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席和紅｜44歲｜醫生｜四川
整理：吳光於｜記者
2018年6月，我被單位選派到涼山州下面一個叫綿埡村的地方，成了一名村醫。
在大涼山扶貧這一年半，每兩個月可以回一次家。路很遠，單程至少要折騰整整兩天，遇到堵車就說不準了。
我女兒今年15歲，正在讀初三，是她最需要陪伴的時候。我這當媽的心裡，一直覺得挺虧欠她。
去年年底，當地迎接扶貧驗收。我一直抽不開身，3個月沒回過家。
直到今年1月10日，女兒學校要開一個很重要的家長會，愛人去外省出差了，我只好給鄉里申請，提前回了老家蓬安。
本以為這是一個輕鬆美好的假期，沒想到疫情蔓延這麼快。
蓬安是一個勞務輸出大縣，有不少人在湖北打工、做生意。聯想到當年的“非典”，我的心一下子懸了起來。
很快，縣裡就有了確診病例，好些同事寫請戰書。
1月24日，我接到涼山方面的通知，那邊也有確診病例，外地扶貧幹部暫緩返崗。
我當產科醫生20年了，去扶貧之前是我們縣婦幼保健院的業務骨幹。疫情時期回不了涼山，又不想閒著，於是我也向醫院請戰。
2月1日，院長給我打電話，說有一位正在隔離觀察期的孕婦，急需特護。
孕婦的哥哥從武漢回來，和她在一個屋簷下待了4天。1月27日，哥哥感到身體不適，3天后確診為新冠肺炎。
當時孕婦已經38周多了，臨產在即。我們醫院立刻組織了一個醫療團隊，除了我之外，還有兒科、內科、手術室、麻醉科、檢驗科等十幾個人。
當了20年婦產科醫生，從來沒有哪一位孕婦，讓我們小縣城醫院弄出這麼大動靜。我和同事們都有一種上戰場的感覺。
組隊完畢，我們坐上救護車直奔她家。由於孕婦屬於密切接觸者，去之前我們做了充分的準備——穿著防護服，戴著護目鏡和口罩。
看到我們這個陣仗，她老公不太高興，覺得我們太誇張了。
我們這樣做不僅是對自己負責，更是對這個小縣城裡的其他孕產婦負責。如果我們不幸被感染，那些孕產婦們如何就醫？
第一次見到這個孕婦，感覺她渾身上下都透著焦慮——眉頭緊鎖，一直問我，如果她被感染，肚子裡的孩子會不會有事。
她今年32歲，已經有一個兩歲的寶寶，這是她的第二胎。
說實話，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我們不希望最壞的結果發生，但如果真有什麼問題，我們也有預案應對。
那天，我一直向她保證，會盡最大的努力，保她母嬰平安。
當天的產檢，體溫、血壓、脈搏、胎心一切正常，大家暫時鬆了口氣。
離開她家前，我們建了一個微信群，隨時跟蹤她的情況。胎動如何、飲食如何、睡眠如何……說實話，我自己生孩子都沒這麼細緻過。
2月8號，第二次到她家裡去做產檢。這一次，她老公的態度熱情了許多。這時，離預產期只有5天，為了保證母嬰安全，我們決定把她接到醫院。
醫院把體檢區改成了獨立分娩區，並把她的兒子和丈夫，也接過來陪伴她。
2月13號，胎兒已經足月了。我們每天都做胎監，與川北醫學院專家隨時溝通情況。
考慮到她不能排除隱形感染，為了將感染的幾率降到最低，我們勸說她做剖宮產。但遭到了她和家人的堅決反對。
於是，我們整個團隊又進行評估，和專家反覆討論，最終決定尊重他們的意見。
2月17日，孕婦有了宮縮。第二天中午，宮縮的頻率達到每20分鐘一次。
我們又進行了全院會診，考慮到她還有頻發性室性早搏，我們擔心生產過程太長，會增加危險性，建議她使用縮宮素催生。這次，她和家屬很快同意了。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我們甚至準備了除顫儀。
下午5點40分，產婦上了產床。整個生產的過程，我都在她的身邊。產房裡的3名護士，一直在給她加油打氣。
產婦表現得非常棒，一步一步按照我的指令，調整著呼吸和用力。
她在產床上滿頭大汗，我在防護服裡全身溼透。
這個母親真是太不容易了，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忍受著分娩的痛苦，拼著命把她的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上。
38分鐘後，一個6斤8兩重的女嬰呱呱墜地了。
手捧著這個特殊時期降生的嬰兒，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流下來了，護目鏡上起了一團白霧，視線變得模糊。
就在這個時候，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產婦開始大出血，10分鐘失血量達到了800毫升，我們立即進行藥物處理和子宮按壓。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兩點多，產婦才脫離危險，我終於鬆了口氣。
第二天，我們又給這一家人做了新冠肺炎檢查，再次確認他們一切正常，安然無恙。
這一路走來，這位媽媽已經成了我的家人，像一個妹妹，也像一個戰友。
在疫情面前，我們雖然是醫生與病人，但也是彼此的陪伴，一起走過了這20天的艱難時光，這將是我從醫生涯中最難忘的一段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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