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讓人崩潰的往往不是工作帶來的勞累，而是我作為醫護人員面對病人束手無策。”黃岡市中心醫院甲狀腺乳腺外科護士廖穎嵐沒法忘記2月初的那個傍晚：一位31歲的男子，用擔架車推著他的母親，一路哭喊著衝進湖北武漢市中心醫院發熱門診。
“醫生快來救救我媽，我媽快不行了。”擔架上，老人安靜地平躺著，沒有任何動靜。在發熱門診支援的廖穎嵐趕緊幫男子把老人推進搶救室，上了儀器後發現，老人早已沒有了心跳和呼吸。
搶救室外，老人的兒子跪在地上，一邊哭一邊拍著玻璃牆喊“我媽是為了照顧我才感染的，我好了，她感染了”。
那天下班後，廖穎嵐一個人坐在更衣室裡哭了很久。
在1月下旬至2月中旬的發熱門診，讓人悲痛的事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廖穎嵐腦感覺自己陷入了壓抑、無力、無助、內疚之中，一度瀕臨崩潰。
這種情緒幾乎要拖垮廖穎嵐的身體，為在崗位上堅持下去，她只能逼自己“麻木”，藉以反思工作得失和經驗，做好工作，救更多的人。
廖穎嵐 【口述】
第一週，最大的感受是壓抑
這些天在發熱門診受到如此多衝擊，體驗到太多脆弱無助的時刻。
我是1月28日被領導從甲狀腺乳腺外科病房派來支援發熱門診的，領導派我來的時候，我就覺得勝任不了這裡的工作。但既然來了，就要做好這份工作。
我負責導診分診、給病人輸液吸氧、查CT等工作。人手不夠，一個人當幾個人用。
來到這裡的第一週，最大的感受就是壓抑。
七八十平方米的門診大廳，只有二三十個座椅，每天接診的病人有七八百人，人挨人站著、擠著，有經驗的病人會搬個小板凳過來排隊，每天排隊的人都排出大廳數十米遠。
病人來到之後先取號，基本要等上四到六個小時才能看診，看診後要等同樣長的時間去輸液。很多病人凌晨來排隊，看診開藥後，去排隊輸液，基本上到晚上才能離開。有時候第二天來上班，發現前一天的號還有幾十個沒看完。
1月底2月初的發熱門診病人，排隊排出門診大廳外數十米，病人擁擠加上我帶著護目鏡和麵屏，有病人跟我說話，要貼著、靠得很近才能聽見。
來這裡的病人，基本都是新冠肺炎確診病人，他們普遍非常焦躁、恐慌、擔憂。很多病人來了之後會抱怨“為什麼這麼大的醫院只有四位醫生看診，門診地方這麼小，那麼多人擠在這裡，你這醫院怎麼開的？像過家家一樣。”
我們只能向他們一遍一遍解釋，不是門診小，而是病人太多，不是不安排醫生坐診，而是醫護人員已經病倒了很多，能來一線的都來了。病人增加得太快，改造門診的速度，跟不上病人增加的速度。
醫護人員基本都沒見過這麼多的病人，都已忙到快崩潰。“非典”那年，我還在讀書，當時想，如果我已經參加工作了，一定要報名去一線，還是學生時，鬥志昂揚。
但當我親身經歷，這種場景會一下子讓人很有挫敗感。
在無力中做最大的努力
讓人崩潰的往往不是工作帶來的勞累，而是我作為醫護人員面對病人束手無策。
幾乎每天都會遇到，被送來的病人呼吸困難、心慌、氣喘，這個時候，我只要能給他們一口氧氣吸，就能不那麼難受，但是我給不了，沒有了。
病房床位總是處於飽和狀態，收不進任何一個新病人，只能等著病房裡有人離世或出院，才能進新病人。對於病情實在嚴重的病人，只能讓他坐在輸液室裡先吸氧，看到那些奄奄一息的病人吸上氧氣後，表情慢慢舒展，身體變得舒服、放鬆，開始有勁說話，感覺他們又活過來了。
但這種情況少之又少，輸液室和發熱門診裡只有二十個吸氧接口。更多的病人，即使已經奄奄一息、生命瀕危，我也沒辦法給他一口氧氣吸，我給不出。
也許有人會問，那些身體已經好轉的病人暫時停一會，先給其他人吸，但現實情況是，不到“吸氧時間到”的那一刻，是不會有人願意把氧氣讓給其他病人的。
醫院的醫療資源太有限，面對這類病人，我能做的太有限，真的沒辦法了。
我至今也還記得，有一位被兩個女兒架著胳膊來的老太太，有六七十歲，身體乏力、胸悶，病情挺重，但是醫生檢查生命體徵後判斷不是新冠肺炎，大概率是心梗，然而我們是新冠肺炎的定點醫院，無法收治其他病人，只能勸離。
一方面，如果他們在發熱門診繼續待著，感染的風險會非常大，而且老太太身體虛弱，一旦感染，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希望耽誤他們去其他醫院的救治時間。
聽到讓老人去別的醫院，家屬很生氣，無法接受，坐在地上和我們耗時間。經過苦口婆心的勸導，家屬還是帶老人離開了。
每次來的病人，出於醫護人員的本能，都是要抓緊時間救人，但是特殊時期，我只能按規定開展工作，這是在那個當下我所能做的最大努力。
大哭一場，必須哭出來
有的病人是在發熱門診離世，有的病人還沒送到醫院就已經沒有呼吸了。
2月初的一天傍晚六點多，一位31歲的男子推著救護擔架車衝進發熱門診，哭喊著“醫生快來救救我媽，我媽快不行了”。
擔架車上，老太太安靜地平躺著，沒有任何動靜。那個場景的衝擊力很大，當時我就哭了。
其實，根據老人的面部特徵，我當時判斷老人離世了。抱著最後一絲希望，還是協助把老人推進了搶救室，上了儀器之後，發現沒有心跳、沒有脈搏，確實已經走了。
