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後一位大儒：他認為知識分子都欠農民的債，遂紮根農村13年歷史頭條網

近些日子的輿論場令人不堪，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大行其道。他們裝作理中客，在西方文明前自我矮化，實際上早就已經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

看到這些所謂的公知，我不由得想起百年前活躍的那位先生。

那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年代，誰都能將中國這個“破茅草屋”踹倒，一批知識分子號召“全盤西化”，而他則大聲的高喊：“世界未來在中國文化的復興！”

那也是一個民族救亡的年代，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用自己的行動和言語，探尋著這個暫時衰弱民族的未來，而他則將目光放到了中國最無權無勢、被人遺忘許久的鄉村社會，他號召在知識分子應當加入“鄉村建設”的活動中去，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選擇問題，而是一個道德問題。他還說，所有知識分子都是農民養活的，都欠農民的債。

因此，他辭掉了北大教職位，紮根農村基層長達十餘年時間。

他就是梁漱溟先生，一位有著“婦人之仁”的知識分子。

兒時的梁漱溟和他的父親

1893年，梁漱溟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其祖先為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梁王忽哥赤。元朝滅亡後，該家族改姓梁，後遷居到廣西桂林，後梁漱溟在北京出生長大。

梁漱溟的父親名為梁濟，為清朝舉人，官至民政部員外郎，但他在兒子的眼裡只是一個天資平常的普通人，只是為人正直、有古道心腸，在教育子女的時候秉著尊重子女個人意願的原則，用“循循善誘”引導子女獨自作出判斷，塑造了梁漱溟獨立求真的人格和對社會問題的使命感。

彼時正是中國風雲變換之際，辛亥革命那年他剛剛從北京順天高等學堂中學畢業，時年十八九歲。但他在思想上受到了革命派的薰陶，甚至開始從事各種秘密的革命活動。

當革命成功後，梁漱溟並沒有進入大學進行學習，而是和甄元熙、孫炳文一起辦起了《民國報》。他的職務是外勤記者，這時他的筆名還叫“壽民”、“瘦民”，而“漱溟”這個名字，則是孫炳文給他所取，他用了一輩子。

但梁漱溟性格上卻始終沒有那種果敢和勇毅，他時常抱著少年般的溫潤和對眾生的悲憫。見革命後，世態仍然昏暗，他在1912年兩度在絕望中自殺未遂，此後一心遁入空門，辭去了記者職務，研究起了佛法。

數年的時光裡，他曾想出家卻被寺院拒絕，只好自己在西安當起了“帶發頭陀僧”，吃齋唸佛。直到1916年，梁漱溟受時任內閣司法總長張耀增（親戚）的邀請，就職司法部秘書。

1918 北大哲學系畢業生前排右二為梁漱溟

當年夏秋時節，他在《東方雜誌》發表了《究元決疑論》可謂“一炮走紅”，後來梁漱溟謙稱“文中妄以近世西洋學說闡揚印度佛家理論，今日看來實無足取，而當時卻曾見賞於許多人”。

這位年僅23歲的年輕學者引起了學界的廣泛注意，其中就包括剛剛就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蔡元培見到梁漱溟後，就對梁漱溟提出了邀請，“以印度哲學講席相屬”。

要知道，梁漱溟正經來說只有中學文憑，況且也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少年，他何德何能能做中國最好學校之一的教師呢？

就連梁漱溟本人也十分驚訝，他推辭說“我只不過初涉佛典，於此外的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元培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

就這樣看似非常“隨便”的情況下，梁漱溟答應了下來，直到次年張耀增先生因時局有變去職後，梁漱溟才北上就任北大教師，在此度過了6年的時光。

梁濟

兒子當北大教師，自然是可喜之事。但梁漱溟的父親梁濟卻在1918年60大壽前夕跳湖自盡，留下了萬言遺書，稱“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後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喚起新也。”

自殺前幾天，他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

梁漱溟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

“能好就好呀！”

這個傳統的衛道者以身殉道，他希望能給這個社會一點警醒，連陳獨秀也對他評價道：“（他）是想用對清殉節的精神，來倡導中國的綱常名教，救濟社會的墜落。”

