱土幹上一番驚天動地事業的幹部、技術人員和普通群眾。他們的平均年齡還不到30歲，有近三分之一的人甚至剛剛從校門走出來。他們成功了！他們用熱血與汗水，讓一片曾經的水稻田和江邊灘地，成為世界矚目的現代化國際金融中心和美不勝收的大都市。
現在，我往前看，是中國最大的空中走廊——浦東國際機場。這個每年平均接待旅客近5000萬人次的大機場，今天竟然成了我國防控境外疫情的最前線和主戰場。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這個抗疫烽火四起，每天都有數個、數十個境外病例出現的國門口，如今有數以萬計的抗疫“青年近衛軍”，在為14億人民的安危而死守祖國的空中大門。在這批穿著白色盔甲的青年勇士中，有許多人的父輩，就是當年建設浦東的“八百壯士”中的人物。
今天、此刻，我在浦東機場上，又一次看到了這樣的勇士和壯士。
停機坪上，轉眼的工夫，降下數架從重點疫情國飛來的客機，近千名旅客已在機艙內等待出關前的檢疫。而駐守在機場的海關檢疫人員再一次緊張起來，因為搭乘了十幾個小時飛機、其中不少還是多次轉機才到達浦東目的地的入境者，他們皆已疲倦不堪。這些天裡，飛機落地時，就有老人在機艙內休克，也有五六歲的孩子連哭的力氣都沒了，甚至還有婦女一下飛機就大出血……
“你們必須在兩小時內完成已經降落的4個航班的登機檢疫……人員不夠？那就把準備下班的隊伍再拉上來！五六個小時沒休息，有的上了年紀的檢疫隊員吃不消了？那這樣吧：我命令你，現在立即抽調三到四支隊伍的青年檢疫人員馬上投入登機戰鬥，並且必須在晚上七點前完成檢疫。你問為什麼不多給點時間？告訴你吧：如果有時間我就不會直接命令你了！明白嗎？7點以後，還有從德國、美國等地來的數架次航班要停港……所以，你們必須立即組織青年檢疫隊員再去衝鋒決戰！”具體負責機場檢疫指揮與調度的機場海關副關長王智峰這天有些急了。他的額上滿是汗滴，因為機場每積壓一個航班，機艙內的某一個發熱患者或隱性患者就可能會傳染十個或更多的人。
時間就是生命，機場就是戰場，自疫情發生以來的每一天，浦東機場皆是如此。而3月初以來的境外疫情，更是讓浦東機場這扇國門風雨飄搖、危情頻出。“全國人民每天都盯著我們這兒，我不讓他們拼不行啊！”王智峰一邊抹去額頭的汗水，一邊又操起電話開始新一場的指揮與調度……
於是，我們看到，在一架架飛機艙口與連廊相接的走道上，一組又一組身穿沉重防護服的海關檢疫青年隊員們，跑步登上飛機，開始又一場緊張而有序的對所有入境者的檢疫與查詢。
“你今天上了幾趟飛機了？”
“有五六趟了吧！”
“沒有休息過？”
“咋休息？穿了那麼厚的防護服……”
“不喝不尿？”
“咋喝咋尿？”
“你……褲襠受得了嗎？”
“受不了也得受啊！”小夥子回答得很直接。旁邊的一位檢疫員不好意思地示意他：“快走吧！別磨蹭了！”
“不好意思，還有一班登機檢疫任務……”小夥子步履艱難地朝機艙方向挪動著。海關同志悄悄告訴我：“估計他的尿不溼溼透了！”
“沒辦法，人手不夠呀！開始我們依靠機場自己的海關人員組成了17支青年突擊檢疫隊。3月以來，境外檢疫任務一天比一天重，現在整個機場的檢疫突擊隊已經超過30多支，基本上清一色的年輕人。”上海海關關長高融昆說，“不靠青年人不行啊，上崗的人全都得連續作戰，一上崗就是十幾個小時。你想想，一件防護服有效時間為4小時，可我們的檢疫突擊隊員一般都要幹滿十來個小時，這中間是滴水不沾、粒米不進，也不能上廁所。這是一個上崗班次的基本任務。有的航班，一組隊員上機檢疫，得花兩三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的也有……”
