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0日 晴
今天法國又是難得的晴空萬里，警察執行任務的壓力又是不小。
相應的，警察禁止戴口罩的事件也越發成為熱點。現在連消防員、貨運界也提出同樣的訴求：工作必須得有口罩。據媒體報道，法國一些地方的醫護人員在沒有口罩的情況下直接面對病人，風險非常大。
但由於物流的原因，政府配送的口罩經常不能及時送到。養老院甚至給衛生部長寫信表示由於缺少口罩，將有10萬老年人死亡；而在一所養老機構中，已經有12人死亡。民眾的不滿也在上升，要求就口罩短缺成立調查委員會。口罩，已經成為現在法國最大的焦點。
確實，一個如此發達的國家，還有一個多月的準備時間，怎麼就連口罩都沒有呢？目前法國有三百萬醫護人員，每週使用2400萬個口罩，口罩庫存只有一個億，每週生產能力只有600萬隻，缺口巨大。有一個小細節，也顯示歐洲口罩奇缺到什麼程度。費加羅報一篇文章這樣描述載著馬雲基金會捐贈口罩的飛機降落到比利時的情景：“受到的歡迎猶如上天派來的救世主”。
法國急救主任菲利普·朱文（Philippe Juvin），做客參加法國電視節目《Quotidien》 時譴責政府連口罩都無法供應，怎麼能叫發達國家？
當然，光批評歐洲並不公平，美國這個超級大國，還需要臺灣每週提供10萬個口罩呢（現在臺灣每人每週只能買三片口罩，民進黨為了討好美國，也只好犧牲百姓了）。如果這些國家找不到解決辦法，隨著疫情的蔓延，一個小小的口罩很有可能將引發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
我在前面的日記裡曾說過西方有一個多月的準備時間卻什麼也沒做，因此疫情爆發實是人禍。有一些讀者認為我言重了。今天歐洲執委會副主席、曾任歐洲議會議長的何塞·博雷利·豐特列斯對包括法新社在內的四家媒體說：“歐盟根本就沒有準備面對新冠病毒”。再次如法國前衛生部長布贊一樣捅出驚人真相。人命關天的事，歐盟絲毫都不在意，還能指望它做什麼？這不是人禍是什麼？現在，西方正日益面臨著它的“切爾諾貝利時刻”。
不過，法國的疫情應對顯示出來的治理能力和成本也很令人驚訝。讓大家隔離在家居然要動用十萬警察，這是什麼成本啊？而且這十萬人天天外出，實際上也等於增加了病毒傳播的能量。
今天荷蘭傳來醫護人員感染佔全國感染人數四分之一的消息，我非常困惑。中國醫護人護人員感染大都是在不瞭解病毒特性的初期，全國援助湖北的四萬多名醫護人員沒有一例感染，怎麼荷蘭還會出現這樣嚴重的問題呢？
今天最驚人的消息還是來自意大利：新增近六千例，新增死亡人數達到令人驚駭的627例。看來對新冠病毒的理解還要變化，中國湖北以外死亡率僅0.89%，基本上和流感差不多。看來醫療資源而不是病毒本身，更能決定死亡率的高低。但願意大利能夠喚醒那些還不以為然的國家和國民。
死亡人數過多，意大利緊急調用軍車運送屍體
巴黎日記自3月15日刊出後，憑藉觀察者網的超強影響力迅速擴展到海內外。越來越多的讀者和網友來信發表看法，當然也不乏質疑之聲。其中一位網友是這樣說的：宋先生，你在一線觀察到的西方問題很有說服力，但是西方就沒有值得中國學習的優點嗎？
我的回答是當然有。這次危機，已經很淋漓盡致地體現了它的兩個優點，而且都是事關一個制度長治久安的核心。
第一個就是它們對錯誤的容忍度遠遠高於中國。
英國提出不負責任的“群體免疫”、瑞典放棄檢測、法國和德國放棄輕症、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決策前後一百八十度搖擺，都不會影響到體制。甚至即使西方各國最終抗疫失敗，造成幾十萬人乃至上百萬人死亡，都不會影響到體制的穩定和存續，頂多換人換黨罷了。
今天英國衛生大臣宣佈已經不可能遏制疫情了。現在其他比英國嚴重的國家還在積極努力，沒有放棄，英國卻敢這樣宣示。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中國，權力的合法性就沒有了。
簡而言之，西方政治制度的迴旋餘地是很強的，非常穩固，不怕出錯。一個國家制度的長期穩定，不出現顛覆性傾覆，整體上看對國家和百姓當然是一件好事，也就是中國人所講的長治久安。
當然具體到某一問題的解決則未必是好事。比如這次疫情，西方之所以表現的如此糟糕——說災難性都不誇張，原因之一就在於它們不怕出錯。國內許多人痛斥“群體免疫”、放棄檢測是草菅人命，不錯，西方民主制度就是連草菅人命都不怕的。
