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挺:借鑑他國經驗,加碼我國紓困政策

陸挺,野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王立升,野村中國經濟學家


陸挺:借鑑他國經驗,加碼我國紓困政策


本文評點中美英德日加幾個大國在抗疫期間的紓困政策。各國國情不同,政策不可生搬硬套,但仍可取長補短,借鑑他國經驗教訓。國內關於抗疫經濟政策的討論,絕大多數拘泥於選擇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之上。在我們看來,這種以貨幣和財政來區分政策制定的理念不適合中國國情,不符合我國多年的實踐經驗。疫情之下,給定有限的政策空間,真正需要把握的平衡是在需求刺激政策和紓困政策之間。過去十幾年我國逆週期宏觀政策調節的思路都是以信貸支撐下的需求刺激為主,紓困政策為輔,但這種思路未必適用於當前全球疫情之下的複雜形勢。


我國在抗疫方面以巨大犧牲換取了驕人的成績,目前已經處在抗疫後期。但由海外疫情加重帶來的外需崩塌難於避免,因倒灌國內出現疫情復發的風險也在不斷上升。通過對各國紓困政策的梳理,從信貸支持、稅收優惠、現金補助、社會福利和其他政策方面進行比較,我們認為我國的紓困力度過小,在疫情和外需暴跌的雙重衝擊之下,或不足以保持國內經濟和金融形勢的基本穩定。當前雖然有必要推出一定規模的需求刺激計劃,但紓困政策仍是關鍵,況且很多紓困政策本身也能拉動需求。政策應加大扶助家庭和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的力度,防止大規模的企業和家庭破產違約,避免失業率快速上升。這樣在疫情之後,需求能夠快速反彈,作為供給側核心的企業能夠快速復工復產。


具體執行方面,政府可提出一個約相當於年度GDP總量7%-10%的綜合紓困和刺激計劃。紓困既救急又救窮,應儘量避免各類產業補貼和各種尋租行為。通過貨幣還是財政政策來紓困不是問題的關鍵。為加快紓困速度並避免佔用市場資金,央行宜起關鍵作用。在加大力度給市場提供流動性支持的同時,央行可通過量化寬鬆工具,以及通過購買特別國債等方式來增加基礎貨幣投放和中央財政支出。


高度重視紓困政策的三個原因


首先,疫情在全球蔓延,對全球經濟和我國外需造成重大破壞。截至3月28日凌晨,全球累計確診病例已達60萬例,死亡病例高達2.7萬例。疫情在3月11日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為大流行病,與過去一百多年的流行病相比較,其嚴重程度僅次於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全球經濟遭受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的最大沖擊,我國經濟一度停擺,一季度GDP同比下降可達9%左右,二季度也有可能出現負增長。歐美經濟勢必大幅衰退,二季度萎縮程度可能創一個半世紀以來的紀錄。遭受重創的實體經濟進而劇烈衝擊本來就已槓桿高企的全球金融系統,造成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嚴重的美元荒和金融資產價格暴跌。儘管世界各國政府緊急出臺了大量寬鬆刺激和紓困政策,全球失業率必然快速上升,大量企業將倒閉破產,或將導致比全球金融危機時更為嚴重的企業債違約風險。疫情本身的高度不確定性將導致投資和消費需求萎縮,全球貿易會迅猛下滑。未來一兩個季度我國出口可能大幅下跌,造成約1800萬人的失業。疫情本身會導致逆全球化,一定程度的脫鉤不可避免,外商直接投資可能會嚴重下滑。中國未必是全球資產的避風港,外資撤出不可避免,我國金融體系本身也將因為過去十幾年高速累積的槓桿和近期的經濟萎縮而面臨系統性風險。


第二個原因在疫情本身。目前我國疫情已經得到基本控制,但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情況下,我國很難獨善其身。由於海外疫情倒灌和國內的復工復產,疫情發展還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新冠病毒的傳播及針對其疫苗的研發的不確定性非常高,疫情即使在短期內得到控制,冬季也有可能捲土重來。因此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既在需求側,也在供給側,這種雙重衝擊還將在未來幾個季度並存。


