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代價：債務、經濟衰落、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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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代價：債務、經濟衰落、移民

（Christopher Caldwell）

法意導言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ldwell）於2020年2月12日在《克萊蒙書評》發表《1980年代的代價：債務、經濟衰落、移民》（The Price of the 1980s：Debt, decline, and immigration）一文。八十年代的里根總統對美國的改革是美國自羅斯福新政以來的一次大轉折，它對美國乃至世界的經濟格局影響至今。這篇文章反思了里根在1980年代的一系列措施的內在矛盾，表明里根經濟學的限度不容忽視，而代價則是巨大的。里根經濟學的確給當時的美國帶去了一定的繁榮景象，但更深刻地理解它是理解美國今日困境的關鍵。

想要了解更多他的觀點，可以參考上期推送《民權法案》是美國黨派分歧的根源。本文不代表公眾號立場，編髮以供參考。

在1960年代後持續了一二十年的“反文化的文化”（countercultural culture）意味著什麼？

對於那些支持它的人來說，這是對舊價值觀的逐步改造，是對新可能性的繪製。對於那些對它感到惋惜的人來說，這僅僅是對舊文化的一次掠奪，是一次墮落，是江河日下。從理論上講，它可能同時是這兩者。但到了1970年代，美國人逐步達成了判斷。他們拋棄了這個國家正在復興的想法，轉而擔心它正走向崩潰。

這不僅是對經濟放緩的反應。當然，在強大的工會、新的環境法規和新的昂貴的石油和汽油所包圍的經濟中，創造就業機會成為一種不可能。僅在1974年12月，這個國家就損失了60萬。但是比起這一危機，

美國汽車一度是其縱橫世界的經濟的象徵。現在，不管汽車工人多麼氣焰逼人地要求獲得“世界上最好的工人”的報酬，他們的鄙陋令人震驚、尷尬。1977年，普利茅斯（Plymouth）推出了一款名為沃拉爾（Volare）的新“T-Bar coupe”。廣告寫道：“對於從未聽說過風吹過髮間的駕駛樂趣的新一代美國人，我們驕傲地獻出我們的新款T-Bar Volare Coupe。” 以這種方式，克萊斯勒（Chrysler）避免了直接講出它已經失去了以可承受的價格生產折蓬汽車的能力。自1978年開始，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開始生產旅行車，例如別克世紀（Buick Century）和奧茲莫比爾短劍巡洋艦（Oldsmobile Cutlass Cruiser），這些車的後車窗不會滑下來。福特（Ford）和卡迪拉克（Cadillac）的雜誌廣告將新車型置於歷史車型的暗淡背景下，彷彿是為了安慰自己：即使他們的產品是三流的，他們至少曾生產過更好的。

政府的前景甚至要更糟。這不僅僅表現在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因醜聞被迫離職；

社會上充斥著一種懷舊和失敗的情緒。美國公眾開始將1960年代的政治計劃視為危險的烏托邦。他們推動了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上臺來結束這一切。相反，以其支持者和批評者都沒有完全理解的方式，里根挽救了它。

里根總統

債務購買了什麼？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在1961年的告別演說中警告：“我們，你、我以及我們的政府，必須避免只為今天而活的衝動，為我們自己的輕鬆、便利掠奪明天的寶貴資源。”

那時，這個國家已經有大量欠款，但只是在戰時。為了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聯邦政府增加了2000億美元的債務，這一數額大約相當於戰爭結束時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儘管從1947年到2008年，整個信貸市場（包括私人個體）的規模每年都會擴大，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35年中，政府債務的軌跡（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衡量）一直在穩步下降。是在里根的統治

從1980年代的數字和圖表來看，很容易忽略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到底為什麼在嬰兒潮一代生產高峰期，政府需要馬上借債？債務狂歡購買了什麼？它緩解了國家的什麼緊急情況？