所以我常講，西方的官員遠比中國官員幸福，他們哪有這些責任和壓力？中國每年問責的官員多不勝數，西方這麼多年來面對的危機一個接一個，但有多少官員被處理呢？比如巴黎多年來發生這麼多嚴重的恐怖襲擊，民眾死傷慘重，國家形象受到嚴重損害。方方面面的失誤多的是，可有一個人被問責？巴黎警察總部的工作人員都被策反成恐怖分子，對警察大開殺戒，可有一個官員承擔責任？現在還沒有結束的黃馬甲運動一度在巴黎演變成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可有人為此負責呢？如果這事發生在中國，還不知道有多少官員要下臺啊。
西方所謂的問責主要是四年或更長期時間之後的選舉，有誰真正在乎？小布什任內錯誤的發動兩場戰爭，爆發了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他照樣八年做滿，總統退休金照領，整個團隊也沒有人為此負責。
中國領導人自我要求高，民眾也要求高（對比一下這次疫情東西方民眾是如何要求政府的），傳統政治文化對現實政治的要求也高，國際社會（也就是西方）對中國的要求更高，以致於體制對錯誤的容忍度很低。
所以中國和西方應對疫情完全不同：一個是不惜一切代價迅遏制，一個則是動轍就投降和放棄。儘管中國抗擊疫情的表現遠遠好於西方，但中國仍有多名官員被免職、撤職。西方到現在可有一個？
今天看到這樣一個消息，中國現在工作重點是加速復工復產，恢復正常生活。於是甘肅規定領導幹部要帶頭下館子（當然是自費），每週消費不低於200元。由此可見，中國的官員責任和擔子之重，什麼事情都要帶頭。
客觀而言，中國幾十年飛速的發展也得益於體制對錯誤的不寬容，促使政府不斷改進、不斷提升，以適應國家發展的需要。當然，中國常言：三人行，必有我師。雖然西方的做法中國不能學，但如何提高制度的迴旋餘地還是值得借鑑的。畢竟人非聖賢，誰能無錯。更何況中國發展到今天已經到了無人區，前面已無榜樣，需要大量的試錯才能為自己和人類開闢出一條路來。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也要提升對錯誤的承受程度。疫情爆發後，我一方面固然對疫情十分擔心，但另一方面更擔心面對一個未知病毒，萬一應對出現重大失誤，在一個體制對錯誤容忍度很低的國家，是很危險的。疫情在歐美爆發後，西方之所以有不少人希望歐美的辦法比中國更高效、成本更低，從而反過來可以否定中國的經驗，利用中國體制容忍錯誤低的特點，達到衝擊體制的目的。當然現在這個幻想已經破滅。
疫情發生後，我曾和很多朋友發生過辯論，面對各種激烈的質疑和批判，我只問一個問題：“21世紀以來，發生過多次疫情，可有哪一個國家在面對未知病毒的時候，做的比中國好？墨西哥、美國豬流感？非洲艾博拉？中東呼吸綜合症？巴西寨卡病毒？”
中國是做的最好的，但卻是被指責和批評最多的。即使是一些和我立場觀點接近的朋友，這一次也是如此。除了對中國持有意識形態偏見的群體外，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們這個體制對錯誤容忍度太低了，優點就是進步快，犯的錯誤儘可能的少，但不足則是制度迴旋餘地小。
第二就是對媒體、信息等的管理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它既可以對內對外都聲稱自己是新聞自由，是言論自由，但另一方面卻又牢牢對媒體進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在法國二十年，我也交了不少媒體朋友，沒有一個人認為法國有新聞自由。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我就舉一個和中國有關的例子。
2004年中法建交四十週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法國。當時由於法國牽頭，和中國、俄羅斯、德國一起組成和平聯盟，反對美國繞過聯合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中法關係處於高峰期。我們知道，每當有中國領導人去西方訪問，總有一些反對勢力組織抗議。結果這一次，當他們一從地鐵裡出來，警察就一擁而上，拳打腳踢，強行拖到警車上。全法沒有一個媒體報道，要知道“自由之家”就在巴黎。事件發生一個月後，還是其他國家有了報道，才出口轉內銷。