第三個原因是傳統需求刺激的有效性在快速降低,而帶來的扭曲則越來越大。2008年以來經過三輪大規模的需求刺激,我國刺激需求的空間已經遠不如以前,不能再簡單套用傳統的政策工具組合。


  • 首先,雖然我國城市化尚未完成,基建還大有作為,但經過二十多年的大規模基建投資,邊際回報確實在降低。基建有明確的區域屬性,如果基建放錯位置,比如在一些人口淨流出財政狀況惡劣的三四線城市建造地鐵,回報很低,拖累當地經濟發展。最近被市場熱議的“新基建”,除了5G基站確實有新型基建的特徵外,其他幾類或是傳統基建,或與基建無關,更多是產業應用而已。


  • 其次,傳統需求刺激所帶來的扭曲在上升,比如在過去五年進行的大規模貨幣化棚改,通過行政主導對三四線城市的地產和基建實施了一輪大規模的刺激,耗資達3.6萬億人民幣,總體上來講這是與中國人口流動和城市化發展長期趨勢相違背的。


  • 最後,需求刺激若過於頻繁,效果會明顯降低。再以三四線城市房地產為例,若現在再度加碼央行的抵押補充貸款(PSL)來刺激,由於居民的槓桿率已經大幅上升,效果可能明顯小於2015-17年,而風險會顯著上升。以汽車為例,上一輪降低汽車購置稅結束於2017年底,在2016-2017兩年汽車銷售因購置稅階段性調低而上行後,2018-2019連續兩年汽車銷售負增長。原因很簡單,汽車是耐用品,這種購置稅減半的辦法就是預支未來的購買力,寅吃卯糧。如果2020年因為疫情政府再次降低汽車購置稅,考慮到居民的汽車保有量比之前更高,離2017年上一輪汽車購置稅減免結束其實只有兩年時間,因此刺激效果可能比2016-2017年還要低一大截,而且一年過後汽車廠商可能再一次面臨銷售萎縮的局面。


在外需暴跌的情況下,我們認為政府確實需要推出一定規模的刺激計劃來穩定總需求。疫情延續時間越長,全球波及越廣,對總需求打擊程度越深,疫情之後針對基建和其他板塊的刺激規模就應越大。在基建方面,我們也確實應該緊跟科技前沿,通過建設一批新項目來推動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但我們也應吸取以往的經驗教訓,清醒地認識到以下幾點。一是不能將產業混淆為基建,不能借疫情讓政府過度補貼某些產業。二是基建不分新老,關鍵是提高回報,應根據國情來選擇合適的項目和確定基建的區域佈局。三是在逆週期調節方面,積極推進在建基建項目和房地產項目的復工,加速推進已規劃項目的開工,而非倉促審批新的基建項目、重走產業補貼的老路,導致新一輪的尋租行為。


政策工具選擇方面,無需拘泥於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


應對疫情,目前大多數討論都還聚焦在是選擇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之上。我們認為這種爭論的意義不大,原因有三點。首先,由於大量政府收入和支出不在官方財政赤字率計算範圍之內,盯住赤字率缺乏實際操作意義。海外有不少學者認為我國在2008年後的實際赤字率在8%到10%之間。第二,央行近年來通過一系列諸如PSL(抵押補充貸款)、MLF(中期借貸便利)、再貸款再貼現等方法給實體經濟輸送了大量資。有些工具如PSL是通過政策性銀行將央行、政府與實體經濟打通,政策性銀行實質上扮演了財政的作用,因此不能單純將之稱為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第三,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商業銀行承擔了供給信貸的大頭,為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央行實際上要為絕大部分的商業銀行壞賬買單,去年央行就已經扮演最後貸款人的角色救助了若干家城商行和農商行。因此在我國,信貸增速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政策變量,不管背後動力是貨幣工具還是財政工具,最後補窟窿的都是央行或財政部。