從精算和人力資本的角度看，羅納德·里根當選後的25年本該是共和國曆史上平衡預算的最輕鬆的時代。佔38％的有投票權人口的整個嬰兒潮（Baby Boom）一代，都處於生產力最強時期，退休人員和待撫養子女相對較少。國家（直到2003年伊拉克戰爭）處於和平狀態。這為全球經濟設定了規則。但由於嬰兒潮一代將在2010年至2030年間離開勞動力市場，因此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的重大責任迫在眉睫。而這些很可能都無法實現。

嬰兒潮一代的借貸能力被用於避免1960年代的衝突為美國提供的抉擇。債務換來的是社會和平。社會和平被理解為在肯尼迪遇刺兩年後，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發起的各種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項目的代名詞。我們應該將偉大社會理解為民權衝動得以強化的制度形式，一種使種族隔離得以進行的必要資源從白人向黑人的轉移。如我們說過的那樣，種族隔離是美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事業”。像任何大的事業一樣，它需要恆心、耐心和高昂的花銷。幾乎所有沒有從中受益的人都會因此而變得貧窮。現在，它被作為美國人所欠債務的最低首付呈現給公眾。

我們擁有的最好證據是，從一開始，對多數美國人來說，這都是太大的付出。給里根帶來兩次壓倒性勝利的言論至少是一個標誌，表明美國人不願納稅以支持1960年代的民權和福利革命及其帶來的社會變革。

回顧過去，我們可以看到，通過在上次大敗後默許理查德·尼克松下臺，那些投票支持他的人已經失去了緩和變革步伐的機會。隨著尼克松的下臺，“偉大社會”（the Great Society）的倡導者們贏得了必要的時間來捍衛它免受“反彈”影響，因為反對社會變革的民主運動即將到來。在尼克松和里根之間的近十年間，所有的亞群體都變得依賴“偉大社會”了。這些項目現在已經因為太大而不可能失敗。

它們碩大無朋。一旦債務被用作維持社會和平的手段，它很快就會達到數萬億美元。約翰遜於1965年提出的低調舉措之一是《高等教育法案》，該法案設立了所謂的佩爾助學金（Pell Grants），以幫助“貧困的”青年上大學。到里根主政華盛頓時，它的成本已上升至70億美元。儘管其有效性存在爭議，背後卻存在著教育管理者和學生擁護者的堅定聯盟。所以，里根沒有碰它。到2010年，這筆款項將激增至390億美元。這還不是聯邦政府對教育支持的全部。根據一個溫和的說法，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聯邦對大學生的補助和貸款在1963至1964年為8億美元，在1973至1974年為150億美元，在2010至2011年度為1570億美元。

此類助學金不僅僅用於資助個人教育，它們還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投資資金，催生了主要為籌集資金而建立的新的營利性大學。在21世紀，佩爾·格蘭特（Pell Grant）助學金的最大籌集者將是菲尼克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Phoenix），一家成立於1976年的全國性開放招生的“大學”。它的學生欠下了納稅人支持的350億美元聯邦貸款。他們的違約率高於畢業率。越來越被吹噓的里根式“私營部門”正以這種方式運作。這是一個用於接收政府資金的“集水區”，通常是由一些有足夠關係的人在公眾知道政府資金將如何使用和去向之前設立的。

為了構建約翰遜的新秩序，里根毫不吝嗇。他承諾了多年：他將“大筆一揮”取消平權行動，然後砍掉林登·約翰遜的偉大社會項目對 “福利皇后”（譯者注：指濫用福利制度的女性）的慷慨資助，並廢除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教育部。然而他發現，當選總統後，做任何一件這樣的事情都會衝擊反種族隔離的根基。因此，他沒有這麼做——儘管數十年來，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通過假裝他做了來吸引選票和擴大籌款基礎。同時，他的減稅措施為白人中產階級提供了一個黃金降落傘，使一代又一代受迷惑的人用私人資源重新創建舊秩序的波將金（Potemkin）版本（譯者注：即弄虛作假，裝潢門面）。