從政治學的角度講，我並不認為法國做的不對，治理國家，慈不掌兵嘛。我反對的是它的虛偽：既打著新聞自由的旗幟，還能做到滴水不漏的控制。
這次疫情，法國明明有一個多月的準備時間，卻應對的極其混亂。在民眾日益憤怒的情況下，前衛生部長布贊突然在《世界報》報料，她早在一月份就向總統和總理示警，並公開反對舉行第一輪市長選舉。
當時我第一反應就是這下法國再厲害也捂不住了，這矛頭可是直接總統和總理啊，將引發無法想像的政治大爆炸。民意洶洶之下，媒體也好不容易打開缺口，轟動效應可期，豈能放手？早就躍躍欲試的反對黨更是見獵心喜，必然要大作文章。
可誰也想不到，第二天就一切煙消雲散！彷彿這件事從來就沒有發生過。我的反應不是憤怒，不是失望，而是佩服的五體投地！我不知道法國政府是怎麼做到的，一夜之間就舉重若輕的把危機抹平了！
如果對西方作一個通俗的總結，其厲害之處在於：既能講好自己的壞故事，還能講壞別人的好故事。
以這次中國抗擊疫情為例，中國能夠扭轉國際輿論的不利處境，並不是我們講的多麼好，而是乾的實在好，好的誰也沒有辦法否認。
在疫情之初，西方成功的把中國汙名化為不透明，數據不真實。其實反駁起來也不難。疫情數據的真實發布前提條件是要有檢測試劑。1月16號中國研發的檢測試劑送至武漢——這也是全球第一個。現在大家都一致認同，沒有檢測就沒有病例。初期的美國，一直以來的日本以及現在英國、法國、德國、瑞典都是如此。
而且當時中國最早研發出來的試劑，檢測出結果的時間還很長，來回基本需要兩天（現在只需二十五分鐘），準確度也沒有現在高。可是中國政府在1月20日，也就是檢測試劑問世僅僅四天之後就下令總動員抗疫，也就是從這一天，國家衛健委開始每天發佈確診和疑似數據。如果有人認為中國公佈數據太晚，除非大家說政府不需要檢測就能公佈數據。
相對於西方這個能力，中國起步就晚。直到2013年才提出講好中國故事，確實不具備西方講壞別人故事的能力。比如這一次法國前衛生部長爆料被一夜間和諧，國內都沒有報道。其實出於中法關係大局，我們不炒作，那麼報道一下讓國人瞭解瞭解也很好啊。
中國不具備西方講壞別人故事的能力，原因很多。一是中華文明非常注重道德，對於小人之舉不屑一顧。二是中華文明過於善良，在別人有難的時候非常反對落進下石。只是在中國崛起越來越接近完成的時候，我們還是要和西方一樣具備這個能力。中國可以不用，但如果有人來攻擊，得有能力反擊。
今天世衛組織再次向全球表示，面對疫情，武漢模式是世界的“希望”。此時，曾經最嚴重的武漢已經實現新增零，武漢醫護人員激動相擁慶祝的鏡頭在全球迅速傳播。
3月18日，武漢新增確診、新增疑似、現有疑似病例實現三清零，市民陽臺自發齊唱國歌，高喊武漢加油
早在西方疫情爆發之前，世衛組織已經鄭重推薦：唯一證明有效的是中國經驗。可是為什麼西方就不接受呢？科學和理性一向是西方的強項，怎麼到今天都不見了呢？頑固的德國，在確診病例超過伊朗的嚴峻情況下，今天終於也有兩個區宣佈採用中國式隔離。西班牙疫情更嚴重，所以醒悟的更徹底：宣佈為抗擊疫情，國有化所有私人醫院。只是為什麼非要等到付出這麼慘重的生命代價，才能迴歸常識？
相較於歐洲，美國的理性還沒有迴歸。就在特朗普宣佈國家緊急狀態時，原美國國土安全部負責科學技術的副部長塔拉·奧圖爾還說:“我們不應該做中國所做的事情，這是美國。我們不會禁止人們進出城市，禁止他們旅行，而且這通常也不起作用。”就在美國一日增長近4000例時，喬治城大學法學院全球健康法研究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還對CNN說：“大多數的民主國家將人權和自由看得很重，我們不可能實現像中國那樣的管控程度”。
這樣的話，我們此前在歐洲都聽過很多次。就連搞出“群體免疫”的英國，現在不也是宣佈關閉了所有娛樂餐飲場所嗎？在西班牙違反隔離令不僅要罰款600歐還要判刑一年，其嚴苛程度早就超過中國了。可嘆美國，還需要多少寶貴的美國百姓的生命，才能讓政治人物從價值觀的圍城中走向常識呢？
我還記得，1997年香港迎戰金融危機，果斷採取政府幹預手段。當時西方一片指責，認為違反了自由市場規則。後來2008年西方發生經濟危機，它們一點都沒有猶豫就照搬了香港的做法。何以面對資本的時候，理性迅速回歸，面對人的生命的時候，理性卻遲遲在路上？說西方資本高於人的生命，還真不是委屈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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