在我們看來,為應對當前緊急的疫情和經濟形勢,央行應該起到最為關鍵的作用,財政做好資金分配的工作。今年一二月份財政收入同比下降9.9%,未來幾個月財政收入下降幅度可能還會加大,財政方面捉襟見肘,也需要通過大量融資來彌補赤字。為加快速度並避免擠兌金融市場中的信貸供給,央行宜擴張其資產負債表,較為直接地貨幣化這些赤字。另外,目前我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只有1.5%,遠低於當前5.0%左右的CPI通脹水平,雖然我們預測央行為引導貸款實際利率下降,近期將有可能降低存款基準利率,但空間已經非常有限。央行只有通過增加資金供應才能從真正降低市場資金利率。增加資金供應的途徑有三個:降準,貸款給商業銀行,以及通過特別工具如特別國債來變相直接貨幣化國債。前兩個渠道對商業銀行來講都有成本或機會成本,而第三個渠道最為直接,也是通過最低成本方式來提供社會緊急所需的資金。紓困是緊急狀態下的特殊政策,是中央政府的託底政策,因此以發行特別國債給央行的方式更為妥當,不會去擠佔商業銀行資金的其他用途。這既是財政政策,也是貨幣政策,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強調不應拘泥於是否用貨幣還是財政政策的爭論。


限制大規模紓困政策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通脹,儘管當前CPI通脹較高,在5%左右,但全球大宗商品尤其是石油價格暴跌,有利於降低通脹壓力。全球疫情之下,解決通脹問題也主要在供給側,尤其是做好糧食和肉類的供應,因此通脹壓力不應成為央行寬鬆貨幣政策的障礙。另外,紓困政策本身也有抑制通脹的作用。若紓困不夠,造成很多工廠無法生存,降低有效供給,則會造成滯漲的局面。第二個因素是國際收支。這方面壓力確實有,但還是有一些空間的。雖然我國外匯儲備已經從高點的將近4萬億美元下降到如今的3.1萬億美元,但總量還相對較高。儘管未來幾個月出口會大幅下跌,但進口也會同步下降,今年國際油價暴跌可能還會為我國節省上千億美金的外匯,因此在國際收支方面我國或許會受益。另外,如政策設計得當,紓困資金主要用在溢出程度較低的內需,則不會明顯惡化國際收支。執行紓困政策時也可從嚴管理資本賬戶,防止資金外逃。紓困政策能夠保障我國出口企業的生存,維持一定的出口量,這也有助於賺取外匯。當然,任何政策都需要根據實際情況把握好度,特殊時期的紓困政策尤其如此,在適當的時候紓困政策也應該及時退出。


紓困政策的國際比較


綜合比較各國紓困政策,可以總結為如下幾點。從紓困對象來講,主要分為針對企業和針對個人兩部分。從紓困的形式來講,主要分信貸支持、稅收優惠、現金補助、社會福利和其他政策。從紓困的目的來講,就是在經濟按下暫停鍵的時候,讓接近停擺的經濟維持基本運行,讓企業和家庭熬過難關,在疫情過後能迅速重新啟動。正如李克強總理最近所強調的,當前的政策重心之一是“要想盡一切辦法讓中小微企業和個體戶生存下來。”從紓困的原則來講,是既救急又救窮,儘量向小微企業、貧困家庭和弱勢人群傾斜。從紓困資金的來源看分三類:1)央行直接提供流動性和貸款,但資金屬於信貸性質,需要償還;2)央行借道財政部或其他政府機構提供補助,這屬於補貼,不需償還;3)財政部通過市場融資獲取資金,此類資金的使用一般也都屬於補貼,無需償還。接下來我們從紓困的形式來做一些國際比較。


信貸政策的國際比較


各國近期的紓困政策主要圍繞以下四個方向:定向增加信貸供給,延長貸款期限,減免貸款利息和保障信貸資產二級市場的流動性。其中定向增加信貸供給是各國央行與政府的主要政策發力點。