那些失敗者必須得到賠償。考慮採取平權行動——在傳統秩序下違憲，在新秩序下強制實行——使白人在職者所擔任的工作、其子女的職業發展前景和他們作為公民的社會地位都受到了利益損失。

里根經濟學僅僅代表矛盾下的政策名稱，而這種矛盾很多人並不承認：公民權利非常重要，無法要求人們去等待它；但也非常不受歡迎，不可能要求人們為此買單。里根允許美國人同時生活在兩種社會秩序下，兩種憲法秩序下。一個“前偉大社會”和一個“後偉大社會”。很快，這兩個社會的成本都變得昂貴。

成本可以大致由里根執掌白宮後的數十年中公債和私債的增長來衡量。

根據里士滿聯邦儲備銀行（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的經濟學家羅伊·韋伯（Roy H. Webb）的估計，到1989年裡根離任時，政府的無資金準備負債（主要是社會保險，醫療保險和退伍軍人福利）已達到4到5萬億美元，且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這一數字將呈指數增長。

羅納德·里根挽救了偉大社會，就像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仰慕者稱讚他“拯救了資本主義”一樣。也就是說，他制止了一些最嚴重的過分行為，並找到了資源來保護自己的憤怒選民免受他們本無法忍受的後果。那就是減稅的目的。

1960年代戰役中的雙方都可以表現得很自在，如同自己是贏家。無需提高郊區企業家的稅負即可在教育部僱用更多的民權執法人員，無需在國家公園中租借石油開採權即可支付航空母艦的費用。華盛頓未能贏得1960年代革命的共識，反而通過減稅贏得了那些原本會從這場變革中蒙受損失的人。幾十年來，美國人自欺欺人，認為這種安排是自然而然的。那是有紅利的時代。

財政上不負責任的時期通常不會立即被辨認出。從表面上看，它們甚至看起來像是繁榮的黃金時期，因為本用於投資的鉅額資金被釋放用於消費。這正是標準的索洛（Solow）增長模型和其他對投資的經濟描述所預測的。當社會瀕臨破產時，它甚至可能經歷物質和文化的璀璨時期。

作家只會驚歎於1980年代美國公眾使用的電動打字機的美感和多樣性，就在文字處理程序將永遠毀掉它們之前：安德伍德，史密斯·科羅納，皇家，雷明頓，奧利維蒂和IBM Selectric，優雅，堅固，權威。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代，在幾乎所有報紙都讓位於氾濫的輿論網站之前，讀者只會驚歎那時的報紙質量。它們很厚。1987年9月14日出版的《紐約時報》規模最大，長1612頁，重達12磅。它們非常全面，有著從整個20世紀以來的所有文章，從詩歌到政治，從集郵到調情，而到了世紀之交，大多數已經都是彩印！利用子孫後代的資源，嬰兒潮一代能夠大致擁有輕鬆、放縱的生活方式，這令人深信不疑，也使許多人加入其中進行建設，就像金字塔、中世紀大教堂或是鐵路曾經對人們的巨大吸引一樣。

移民，不平等和債務

它的確吸引人。總體而言，美國嬰兒潮一代從其前輩的經濟中獲利，通過外包和移民，將其經營成本不僅轉移到了不同的世代，而且轉移到了世界的不同地區。

這些也是借貸的一種形式。低工資移民補貼了他們所移民到的富裕國家，非法移民尤其如此。他們低薪，恰恰是因為他們不在法律體系之內。最終，當地人要為這種勞動付出某種代價。要麼，他們邀請工人加入他們的社會，這給土著人造成的負擔會以包括機構負擔沉重、文化迅速變化和政治權力稀釋的形式出現；要麼，他們將工人排除在外，而這一成本則以剝削、政府鎮壓和道德敗壞的形式出現。在該法案到期之前，移民必須被考慮進國家的“賬外負債”。