“為啥這麼長時間？”
“入境者的情況複雜呀！我們要對每一個人前14天的行動軌跡作詳細調查，瞭解清楚，而且必須做到不漏一個細節，這樣登機上艙內的檢疫隊員的工作量就非常繁重。這要不是我們這些可愛的青年隊員用身體的本錢擋著、頂著，能守得住這國門嗎？”這些天，高關長每每講起他的隊員們，總會哽咽起來。
而我知道，這僅僅是守衛國門的第一道關口。
“出關”是第二道關口。這裡又是入境者最為密集和程序最為繁瑣之地。除了同樣必須的防疫檢查和“何地來”“去何處”“中途是否轉機”等調查詢問之外，還要按人分流，引入上海防控的“閉環”通道。因此，這裡的一千位入境者，就會生出一萬個問題來。尤其是外籍入境者，簡單的一個問題，就可能耽誤半小時、一個小時。
怎麼回事？語言不通呵！
“立即啟用支援機場和各社區、定點隔離地方的外語志願者！”市區縣團委和志願者服務中心，全力開動。兩天之內，兩萬多名青年志願者報名參戰。他們告別父母和戀人，捨去自己的“宅”生活，穿上防護“盔甲”，甚至連多吃一碗方便麵、畫一下眉的時間都沒顧上，便來到機場、集中隔離點，或者社區的抗疫前線。
外辦系統的翻譯馬荃，負責日本方向來的客人。許多在上海工作的日企駐滬友人，他們回來都是為了公司的業務，有人繞道數國才抵達上海，旅途艱難；也有的是遠嫁日本卻多年未回的老上海人。許多人從疫情重點國倉促輾轉才到浦東機場，難免心存疑慮。
“歡迎回家！”“到了就好！”馬荃見了這些日籍入境者，第一個動作就是畢恭畢敬地彎下腰，說著這樣一句句暖心的話，“我看到許多人一聽這就熱淚盈眶”。
“這樣的話一天你要說多少遍呢？”
“至少500遍吧！”馬荃的嗓子已經沙啞，但他仍然精神颯爽、滿腔熱情地對日籍客人說著“歡迎回家”“到了就好”。
外貿系統的阿拉伯語翻譯娟娟——她喜歡別人這樣稱呼自己，因為她到機場的任務是協助那些正在辦理入關手續的帶孩子的客人們，看管他們的小寶貝。
千萬不要以為這活輕鬆。
“有一天從伊朗來的一家人帶了4個孩子，最大的也就十來歲！這回好，我就成了臨時‘孩子王’，那個折騰勁兒，好像比我整個童年玩得還奇葩得多喲！”娟娟說，“其實當‘孩子王’很累，尤其是在機場，你還要時刻保護好他們不受意外傳染……”
聽完這樣的“奇葩”故事，你想笑又似乎笑不出來。娟娟說，有一天她與另一位姑娘在入關口哄著3個孩子，結果陰差陽錯，兩個入境的外籍家庭領錯了孩子，把娟娟和同事急得滿航站樓尋找。等到兩家的孩子“物歸原主”時，娟娟她們累得坐在地上半陣子沒起得來。
“這、這也叫戰鬥？”
“這叫‘戰疫鐵人賽’！”姑娘們自個兒笑得前俯後仰。
邊檢指揮中心內的民警小沈姑娘，是最近才加入到“守國門”的防控大軍之中的。或許因為她在原來的單位就是個有名的“學霸”，所以現在她被安排支援邊檢的核心團隊——入境人員審查隊。人稱“最強大腦”的審查隊，負責整個入境人員的情報分析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排查風險、防控那些隱性危險傳染源的特殊戰鬥崗位。
“一天要排查多少條線索和信息？”
“至少上萬條吧！每一條都必須清晰，經核對沒有差錯後一一歸零，否則就可能是一個風險口……”小沈說，有一天，她和同事對當日近4萬條的入境旅客信息進行全量篩查時，無意間發現有一名旅客隸屬於一個19人的旅行團，而這個旅行團有經過疫情重點地區轉機和停留的記錄。“我們馬上採取行動：一方面傳令登機的檢疫防控人員‘逮’住這位入境者，進行核實；同時迅速對他入境後所要去的地方佈置相應的防護提醒及保證措施。漏掉一個細節，就可能造成極大隱患。我的崗位絲毫不能有半點馬虎！”