從增加定向的信貸供應來看,美國迄今出臺的政策主要包括如下幾條。一、設立新的信貸支持計劃為消費者和企業提供3000億美元的信貸資金。與此同時,財政部將通過外匯穩定基金為這筆信貸資金兜底300億美元。二、建立針對債券發行和貸款發放的一級市場公司信貸融資便利機制(PMCCF)。三、重啟定期資產抵押證券貸款工具(TALF),以支持信貸流向消費者和企業。TALF將允許發行由學生貸款、汽車貸款、信用卡貸款,小企業管理局擔保貸款等作為基礎資產的資產支持證券。四、向受疫情影響嚴重的企業、城市和州提供5000億美元的貸款。五、向規模在500人以下的小企業和非營利組織提供3500億美元部分免償還貸款。六、美聯儲表示將很快推出一項大眾商業貸款項目(Main Street Business Lending Program;MSBLP),向符合條件的中小型企業放貸。可以看出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的政策力度非常大,覆蓋面廣,政策推出的速度較快。應該說2008-10年期間美國政府和美聯儲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積累的眾多教訓和經驗在這次美國抗疫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英國出臺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幾點。一是為企業提供總計3300億英鎊的政府貸款,其中英國央行直接為遭受疫情衝擊而發生流動性問題的大型企業提供貸款。設立基金,為因疫情而中斷營業的每家中小型企業提供總額不超過500萬英鎊的貸款額度,前6個月免息。二是設立5億英鎊的“困難基金”,更好地幫助地方政府為本地受疫情嚴重衝擊的弱勢群體提供支持。三是引入新的中小企業定期融資計劃(TFSME),通過央行為中小企業提供額外資金支持。TFSME將在未來12個月內以等於或非常接近基準利率的水平,為銀行體系提供4年期資金支持。四是英國央行承諾增大公司債持有規模。


德國政府宣佈設立一個總規模6000億歐元的救助基金和追加2020年預算1560億歐元,作為應對疫情的額外支出。救助基金包含4000億歐元的企業擔保、1000億歐元的企業股權紓困資金,以及1000億歐元的藉由德國復興信貸銀行(國有政策性銀行)發放的國家支持貸款。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宣佈成立一個規模為100億歐元的基金,幫助地方公司應對疫情。員工數不超過250人的公司可以申請5000歐元至3萬歐元的貸款。該基金也將為無法按時償還貸款的公司提供80%的貸款擔保。


日本政府近期出臺政策,為受疫情影響導致經營困難的中小企業等提供支持資金週轉的金融援助,融資、擔保等規模達1萬6000億日元。日本首相安倍承諾其中一部分貸款額度為無利息、免擔保貸款。日本央行將今年企業債和商業票據購買規模上調兩萬億日元,承諾將會繼續購買更多的企業債和商業票據直至9月末,並將日本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購買目標翻倍,提升至每年1800億日元。日本開發銀行(DBJ)等機構將獲得2000億日元資金,用於支持希望將生產轉移回日本的公司;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也將獲得約2500億日元資金,主要用於支持日本公司的海外業務。


中國央行於2月初推出3000億財政貼息的專項再貸款,向重點醫用物品和生活物資的生產、運輸和銷售的重點企業提供優惠利率信貸支持,確保重點企業實際融資成本降至1.6%以下。2月25日國常會之後,央行增加再貸款、再貼現額度5000億元,重點用於中小銀行加大對中小微企業信貸支持。政策性銀行獲得3500億元專項信貸額度,以優惠利率向民營、中小微企業發放。政府要求國有大型銀行上半年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餘額同比增速要力爭不低於30%。


在延長貸款期限與減免貸款利息方面,各國政府各有側重。


  • 美國政府允許學生貸款延期至9月30日償付,並且不收取罰息;紐約州州長庫默宣佈90天的房貸紓困政策,要求銀行根據民眾的財務困難程度,為他們的房貸提供90天的還款寬限期,而且不會影響自身的信用報告。


  • 英國政府要求對於受到疫情影響而陷入困境的個人,抵押貸款機構將給予至少3個月的“付款延長期”。


  • 中國政府出臺政策規定,對於2020年1月25日以來到期的困難中小微企業貸款本金,以及2020年1月25日至6月30日中小微企業需支付的貸款利息,銀行業金融機構應根據企業申請,給予企業一定期限的臨時性延期還本付息安排。還本付息日期最長可延至2020年6月30日,免收罰息。除了前文提到的財政貼息專項再貸款計劃,央行下調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0.25個百分點至2.5%。


在保障信貸資產二級市場流動性方面,各國有如下政策。


  • 美聯儲設立了用於為存量公司債券提供流動性的二級市場公司信貸便利機制(SMCCF),並重啟商業票據融資便利機制(CPFF)。其中,CPFF的具體運作機制為:美聯儲通過特殊目的機構(SPV)為合格的商業票據提供貼現,從而為企業短期融資需求提供流動性。