這些負債很難量化。誠然，大規模移民有助於一個自信、發展蓬勃的社會開展大型項目，如大平原的定居、南北戰爭後美國城市的工業化；但對一個成熟、業已安定下來的社會而言，大規模移民可能是一個糟糕的選擇——如果這還能叫“選擇”。出於選民委託，里根在60年代後沒有去做出那些被視作不可持續的改變。大規模移民是其中之一，且意味著他的標誌性失敗。里根猛烈地打開了大門，又憤怒地宣佈要關上。幾乎所有的里根主義都是這樣。

1965年的哈特-凱勒（Hart-Celler）移民改革在當年席捲國會的浪潮中常常被忽略。這項改革推翻了根據1924年《移民法》通過並於1952年再次確立的“原籍”（national origins）制度，該制度旨在使美國的種族構成大致保持原樣。即使在1960年代中期，來自英國和德國的移民也構成了全國“配額”移民的一半以上，而這些國家加上愛爾蘭、意大利和波蘭，幾乎佔了四分之三。

很難說這一法案的支持者們究竟認為他們在做什麼。

一方面，他們讚美美國對其歷史上存在的種族主義上的勝利。另一方面，他們更熱烈、莊嚴地相信，取消原籍配額不會改變美國的種族結構。眾議院發起人伊曼紐爾·策勒（Emanuel Celler）說：“該法案下，配額移民中歐洲人很可能超過80％。”

法案通過後，就在自由女神像的腳下幾百裡外，約翰遜召集國會舉行了簽字儀式。這一隆重與他對其重要性的低估形成奇怪的對比。他說：“我們今天將簽署的這項法案不是一項革命性法案。它不會影響數百萬人的生活。它不會重塑我們的日常生活結構，也不會真正增加我們的財富或力量。”

林登·約翰遜總統在紐約港的自由島上籤署1965年的移民法案

他確實斷言了太多。哈特-凱勒法案會改變美國的人口統計圖景，也會改變美國的文化，使政府切斷了三個世紀以來美國人的認同紐帶，讓他們不再認為自己是一個由歐洲移植而來的國家（a nation of transplanted Europeans）。

約翰遜說：“今天，美利堅民族恢復了其最深處的傳統。無限制移民的時代已經過去。”實際上那些日子成為過去只是因為1924年的限制性法律。而現在，約翰遜正在從書本中刪除這些法律。約翰遜的新任總檢察長尼古拉斯·卡岑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也和總統一樣天真。卡岑巴赫聲稱，出於精確統計的因難而非任何欺騙的意圖，這種新的移民將會佔未來人口增長的“萬分之二”。他宣稱：“我們現在可以正義地實施移民政策，無需成本或需損失。”

被刺殺總統的弟弟愛德華•泰德•肯尼迪（Edward Ted Kennedy）參議員也這樣認為。肯尼迪在參議院主持哈特·塞勒法案時像卡岑巴赫一樣草率、像LBJ一樣錯誤。他說：“這個國家的種族融合不會走向衰敗。” 他甚至列舉了九個會因新開放體系受益的國家：中國，希臘，匈牙利，意大利，日本，波蘭，葡萄牙，西班牙和南斯拉夫。（半個世紀後，其中只有中國躋身前十名移民來源國之列。）“該法案不會加劇失業，也不會導致外國人湧入本地勞動力市場，也不會導致美國公民失業。”他說。“這些都完全是無稽之談。”

但肯尼迪為他的倡議增加了一些新內容。在哥哥被暗殺的僅僅一年之後，他就把法案的反對者視作不愛國和“不美國”（un-American）：

我們需要對任何法案的規定進行負責任的討論。我已提到的批評是高度情緒化、非理性、缺乏事實根據。這些與負責任的公民義務背道而馳，會催生對我們遺產的憎恨和對有助於建立美國的生命力的恐懼。

就像堅信“可以在不造成損失的情況下”確保正義的卡岑巴赫，肯尼迪也很難區分美國的道德和利益。這種混亂使人們陷入了衝突。如果道德和利益總是一致，那麼反對你利益的人就會是罪惡的。在肯尼迪的沾沾自得中，可以看到21世紀美國政治文化的預兆。