那張青春的臉上洋溢著嚴肅而又驕傲的光芒。
以前我們並不知道，其實在此次戰“疫”中有一支特別行動隊，他們的名字叫“醫學流行性傳染病調查隊”，簡稱“流調隊”。其工作任務就是要在第一時間內“逮”住“毒源”、切斷“毒根”，因此也有人稱他們是“神秘的獵毒者”。
“流調隊”的工作確實非同尋常，且必須爭分奪秒。
3月27日一上班，我就來到上海市疾病防控中心的“流調”隊部。接待我的是另一個小夥子，因為我比預約時間早到了十幾分鍾。“不好意思，昨晚一宿沒睡，我在趕個‘報告’……”小夥子放下才咬了一口的麵包，給我搬椅子坐。
“又是執行緊急任務去了？”
“是。昨夜快十點了，突然接到浦東那邊來電，說有一個外籍入境者確診了，我就‘接單’去了。結果發現那人是西班牙的，我不懂西班牙語，所以折騰了一個多小時，搞完現場流調已經快兩點了。然後回來就要趕報告，我們必須在兩小時內把每一個確診者和疑似者前14天內的所有行動軌跡，形成完整報告公佈到全國傳染病信息網絡上，所以必須要在第一時間完成。我現在正在寫的是正式報告，也得在流調之後的24小時內遞交給市衛健委……”
正在此時，我預約的採訪對象，為上海抗疫整個戰役立下汗馬功勞的流調隊“頭兒”潘浩來到辦公室。從他口中我才知道，這支為全上海2400多萬市民“守大壩”的流調隊員，主力隊員幾乎都是80後、90後的青年。“我們這兒最小的是1995年出生的。”潘浩說著，就從旁邊的幾個辦公室叫來4名年輕隊員，其中一個是女孩子。
“俞曉你先跟何老師說說。”潘浩對女孩說。頗有幾分潑辣的俞曉隨即對我說，像她這樣28歲的年齡，在流調隊中算“老兵”了。“但即便如此，我們以前也沒有遇到過像這一回這般嚴重的疫情。我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在1月18日，也是上海確診的第二例病例。頭一回我是跟著潘主任一起去的，明顯主任是想讓我練膽的。第二天我再想讓主任或其他老同事帶我的時候，就根本不可能了，因為在這之後的日子裡，整個城市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就像火山爆發，我們所有流調隊員個個都開足馬力，仍然忙不過來。”俞曉說到這兒，長嘆了一聲，“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現在……”
“講驚心動魄點的事！”潘浩在一旁督促她說。
“這不正講到第二例確診者的事嘛！”俞曉接著說，“第二天，他——林聲接的那個確診者，竟然在流調時發現跟我接手的這一例有交結……”俞曉指指坐在她身邊的小夥子繼續說道。
“我流調的那例病人與俞姐手頭的那例是一個單位的。”95後的林聲補充了一句。
“這就說明我流調的第二例確診者，並沒有把自己全部的生活軌跡如實告訴我們……這種情況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我們的任務是：搞清楚每一例病人是怎麼發病的，跟誰有過接觸，這是切斷傳染的關鍵所在！”
“怎麼辦呢？”我已經感到緊張了。