  • 英國央行將逆週期資本緩衝率(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削減至銀行對貸款需求方風險敞口的0%,並持續至少12個月(此前,逆週期資本緩衝率為1%,英國央行金融政策委員會原計劃在2020年12月份將其提升至2%),該舉將為企業提供高達1900億英鎊的銀行貸款。此外,英國央行宣佈取消2020年銀行業壓力測試。


  • 歐央行啟動了私有和公共部門證券臨時購買計劃——大流行病緊急購買計劃(PEPP),總額達到7500億歐元,採購將進行到2020年底,包括現有資產購買計劃下所有符合條件的資產類別,並將合格資產範圍擴大到非金融商業票據,使所有信用質量較高的商業票據都可以在企業部門購買計劃(CSPP)框架下被購買。德國作為歐元區核心成員國,也會受益於此計劃。


  • 中國政府要求監管機構適當提高對商業銀行(尤其是受疫情影響較大地區的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容忍度。


稅收優惠方面的國際比較


查閱美英日三國的政策,稅收方面的紓困政策以暫緩繳稅為主,免徵部分稅收為輔。美國聯邦政府將大多數企業與個人納稅人2019年納稅截止日由4月15日延長90天。英國政府規定,對於零售、餐飲、娛樂等受疫情影響嚴重的行業,將免除企業12個月營業房產稅;緩徵下個季度的增值稅;公司和個體經營戶也可以延期納稅。德國政府規定允許企業延期納稅、降低預付稅款金額等。


我國政府迄今為止出臺的政策有:一、階段性減免企業養老、失業、工傷保險單位繳費和實施企業緩繳住房公積金政策。湖北省以外的中小微企業和湖北省各類企業可在2020年2月至6月免繳社保費。湖北省外大型企業在2020年2月至4月社保費減半。職工住房公積金繳納推遲至6月底。二、自2020年3月1日至5月31日,對湖北省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適用3%徵收率的應稅銷售收入,免徵增值稅。除湖北省外,其他省市的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適用3%徵收率的應稅銷售收入,減按1%徵收率徵收增值稅。三、北京市政府在三個月內(2020年2月至4月)減半徵收大型企業、民辦非企業單位、社會團體等各類社會組織三項社會保險單位繳費部分,五個月內(從2020年2月至6月)免徵中小微企業和其他特殊類型單位三項社會保險單位繳費部分。四、月收入10萬元以下、季收入30萬元以下的小店(屬於小規模納稅人)免徵增值稅。總的來說,減稅幅度過小,湖北以外幾乎只限於五險一金和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對於湖北省內的企業,除了五個月的社保費免繳,也只有小規模納稅人享受到增值稅暫免的優惠。


家庭和企業現金補貼發放方面的國際比較


美國聯邦政府規定,年收入低於7.5萬美元的個人現金補助1200美元,年收入低於15萬美元的已婚夫婦最高2400美元,每個孩子最高500美元。收入超過限制的個人或家庭相應的現金補助會相應下調。加拿大政府規定為符合條件的申請人(失業人群、生病人群、隔離人群,在家照顧孩子的父母,以及因為受疫情影響公司運轉不暢失去收入的工作人群)提供每月2000加元的援助,最多可連續領4個月。加拿大政府承諾,遞交申請後,10天內補助資金就能到賬。德國政府放寬勞務補助政策,對受疫情影響減少工時的勞工提高補助標準,新標準4月1日起生效,持續至今年年底。日本政府規定,自2月27日至3月31日,向企業支付每人每天最高8330日元補貼,用於補償作為子女監護人的員工停工的費用。該現金補貼雖然直接提供給企業,實際上幫助受疫情影響的員工穩定工作與收入;此外,向因子女停課而停工的個體戶與自由職業者每天補助4100日元。