移民與民主失敗

哈特·凱勒法案發起者的每一項預期都錯了，甚至，該法案的批評者（如美國移民政策委員會等令人興奮的社會倡導者）的警告都低估了它可能帶來的鉅變。

從美洲的大發現到1965年，在這三個半世紀中，美國共收到4300萬新移民（包括25萬奴隸）。而在哈特·凱勒政策之後的半個世紀中，移民數量為5900萬。

從這個角度來看，里根在總統任職初期面臨的移民問題仍然相對較小。1965年法律的意外後果是加劇了無序而非有序的移民。少量的歐洲移民並不需要龐大的農村和邊境執法機構，但是到了1970年代中期，在進行的是一種新的移民。大約有300萬非法移民，其中的大部分人，西南部的拉丁美洲農業工作者，給公共服務帶來沉重的負擔，使當地人產生了反感。

即使在里根“革命”之後，各政黨在移民方面也相差無幾。以此方式，泰德·肯尼迪這一凱勒法案的推動力，最終在里根試圖解決該問題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卡特政府走向衰落的日子裡，肯尼迪提議成立移民與難民政策專門委員會，由巴黎聖母院主席西奧多·赫斯堡（Theodore Hebsburgh）神父主持，他選擇了指導這一委員會的閱讀材料。肯尼迪委員會的兩名成員，懷俄明州的共和黨參議員艾倫·辛普森（Alan Simpson）和肯塔基州的民主黨國會議員羅曼諾·馬佐利（Romano Mazzoli）提議了在後來的1986年成為《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IRCA）的立法。

辛普森-馬佐利（Simpson-Mazzoli）做出了大膽的妥協。它向非法移民者提供公民權，這樣這些非法移民擁有即使是極為短期的在美期間居留權。一項特殊的農業工人計劃（SAW）得以授予永久居留權，只要這些工人可以證明他們在1985年5月至1986年5月之間從事了60天的農場工作，無論他們是否懂英語或對美國社會有了解。據估計，有25萬人符合該計劃的條件，但是所需的文件和證明卻很容易偽造：130萬人最終利用了這一計劃。最終，通過人數超過300萬。

為了防止這種輕易的大規模合法化會激勵外來移民，這一法案提議近乎徹底地阻止非法移民。這包含文件要求、1.23億美元的新安全資金，以及對有意僱用非法分子的商人的嚴厲懲罰。辛普森·馬佐利（Simpson-Mazzoli）帶來了自1970年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USOC）成立以來，聯邦管理權力的最大一次擴張。

即使在“新政”的《國家復甦管理局》和《民權法案》中都有先例，尤其是在已進行十多年的平權行動中已有先例，這種情況對企業主的決策造成的干擾仍然令人擔憂。這是問題的核心。

《中國日報中文網》文章《美國移民法闖關成功，結果超出預期》

這些都是真實的，阻礙移民的部分，邊境管制、僱主制裁，很受歡迎；但同時，從它們事實上無法執行來看，這些又是假的。

反對大規模移民的人傾向於將《移民改革和控制法》視為對公眾的徹底欺騙。但真相要更加複雜，它與美國憲法文化的變化有關。

不斷變化的民權精神

為了解決非法移民問題，美國人不僅要在法規方面，而且要在執法手段和日常行為中發出強有力的信息，以達到非法移民行為和非法移民者受到阻礙的效果。當時的歷次民意調查都告訴我們，美國人確實打算傳達這樣的信息。1986年6月，想要減少移民的人數與想要增加移民的人數比為7：1（49％：7％）。從歷史上看，每當社會變革過快，這種粗暴、粗暴、反動的多元化就會“浮出水面”。

後來的移民和歸化服務局（th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局長多里斯·邁斯納（Doris Meissner）談到非法移民時說：“每個人都認為他們會離開、新的僱主限制會把他們趕出去。” 在1964年以前的美國，這種解決過熱移民潮的方法可能有用，