“我們調查每個病例都如同破案！像這樣的病例，接下去就是考驗我們隊員的能力和責任心了。”潘浩插話道，“我感到驕傲的是，我的隊員們雖年輕，但幹活老練、精到，是真正的獵毒者！你別看她小女子一個，她下面的工作，一下把一個極其危險和重要的毒源給堵住和切斷了根！”
“當時我心頭真的一驚，因為如果不把第二例確診者在單位的行動軌跡弄清楚，有可能就會形成影響全市的一大毒源！於是我立即聯繫了此人的單位領導和所在區的防控人員，彙集到現場，細細覆盤了第二例確診者兩次來到單位工作的所有行動軌跡，同時作出周密分析，並迅速向該單位提出建議：凡有可能與此人有密切接觸的人全部實施醫學觀察。這個單位領導也非常配合，馬上通知相關人員進行隔離，並要求單位全體職工每天進行體溫檢測，結果後來排查出了兩例確診者……”俞曉接著道。
“俞曉的這一行動，聽起來可能就是截獲了兩例確診病例，但如果當時她沒有及時去追蹤和斬斷這個毒源，恐怕再晚幾天，這個有單位有可能成為全上海一個十分可怕的傳染源，後果不堪設想！”潘浩用滿意的眼光表揚了一下自己的女弟子。
“我這幾個師弟比我厲害多了！”俞曉不好意思地指指身邊的幾個小夥子。
在我的要求下，第一個與我見面的叫韓若冰的小夥子終於開腔了。他見怪不怪地說：“我們幹這一行的，就得衝在疫情的最前面！我們要是遲緩一分鐘，病毒就可能比我們更快地傳染給一片人。我們如果行動穩準狠一點，病毒它再猖狂也得繞著彎走！所以我們的工作影響和決定著整個疫情的發展脈絡，絕不能有半點猶豫，更不能有一絲退縮和馬虎……”
“你別看他名字叫‘若冰’，可他的心每天都在燃燒。”潘浩又開始表揚了，“他的孩子剛出生沒多久，疫情就暴發了，妻子又回了老家湖南而一下無法返回上海，小孩全靠若冰父母幫著帶。從1月15日投入戰鬥到現在，你回家過幾次？”
“一次。”韓若冰低著頭說。
“對的。可你接了多少單子？”潘浩說的“單子”，就是每個病例流調的任務。
韓若冰搖搖頭：“數不清。”
“確實都數不清了！”幾位隊員都在搖頭，紛紛說，“我們現在腦子裡只記得‘昨天’‘今天’和‘明天’，連幾月幾日都不知道了……”“我只記得幾號病人、幾號疑似，其他啥都不記得了……”
潘浩給我總結了一下：“到3月27日為止，全上海在此次疫情中確診病例為300多例，疑似病例近4000例 ，這兩個數字對我們流調隊員來說，它們的後面是乘十倍、百倍的工作量。我們全市這次投入流調的隊員約2000多人，可以驕傲地說，沒有這支特殊的青年戰鬥隊員，就不可能有上海今天這樣的戰疫大勝利。我們的隊員有時為了調查清楚一個病人的一條行動軌跡，可能要打幾十個甚至幾百個電話。現場察看和覆盤都必須親自到場、反覆核實，這才可能把各種蛛絲馬跡的可疑情況全部摸清。”
疫情“獵毒者”，可敬可畏，赤膽忠心！
我們再把目光轉向那些冒著硝煙的戰場前線——
束傳江是黃浦區檢察院的一名90後幹警，他是第一批報名到機場援助的隊員。“守國門我感覺很光榮。”束傳江開始以為這工作無非是個“臨時導遊”一樣的角色，“哪知道真去了才體會到守好國門的防疫戰鬥，實際上時時驚心、步步動魄……”
“3月6日是我在機場頂崗的第一天。按照流程，入境人員經過前幾道檢驗檢疫程序後，護照上會被貼上不同顏色的標籤。其中，黃色代表需要居家隔離觀察，紅色代表需要去隔離點集中隔離。而我的職責，就是跟車將以上兩類入境人員送往目的地。說到這裡大家也就明白了，我接觸到的都是高風險人群，所以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穿上了防護服，從頭到腳遮得嚴嚴實實。從早上8點半上崗到晚上8點半下班，一穿就是12個小時，真是悶得我透不過氣來。”束傳江說。