英國政府的政策較為詳細,有如下幾點:1)政府向所有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而無法開工的各行業員工,補貼其工資的80%,補貼上限為每人每個月2500英鎊;2)給“所有被建議進行自我隔離的人”發放法定病假工資;對於員工數少於250人的企業,政府最高將返給企業14天的費用;3)對於零售、餐飲、娛樂等受疫情影響嚴重的行業,英國政府將為每家企業提供25000英鎊現金支持;4)對於英國70萬家小規模企業,英國政府將為每家企業提供10000英鎊現金支持;5)無需繳納營業稅的小企業將獲得3000英鎊現金補助。


我國到目前為止的現金補貼僅限於湖北省所有新冠病毒肺炎確診人群中的貧困人口,按每人1萬元人民幣幫扶資金的標準補貼,援助方為中國扶貧基金會。但與此同時,地方政府較為熱衷於通過發放消費券來啟動本地經濟。目前已有浙江、江蘇和河北等地向居民發放各種形式的消費券,用來刺激餐飲、旅遊、體育等行業領域的消費。其中南京發放的消費券總額超過3億元人民幣,浙江超過10億元人民幣。除此以外,浙江省杭州市於3月27日宣佈通過支付寶發放16.8億消費券,覆蓋廣大商家和消費者。3月27日-4月2日,限量領50元券,使用方法是是滿40元減10元面值消費券,支持杭州城中實體店線下支付通用。


各國政府在社會福利和其他方面的紓困政策


美國政府承諾開展免費新冠病毒檢測。支持疫情期間帶薪病假。增加個人的失業保險,在受益人現有申領基礎上,每週增加600美元,最多持續四個月。申領資格擴大到個體經營者和獨立承包商;擴大食品補助;並要求接受信貸救助的企業在9月30日之前維持3月24日時僱傭規模的90%以上。英國政府為社會福利系統增加60億英鎊的額外資金,要求為臨時工提供更便捷的社會福利。德國政府放鬆對企業申請短時用工補貼的限制,降低企業申請啟動短時用工補貼的門檻。這一政策將為企業靈活採取短時用工制度、降低成本提供便利。


中國政府出臺措施對工商業電價進一步階段性降低5%;鼓勵各地通過減免城鎮土地使用稅等方式,支持出租房業主為個體工商戶減免物業租金;為裁員率低於5.5%的中小微企業與裁員率不超過20%的30人以下企業返還企業上年度所繳納失業保險費的50%。此外,中國多個地方政府提高失業保險金標準,中國貿促會積極運用不可抗力事實證明幫助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的企業維護合法權益並減少損失。


如何借鑑其他國家的紓困政策?


上文羅列他國紓困政策,意在取長補短,借鑑其經驗教訓。但我們切忌生搬硬套,前文所舉的其他國家皆為發達國家,人均GDP都在我國的四到五倍左右,人均國民財富積累更是遠高於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也遠比我國發達。此外,我國地區之間差異較大,遭受疫情打擊的程度不一,接下來遭受外需衝擊的幅度也會迥異,因此全國劃一的紓困政策未必合適。除非發生疫情二次爆發,我國防疫最艱難的時候已經過去,因此紓困政策和正處於疫情高峰的歐美國家也應該有所不同。出臺紓困政策還要注意其他事項。首先,若紓困不當,資金分配不公,也會引發社會矛盾。其次,紓困資金也可能會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產。2014年到2015年期間,政府持續降息降準,但大量資金先是流向股市,造成股市泡沫,最後導致股災。股災之後,大量資金又撲向房地產,造成眾多一二線城市在一年內房價飛漲50%左右。


具體紓困方案制定的涉及眾多領域和環節,不是本文的重點。我們通過對各國紓困政策的比較和我國的實際情況,列舉紓困的三個原則:救急,救小,救窮。就是要救助受疫情衝擊最大的企業和家庭,尤其是位於湖北的企業和家庭。企業救助方面,儘量救助小微企業;大中企業的救助原則上只限於流動性支持;救助資質較好、但因為外需暴跌和產業鏈斷裂而面臨現金流斷裂風險的企業。


