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臘的城邦政體中“小國寡民”是其表，而“公民政治”是其本。“公民”拉丁化的希臘文是Polites，是從城邦（Polis）一詞中衍伸而來，意為“城邦的主人”。
研究古希臘文明的學者，對於公民權的產生，認為是在古希臘的殖民過程中以土地分配為基礎形成的。要理解這句話，需要知道古希臘的殖民是怎麼回事，還有殖民促使公民權產生的邏輯。
本文推演古希臘殖民產生公民權的過程，探討為什麼是古希臘產生了公民？
古希臘的殖民者起初大多是農民，他們被貴族剝削無法在城邦中生存是被迫移民到較落後地方的。
剝削使這些本來落魄的殖民者對貴族制度充滿排斥，但他們需要有管理殖民地的制度，卻缺乏集權的領袖者，於是以較為平均的方式分配政治權力，這個以較平均的方式分配政治權力的過程就是民主，而擁有這個較平均政治權力的人就是公民。
亞里士多德說：公民就是有權參加議事和審判職能的人，強調了古希臘公民的政治屬性。
殖民時代出現的公民階層
殖民時代，每當向外擴展到新的殖民地時，首先要做的就是對土地的分配，因為沒有集權，較為分散地進行殖民，當時的土地被比較平等的分割給了殖民者。
這些獲得了土地的殖民者，實際上就成為了經濟特權階層，一旦擁有了經濟基礎，就會催生出這些人的政治特權。這些殖民城邦就會形成一個以中小土地主為主體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逐漸演化為公民階層。
同時在海外殖民時代，古希臘大多城邦從以土地為經濟基礎的農業城邦，轉化為以工商業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城邦。貴族制度是壟斷土地的分配，而工商業階層的出現打破了貴族對財富的壟斷。
所以殖民時代以工商業階層取代了傳統的土地貴族，進而觸發由貴族制向民主制轉型。因為商業發展延伸貨幣經濟的發展，金錢逐漸取代土地成為衡量財產多少的重要象徵，伴隨著財富的不斷積聚，財產資格的限制逐漸減弱，使受到財產限制而沒有選舉權的公民不斷減少，古希臘因而一步步走向民主化。
“為什麼古希臘可以產生公民？”
這個問題是基於與華夏文明區別，進行的討論，因為我們產生的是民本思想，在西方文化傳進來前沒有“公民”的概念。
古代中國也是一個以農業立國的社會，兩千年來中國社會的主體一直是農民，但是中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形成過公民階層。
因為在東西方兩種社會中，對土地流轉的控制不同，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廣泛的土地兼併，造成社會貧富差異過大，因而不會出現一個擁有的土地較為平均的公民階層。
中國的土地制度與百姓的政治需求
中國自“廢井田，開阡陌”之後就確立了土地私有制，土地被分為三部分，分別為地主土地所有、國家土地所有、自耕農土地所有。自此之後，中國歷史長期存在著地主對自耕農的土地兼併，特別是商人地主的產生，開闢了商人通過金錢兼併土地的途徑。
在公元485到780年時間中國曾出現過均田制，均田制下的土地是國有的，但這一階段還存在公有土地私有化的過程，形成了土地私產的“莊”和“園”，進而土地又可以轉手買賣，而後又存在土地兼併。
到了宋代甚至出現了“田制不立，不抑兼併”，宋太祖曾宣佈：“所在長吏，告諭百姓，有能廣植桑棗、開墾荒田者，並只納舊稅，永不通檢。”當時由官僚、銀行家、鉅商和大地主所構成的豪強大戶集團，僅佔總人口的6%—7%，卻兼併了全國土地的60%—70%，對財富的佔有竟佔全國的一半以上。長期的土地兼併懸殊的貧富差距，使得中國的社會階層明顯分化，進而孕育了中國的官僚和士紳階層，這些人是政治上的活躍者，廣大貧苦的農民沒有參與政治的強烈願望。
限制土地兼併，保證公民階層的穩定性
在早期殖民時代的古希臘情況是不同的，將土地平均分給了初到的殖民者之後，一般禁止對土地的重新分配，保護了殖民者對土地的所有權。
雖然古希臘殖民地是土地私有制，也存在土地交易，但是不允許沒有公民權的外邦人購置地產，土地只允許在本邦公民手中流轉，而希臘城邦初期商品經濟不發達，購買力有限，這也就限制了大規模的土地兼併。
古希臘“公民”的誕生，是殖民中對土地的較平均分配，促使財富積累的殖民者產生對政治權力的需求。
“公民”是當時社會進步的環境下產生的概念，必然需要在擺脫貴族制度下的社會環境，對與財富土地相關聯的政治權力進行分配，且以較平均的方式進行。這個表述是在思考文明進步的角度，以連貫的邏輯性，推演古希臘社會進步的過程。歷史的推演需要邏輯性，這是認知社會文明進步的最好的方式。
[1]黃洋：《古希臘土地制度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 年版，第 65 頁。
[2]Antony Andrawes, The Greeks, New york. London,0102.
[3]N.G.L.哈蒙德：《希臘史——迄至公元前332年》朱龍華譯，程慶昺，郝陳陶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 216 頁。
[4]王玉茹：《中國經濟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頁。
[5]]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姚仁權編譯，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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