這個世界真的會好嗎？梁漱溟窮盡一生，用自己的學識和實踐，努力的讓世界一點點的“往好裡去”。

在北大6年，他最為耀眼的成就，便是1920年出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這裡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說”。

文化三路向說以“意欲”為切入點，指出西方文化“意欲向前”，印度文化“意欲向後”，而中國文化則是一種“意欲自為調和、持中”。

何意？即在遇到人生和社會的實際問題之時，中西印三種文化採取三種不同的態度。

西方文化理智客觀，追求實際，故物質生活高度發達，產生了科學、民主的觀念。

印度文化只追求在精神上獲取滿足，對現實的問題視而不見。

而中國文化則是兩方的持中，改變自身精神轉而和現實妥協一致。

中、印文化暫時的沒落他歸咎為“過於早熟”，目前只是不合時宜而已。

對於未來，他認為西方文化意欲向前無法解決目前西方社會物慾橫流、精神淪喪的現狀，未來一定會走向以中、印為代表的精神文明。而由於印度文明太過極端，所以

“世界未來的文化定是中國文化的復興”。

為何梁漱溟會有這般思考？誠然有其個人的努力，但也有歷史進程的影響。

五四運動後，除卻馬克思主義大規模在中國傳播之外，各種學派互相交融，蔚然成觀。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知識分子在看待“先進”的西方文明陷入如此大的浩劫之後，因而集體的陷入思考。

梁漱溟和他的學生

自1915年開始，東西方文化論戰就圍繞著《東方雜誌》開展。辜鴻銘撰寫《春秋大義》，旨在用中國儒家文明可以用來拯救西方文明，影響甚遠，導致德國一些大學都組建了社團學習儒家文化。

而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則徹底否定中國傳統封建文化，號召“全盤西化”。

正是在如梁漱溟、辜鴻銘等傳統文化的衛道者的號召之下，民國的知識分子在認識上慢慢合流，形成了對傳統文化批判繼承的共識。

於是乎，像胡適一般曾經號召“全盤西化”的文人，也發起了整理國故運動，意在取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益的部分。

不過，梁漱溟所言在當時人看來也犯了“籠統”的毛病，胡適批評他：“要想把每一大系上的文化各包括在一個簡單地公式裡，這便是籠統之至。”

把龐大的東西方文化，歸結至“意欲”這一個切入點，顯然相當的侷限，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基本觀點。不過，梁漱溟在那個年代看到了“民族文化”的優勢和繼承的必要，也算是難能可貴。

除卻梁漱溟的哲學思想外，他更為突出的貢獻，則是他成系統的《鄉村建設理論》，以及在鄉村建設上付出的數十年的努力。

很多人指責，指責，但他沒有為他指責的內容做任何有益的事，總有一天他會後悔的。——陳慶豐（為武漢捐出20萬副護目鏡的溫州老闆）

1923年，曾經立志要為“釋迦牟尼和孔子說個明白”的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毅然決然的辭去了北大教授的職位。俗話說三十而立，說的其實並不是在三十歲那年事業有成，而是在三十歲那年終於找到自己畢生努力的方向，梁漱溟便是。

民國建國後，西式的憲政民主並沒有給國民帶來飛躍的進步，因軍閥混戰、災害頻發，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幾度退到前清水平之下。

當梁漱溟看到農村的貧窮和落後的情況，又看到在這情況之下難以實現“民主政體”之時，他斷言“鄉村工作搞好了，憲政的基礎就有了，全國就會有一個堅強穩固的基礎，就可以建立一個進步的新中國。”

他先到廣東辦起了鄉治講習所，卻因李濟深被蔣囚禁，數年的努力近乎泡湯。1929年，他離開廣州一路北上，同時考察農村。到北京後，他遇到了王鴻一等一批志同道合搞鄉村工作的知識分子。