從總體方案來講,我們認為中央政府在已公佈的政策措施之上,為提振信心,可宣佈一個數額較大的綜合紓困和刺激計劃,比如說在年度GDP的7-10%左右。這個計劃包括三部分:1)真金白銀的補貼和轉移支付,這部分資金宜由財政部向央行發行特別國債來籌集。這部分應該是整個紓困和刺激計劃的大頭。2)央行直接提供的流動性支持和信貸資金,也就是說未來需要償還的,資金當然由央行提供,但可藉助商業銀行來操作;3)需求刺激,尤其是基建投資方案。這部分資金宜由財政部門或者政策性銀行通過金融市場來融資。這中間包括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的額度。去年地方政府專項債額度是2.15萬億,我們預測今年可達到3.5萬億到4.0萬億左右。若金融市場上信貸需求較高,為避免擠壓金融市場,政府也可考慮讓央行通過諸如PSL的渠道來提供資金。


具體在補貼和轉移支付方面,可考慮以下幾點:一、對於受疫情影響較大而陷入困境的家庭,可申請推遲償還按揭貸款和其他個人消費貸款。二、減免小微企業尤其是湖北省小微企業的貸款利息。三、延長助學貸款最長期限和還本寬限期,減輕新畢業大學生的壓力。四、階段性系統地降低湖北尤其是武漢的各類稅收,增加對湖北的轉移支付。五、階段性免徵湖北省內小微企業所得稅免徵,階段性降低湖北省外小微企業所得稅。六、加大對醫療的投入,免除醫學院和護理學院學生學費,增加其生活補貼,條件是畢業後服務我國醫療系統。七、按一定標準補貼不裁員或者少裁員的中小企業,相關款項專門用來支付最低保障工資。八、加大失業保障,放寬失業保險金領取的標準。失業人員子女若在義務教育期間,免本學期學雜費,並給予子女一定生活補貼。最後,直接補助受疫情影響的居民。武漢封城之後,武漢城內的本地居民和外地人士為我國的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中央政府應給予一定的補貼。疫情之後,湖北尤其武漢可能還會面臨企業復工、人員就業、部分服務行業需求不振等種種困難,國家也應該出手相助。這些補貼可以現金或者購物券的形式按人頭髮放,當然我認為從便利角度,現金形式更為妥當。需要強調的是這些補貼的資金應該由中央提供,最好是如上所述,通過向央行發行特別國債來提供。


從流動性提供方面,政府和央行已經做了大量工作,我們認為還可以考慮以下幾點。一是監管機構適當提高對商業銀行(尤其是受疫情影響較大地區的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容忍度,階段性適度放鬆一些監管指標。二是未雨綢繆,給信用債市場提供足夠的流動性。2018年7月我國高收益債券市場發生違約潮和流動性危機時,央行及時通過窗口指導商業銀行,將額外給予MLF(中期借貸便利)資金,用於非金融信用債投資,AA+及以上評級按1:1比例給予MLF,AA+以下評級按1:2給予MLF資金。我們認為必要時央行可重啟這個項目。三是簡化出口退稅的程序,加速出口退稅的支付,中間的流動性可由央行委託某些商業銀行來提供,如企業只要拿到海關出口證明,即可從商行獲取資金,從而幫助出口企業改善現金流。2019年,我國外貿企業出口退稅總額為1.65萬億人民幣。不少企業反映出口退稅的流程還是較複雜,支付過慢,佔用太多現金。四是失業人員可申請適當推遲住房按揭貸款的償還。五是擴大已有的中小微企業臨時性延期還本付息安排,受疫情影響的大型企業也可申請。這方面的流動性應該由央行來提供。


在有關基建支出的需求刺激方面,除5G等代表新型基礎設施的領域之外,政府可考慮藉此鼓勵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發展。資金撥付可根據城市實際建成區戶籍人口、個人所得稅或社保繳納人口的增加來發放,此舉能夠用中央政府資金來撬動戶籍制度改革、城市基建發展和房地產投資。這個過程中,為避免區域差距和民眾貧富差距擴大,中央政府除了通過直接補貼鼓勵較大城市吸納農民工之外,還可設立專項基金來鼓勵興辦更多農民工子弟學校。這次疫情暴露出中國不少大城市缺少基本的防疫設施和能力,疫情之後,如需拉動內需加速GDP增長,中央政府可補貼地方政府,在一定規模以上的城市新建永久的而非臨時的防疫中心兼傳染病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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