“我的第一趟行程是將3名旅客送往兩處地方。一對來自意大利經轉德國航班飛抵上海的中國籍母子，一名從日本回來的旅客，除了我全程隨車外，另有公安民警駕駛警車隨後，將其送至各自居住的小區門口，交由所屬街道居委會人員進行登記後再居家隔離。4個小時後，我回到了機場，接待點已經積壓了很多旅客。第二趟一共要送9人，有從國外回來的一家5口，還有日本人、韓國人。天色已晚，旅客們歸心似箭，我的電話也不斷響起，每個街道都希望我先把住他們那裡的人送到。中間不停地有人打電話來，你都得回答清楚，否則中間出一個小差錯，那整個閉環防控就可能出現漏洞……當最後一個旅客成功交接，已是晚上9點。脫下防護服的那一刻，我簡直有些發癱的感覺，可轉頭一想，精神又來了！你問為什麼？不復雜：現在全國人民把守國門的大事交給了我們，作為一名青年，就要責無旁貸地把國門守牢，這是青春使然。這麼高強度的工作，我們不幹誰幹？”
張曉燕是3月16日下午1點多被奉賢區派往集中隔離醫學觀察點的。作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一名年輕護士，“外來妹”張曉燕對自己能夠加入上海的防控戰鬥隊伍，特別激動。
與她一起參戰的另一隻“燕子”朱真燕，是張曉燕的好姐妹。雙飛的“燕子”在接受了不到一天的消毒與採樣等內容的培訓後，次日下午15時58分，一輛120救護車便將張曉燕和朱真燕拉到了定點隔離酒店。
“現在有一名密切接觸者，需要你們馬上對他進行採樣檢測！”天，張曉燕心頭一驚：還未落定腳跟，任務就來了呀！“新冠病毒”原來就這麼近！
“走吧！”張曉燕叫上隊友朱真燕，倆人揣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頗有些膽怯地敲響了1008號的房門。啊，是位比自己還要年輕的留英學生。
“請你配合一下，我們來進行採樣檢測……”朱曉燕道，不由屏住了呼吸。
“為什麼還要採樣？是我同機的人有確診者？我有沒有危險呀？你們可要幫幫我……”留學生突然緊張起來，煩躁地在屋子裡走動。
張曉燕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頭腦“嗡”地一聲。但她很快恢復神情，耐心地向這位留學生解釋一個又一個“為什麼”，並告訴他：回國了，就等於是回家了，一切都不會有問題的。
小夥子看著兩位天使般的“姐姐”，終於平靜了下來。
採樣順利結束。“可就這半個多小時，我跟真燕從那房間出來時，整個身子全溼透了……緊張的呀！”張曉燕笑談自己的“初戰”。如今的她，已經在入境者的隔離點連續工作了十餘天，儼然成為一名守護國門的“老兵”。
浦東新區的任務現在最重，從3月初之後的半個多月時間裡，這一個區光接收入境的隔離者就達8000多人，如今已抽調青年突擊隊員多達數千人，累計400多支隊伍，平均年齡不到26歲，最小的只有十三四歲，他們奮戰在援助機場的戰鬥中。
突然有一天，機場裡那些入境者們拖著疲倦的身體走出海關口時，被眼前一群身披雷神、超人和小豬佩奇等勵志表情包的“白衣戰士”們各種精彩的即興表演吸引住，頓時感覺緊張的心情放鬆許多，甚至紛紛過來與這些“表情包”合影……原來，這也是浦東青年志願者們為入境者專門設計的“減壓”妙招。“別看一次上場三五個小時，那感覺好像把一生的汗水都流光了似的……”小夥子們一邊脫著防護服，一邊感嘆。