王鴻一和閻錫山、馮玉祥等交往甚篤。在閻錫山的捐贈下他創辦了《村治月刊》、還建議馮玉祥辦河南村治學院。正是在這層關係之下，梁漱溟接辦了《村治月刊》，並籌劃河南村治學院。1929年年底，河南村治學院招收了大約400名學生，可謂“開門大紅”。

不過，河南村治學院和梁漱溟之前在廣東搞得鄉治講習所一樣受困於時局。因中原大戰，被迫擱淺，學生草草結業。

1933 山東鄉村建設院留影

儘管受困於戰爭，但人心沒散、“部隊”沒散，梁漱溟帶著原班人馬在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原河南省政府主席，在中原大戰中投靠蔣介石）的支持下，重新在山東鄒平縣“東山再起”，這就是後來知名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

彼時，民國的鄉村建設運動正如火如荼的開展起來。在抗日戰爭之前，全國參加鄉村建設運動的各團體、機構達到600多個，先後建立了1000多個實驗區。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派別，包括米迪剛、米階平兄弟的“中華報派”；晏陽初的“平民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進派”；黃炎培的“職業教育派”以及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派”等等。

一大批知識分子拋棄優渥的生活，主動的扎入鄉村的泥土中去摸爬滾打，滾了一身泥巴，無論他們的實驗成功與否，他們的努力和犧牲精神都值得後人敬佩。

梁漱溟本人也號召知識分子加入鄉村建設中去。梁漱溟說，知識分子到底選擇呆在城市還是農村，不是簡單的選擇問題，而是道德問題，

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欠著農民的債，農民辛辛苦苦的納稅種地，才養活了占人口比例極少數的知識分子。

鄉農學校部分學生

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縣“紮根”長達6年時間，可謂嘔心瀝血，他在山東鄒平縣創辦鄉村建設研究院吸納接受教育的知識分子，又在農村建立鄉農學院培訓農民，教授農業知識和識讀漢字，又開闢了上千畝的農場、引入西方的先進生產技術，並且建立農業合作社、聯莊會訓練（軍事訓練）、鄒平縣衛生院，促進移風易俗，建設鄉村基礎設施等，多年下來也算有數萬人受益。

梁漱溟還將他的一系列理論實踐，總結成了一本數百萬言的煌煌鉅作《鄉村建設理論》。山東的鄒平縣從原來的貧弱縣城，到抗戰前夕的欣欣向榮，梁漱溟功不可沒。

但實際上樑漱溟的“鄉村建設”方針有相當大的問題，建設伊始，對他的批判就鋪天蓋地的襲來。

梁漱溟認為，他的鄉村建設理論是從他的教育理念出發，他希望打造一個“政教合一”的社會，通過教育功能和行政功能的合流，促進“社會學校化、學校社會化”，然後以“道德”為基點撬動整個農村、農業的發展，然後再帶動工業，實現工業化。

這也正符合他自己的“文化三路向”學說的基本判斷，他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職業分途”、“倫理本位”的社會，如今最大的問題只是“文化失調”。因而他主張通過鄉村建設應該“創造新文化，救活舊農村”。實質上是希望通過中國傳統文化在鄉村的復興再加上西方科學技術，重新建立新的文明構造。

這樣的發展路徑，在他的眼裡就能擺脫工農業、城鄉剪刀差的出現，但經過馬克思主義訓練和經歷現代中國發展道路的我們一眼就看出，這樣的想法太過“理想主義”。

所以，對於當地的居民來說，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實驗中最“得人心”的，是他對本地的經濟建設運動，而梁漱溟本人重視且耗時最大的文教活動，卻被村民經常冷眼相待。

佛儒兩家的道德薰陶，讓梁漱溟在思想上成為一個宗教式的知識分子，既有著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卻也忽視了重視客觀現實的精神，因而被李紫翔批評為“頑固的保守者和投降者”、“自欺欺人的謊言”；張志敏的批評更為露骨，稱梁漱溟是用“去眼前事實太遠的理想建設，來抵制革新運動，以掩護舊的勢力”；平心則赤裸裸的指責梁漱溟

“是一股與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勢力根本利益一致的逆流”、其行為是“延長了腐爛社會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