移民是越來越難以公開討論的眾多話題之一。直到1975年，《洛杉磯時報》仍可以報道移民的經濟競爭，發表《美國官員提出，僱主更偏愛能夠被剝削的低工資工人》這樣的文章。這一年，關於移民的新聞報道中有47%提到移民的低工資問題。到世紀之交，這一數據下降為8%。1976年，據報道，得克薩斯州民主黨人安·理查茲（Ann Richards）在特拉維斯縣（Travis County）專員法院的競選活動中說：“如果需要一個男人來僱用非工會勞工，進行糾察隊工作和溼地勞作，那我要感謝上帝能夠讓一個女人或其他願意接任的人去做。” 和他一樣，當時大多數得克薩斯州的自由主義者都為類似的誓言而自豪。到1990年理查茲（Richards）成功競選州長時，“溼地”的說法已經是一個不可接受的汙點，提到這樣的言論會損害他的選舉活動。

在最新的修正案中，1986年的《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充滿了強調僱主在因國籍而帶去的歧視中保持正義的說法。

在政策上，《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通常被描述為成功與失敗的結合。從憲法上講，這是一場災難。作為一種控制移民的手段，《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終止了顯性因素（通過大赦）與隱性因素（通過反歧視法）的同等對待。它為法院和聯邦民權機構提供了新的依據，使法院和聯邦民權機構在美國社會金字塔的最頂端都設有法學院畢業生和其他具有高資歷的專業人員，使其能夠在任何與歧視有關的問題上否決立法機關和選民。所有問題的關鍵都在這裡。每部法律都在演變為某種版本的民權法。

在1994年的一次公投中，500萬加利福尼亞人拒絕向非法移民提供福利，使該州的187號提案在民意測驗中出現了18%的大勝。但是地方法院法官瑪麗亞娜·普法爾策（Mariana Pfaelzer）認為這是錯誤的——限制國家福利金等於制定移民政策，這不是州的特權，而是聯邦政府的特權。而那正是187號提案的要求。

移民潮與該國不斷變化的法律制度相互作用，從而使每次移民都不同於上一次。即使在最佳狀態下運行，移民也給圍繞民權建立的制度帶來了緊張。哈佛社會學家內森·格拉澤（Nathan Glazer）指出，一方面，新移民的成功引發了對黑人的“無聲無息（有時是說出的）的批評”，因為黑人的發展相對緩慢。另一方面，新移民被視為潛在的歧視受害者，而不是潛在的歧視施加者，被納入民權體系。非法移民對僱主有吸引力，因為他們在工作場上享有的權利較少。他們對公眾沒有吸引力，因為他們在法庭上享有更多權利。

《移民美國的柬埔寨難民》，2011年5月，加州長灘，柬埔寨人居住的區域。附近是一處幫派暴力聚集點。

來自亞洲最絕望角落人們的白手起家故事與早期移民群體的故事是相似的。這些故事經常被重複、宣傳，使美國人重新感到他們在20世紀初歐洲大熔爐中所感到的驕傲。柬埔寨難民Linn Yann（其父被紅色高棉殺害）剛到美國時，還不會講英語；到了1983年，到美國的四年後，她贏得了查塔努加（Chattanooga）的Zone V拼字比賽，正確拼出了“興高采烈”（exhilarate）和“吹牛”（rambunctious）；直到在田納西州的查塔努加-漢密爾頓縣（the Chattanooga-Hamilton County）決賽中她才失敗了，因為她之前從未見過的“辣椒肉餡玉米捲餅”（enchilada，譯註：一種墨西哥食物）一詞。

翻譯文章：Christopher Caldwell，The Price of the 1980s：Debt, decline, and immigration，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winter 2020

網絡鏈接：https://claremontreviewofbooks.com/the-price-of-the-1980s/

譯者介紹：呂慧英，南京大學文學院18級研究生，文學、哲學愛好者。以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宣言的“live a real life”為志，從阿倫特的言辭中感受到光明：“即使是在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於一些人，源於他們的生命和作品，他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並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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