團委的幹部告訴我，這僅僅是全區青年參加抗疫戰鬥的一個縮影。“浦東是上海人口最多的一個區，既有國際金融中心，又有國際機場，同時還有自貿區、科技園區等，所以是上海防控前線中的‘風口’，任務極其艱鉅。我們這兒的真正的戰鬥，其實是在社區和一個個‘園區’。這裡是疫情防控的‘最後一站’，需要大量的‘守門人’……當我們把防控的戰鬥號令在青年中發佈後，立即有一萬多人報了名，其中很多是放假回家的大學生。”
確實如此，在社區採訪時，我遇見過許多春節回家的大學生，他們自願當起了“保衛家園”的抗疫戰士。
在“南苑小區”的出入口，居民們突然發現有個穿紅馬甲的大學生志願者，常常不分晝夜地在門口為大家測溫、登記信息……於是一些伯伯嬸嬸便關切地問小夥子：“孩子你累不累啊？一個人不好24個小時連軸轉的呀！”
“伯伯嬸嬸誤會了!晚上值班的是我哥哥，我值白班，我們是雙胞胎，輪流倒班……”在昆明理工大學上學的弟弟胡沅錦把“真相”告訴了居民，也一下讓這個“美麗誤會”在小區裡傳開了。胡沅錦和在上海交通職業技術學院上學的哥哥胡沅錚，如今成了這個小區的“紅人”。
朱蓉所在的崗位和那些穿著白色防護服或紅馬甲的青年相比，看不出戰“疫”的硝煙味。她依然穿著平時的工作服，幹著幾乎沒有人看得到的活兒，然而她的工作又非同尋常。只要瞧一瞧她身邊那麼多大卡車來來往往，就會知道朱蓉的戰場有多緊張和繁重。
“我們是衛健委系統的對外援助基地。每天干的活，就是把一箱箱醫療物資包裝好，然後貼上我們的國旗，再把它們發送到世界各個疫情嚴重的國家……”朱蓉一邊低頭幹著她手中的活，一邊回答我的問題。
在她身前身後，是堆積如山的一箱箱從全市各個區縣和幾十個部門彙集過來的醫療物資。這些箱子都需要經她之手重新包裝，並端端正正地貼上一張粘膠的五星紅旗圖案。
“從春節到現在，我們這裡就沒有停過活，而且貨物一天比一天成倍增加，進倉和出庫的時間也大大縮短了。境外的疫情吃緊得很，我們現在天天加班加點還來不及……累？累是肯定的，可我們再怎麼著，也最多是累一點，人家疫情重災區，時間真的就是生命。如果我們的援助物資早一點到他們手裡，那個地方的疫情控制就可能會好得多！把外面的疫情控制好了，我們不也安全了嘛！”朱蓉直起腰時，額上全是汗水。
“我這不也是另一種戰場嘛！”朱蓉頗為驕傲地拿起一面鮮紅的國旗圖案，將它認認真真地貼在箱子上，“每貼一張我們的國旗圖案時，我內心就有一種神聖感，它讓我感覺自己在代表國家做善事、積大德……”
“每天你要打包多少物資、貼多少面五星紅旗呀？”我問。
“沒數過，但我們的過關單子上應該有記錄。”朱蓉告訴我，春節以來，從她這兒發往境外的抗疫援助醫療物資已經送達50多個國家。“多給一個疫情危急的國家發一份援助物資，就等於我們家門口的疫情危險就少了一分。我感覺自己的工作跟守在國門的防疫突擊隊員的工作一樣神聖和重要。”
朱蓉說得對。在今天的上海，為了阻擊來自境外的疫情，每一個相關戰線上的青年“近衛軍”相加，至少達百萬人之多。他們正以自己的青春熱血，為祖國譜寫著一曲曲抗疫的高亢戰歌——
向前去，迎接黎明，
同志們，去鬥爭！
我們用槍彈和刺刀
去開闢新前程。
青春的大旗高舉起，
勇敢地邁步向前進！
……
同志們，到這兒來吧，
在同一旗幟下，
讓我們同來建設
勞動的新國家。
勞動做世界主人翁，
全世界人民把手拉。
呵，我在美麗的黃浦江邊，彷彿又聽到了這激越的《青年近衛軍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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