在搶救室外，老人的兒子跪在地上，一邊拍著搶救室的玻璃牆，一邊聲嘶力竭的哭喊著“一定要救救我媽，她是為了照顧才感染的，我好了，她卻感染了”。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一幕。
聽到母親離世的消息時，老人的兒子已經哭不出來了，拿著那張“死亡證明”沉默著。安慰都顯得太無力，我們給了他一把椅子，他就一直坐在搶救室外，沒有任何言語、安靜地呆坐著。
其實，老人在當天早上就需要救護車送來搶救的，但兒子預約一天120救護車，到了傍晚才有一輛去接。
老人的兒子在送母親來的路上，應該就能判斷出母親已經走了，只不過他無法接受這個事實，不敢相信而已。
之前是兒子感染了新冠肺炎，老母親把他照顧好了，自己卻感染了，年邁病重，沒挺過來。這位兒子受到自責、內疚，可能長期煎熬。
我今年36歲，和這個中年男子算是同齡人，我母親和他母親差不多年齡。我想到了自己，如果換作是我，面對這種情況，該是一種怎樣的無助。
無法想象，也不敢想下去。
那天下班，我腦海中一直回放著這位兒子為母親求助的場景，我走進更衣室，剛坐下來，眼淚就湧了出來。一個人默默地哭，一直哭、一直哭，我無法明確在傷心什麼，但就是非常想哭，必須要哭出來。
也許是覺得沮喪，連搶救都沒搶救，病人就離世了；也許是害怕，這個病毒太致命，每天工作在充滿病毒的環境中，說不害怕肯定是假的；也許是擔心家人，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六七十歲，兒子才八歲，他們感染了可怎麼辦，如果我感染了，他們怎麼辦？
從那之後，每天結束工作後，我都會在更衣室裡安靜地坐一坐，平復心情，試圖消化掉當天的情緒，也反思一天的工作是否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有時會覺得病人的離世，就像是上天在翻牌子，翻到誰就是誰。有一次，一個社區養老院裡有人感染新冠肺炎，其他老人要送來檢查。6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在送來的途中就走了一個。離世前，都沒人知道他是不是感染了。
把情緒藏起來，壓下去
我也時常會感到內疚，被這種情緒煎熬著。
深夜，閉上眼睛眼前就會出現白天沒被搶救過來的病人的臉，這讓我睡不著覺，失眠到一點、兩點、三點、四點。迷迷糊糊睡一會後，第二天又接著上班。
知道這種情緒會慢慢侵蝕我的身體，直到把我拖垮，但抗疫是個持久戰，身體是革命的本錢。
去找過醫院專為醫護人員排解情緒的心理醫生，也許是我太不會表達，也許是心理醫生的那一套對我不管用；面對心理醫生時，怎麼也說不出自己此前所經歷的種種脆弱。
自來到一線，我一個人在醫院附近租房住。
平時同事們的工作已經非常辛苦，他們的情緒也很壓抑，不能再向同事傳遞這些負面情緒，更不敢和家人說。丈夫春節前去廣州出差，因“封城”至今都回不來，家裡只有老人和孩子，我說了他們會更擔心。
情緒沒有釋放的出口，為了完成好崗位上的工作，只能逼自己變得“麻木”。
讓自己不去想這些，更不和別人提起這些，每天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把那些情緒都藏起來，壓下去。
必須這樣，要不然我就幹不下去了，就徹底崩潰了。
這麼多天在發熱門診的經歷，顛覆了我對生死的觀念，受到這些衝擊後，覺得自己變堅強了，也必須要變得堅強。
讀書時，是父親選的護理專業，起初我並不是很滿意，直到臨床實踐，護理的病人轉危為安時，我才真正感受到這個職業的高尚，從此愛上這份工作。工作十多年了，一直保持“零投訴”，這就是病人對我最大的肯定。
從2月中旬開始，火神山、雷神山和各家方艙醫院陸續開放，很多病人都有了床位，有醫護人員照顧，很大程度上分流了在定點醫院的病人量。病人逐漸減少，我們的工作也相對輕鬆一些。
排班也從前段時間變成上班一天休息一天。領導看我們這一批醫護人員辛苦，說要把我們換下來休息，我倒覺得我身體和情緒還行，可以繼續堅持。
如今，回想這段時間，雖然經歷這些讓人心碎的時刻，但對我來說也蠻好，算是職業生涯中經驗的積累吧。
這裡的病人和我以前在病房照顧的病人不一樣。以前病房裡的病人你可以持續性地觀察病情，但這裡的病人需要你快速觀察後一兩分鐘就要做判斷，要麼讓病人平躺、要麼吸氧，要麼做心肺復甦。這是一個成熟的護士必備的技能，以前在普通病房工作，是沒辦法鍛鍊自己這方面能力的。
這段時間，雖然苦，也從來沒想過不幹了。去支援一線，就像是消防員去救火，沒有把火災晾在一邊，自己逃走的道理。在這個崗位上，就要完成好這份工作。支援一線前期確實非常痛苦，但好在我能正確認識自己的情緒，剋制它，激發出後來正面、積極的情緒。
我不知道疫情結束後，徹底放鬆下來，那些負面情緒會不會又找上來，但至少現在這個階段我情緒管理得還好。
這段時間，從來沒有和別人說過這些話，今天說了這麼多，倒也是一種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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