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張仲景在漢時受尊崇為“醫聖”嘛？
且說前四史《史記》《三國志》《漢書》《後漢書》關於醫學人物的記載寥寥無幾，完全可以用不見經傳這個詞來形容，也就是說，那時醫學專業人才不登大雅之堂。
先秦之前醫生更多有郎中，遊方醫生，巫醫等稱謂。西漢末年黃巾軍首領張角、張寶就是打著太平經，的旗號，廣施符水為人治病；華佗是遊方醫生；從司馬遷記載的《扁鵲倉公列傳》看，先秦之前的醫生更多是遊方醫生，扁鵲出現在很多地方，當然，現代人研究稱，扁鵲更可能是一種醫術水平高的尊稱，而非單獨指具體的一位人。即便如此，我們通過史料記載的事蹟看，那時的醫者的地位並不高是真的。
比如，孔子也是如此，沒有聖化之前地位不高的。
孔子稱聖是後世人捧起來的，獨尊儒術後，孔子名氣也就大了，在春秋戰國時，孔子也就諸子百家中的諸子之一而已。是後世不斷捧起來的聖化起來的。孔子是漢平帝元始元年才開始被追封的，但當時只是封為公卿之類，被封為“褒成宣尼公”。到了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孔子被追封為“文宣王”。
孔子升官了。到了宋朝時，孔子更漲價了，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追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
到了元朝時孔子繼續漲價，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追封其為“大成至聖文宣王”。
唐、宋、元朝以來孔子還只是獨尊為文宣王。而到了明朝孔子成了王者之師，明世宗嘉靖九年被追封為“至聖先師”。到了清順治二年被追封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
孔子是一路漲價，牛氣沖天，牛市了近兩千年不落，雖然適有改朝換代，先推到“文宣王”的牌位，但一到替天行道完成，新王朝建立，孔子隨之就又被立起來，一跌一漲，每一次跌落，下一次反彈漲的更高。
由察舉制到科舉制的開創，尊稱為大成至聖文宣王的孔子也就完全成了讀書人燒香膜拜的神聖人物。
如孔子是後世不斷被封起來的一樣，西漢末年名不見經傳的張仲景——“醫聖”的名號也是後世不斷被封起來。
張仲景雕塑，鑽研中醫的沒有燒香的多
後世是如何聖化張仲景的？
與孔子所不同的是：
一、 孔子還有傳記史料，《儒林列傳》等記載的就是儒家孔子及其門徒的言論事蹟。而前四史中關於張仲景的記載卻沒有，遍覽宋朝以前的正史關於張仲景的記載也沒有。
而且《三國志》中有“方技傳”，記載有，華佗傳、杜夔傳、朱建平傳、周宣傳、管輅傳。方技傳，記載的多是些神仙、法術、道術、百工巫醫之類的奇人怪事，把在當時具有“神醫”之稱的響噹噹的華佗列入《方技傳》，與神仙、術士、百工之類放到一起，可見，那時，醫生與巫醫、術士之人還沒有劃開界限，彼此有互通之意，這也符合中醫是源於道術源於道醫的說法的。
在那時，華佗是有神醫之美名的，三國演義雖是小說，但描述的是符合當時的史實的。相比華佗的出名，張仲景更多卻不為人知，難道說，僅僅是因為華佗為關羽、曹操治過病，所以才出名，而張仲景沒有為名人治過病，所以就不出名。或有可能。那為什麼，後世張仲景的名氣那麼大，甚至蓋過了華佗呢？甚至有些醫書及醫學家聲稱中醫不尊張仲景為醫宗，就根本不入中醫之門。大有張仲景為中醫開宗祖師一般。如金朝名醫成無己在成書於1156年的《傷寒明理論》中說：
“惟張仲景方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實乃大聖之所作也。”
這裡，把張仲景方尊為眾方之祖。
漢書中有華佗的傳記，唯獨沒有張仲景，作為建安三神醫的張仲景與華佗是同時代人，既有關於華佗的傳記，理應當說，也該有張仲景的傳記。可是偏偏沒有。這是為啥呢？而且，根據後世的常見的說法，張仲景官至長沙太守，可是根據史料，在西漢末年及三國時期的長沙太守並未有張仲景這個名字的記載。
二、孔子是獨尊儒術後，有察舉制到科舉制，搭乘了選拔人才的制度而不斷飆升的。而張仲景在察舉制的漢朝並不出名，而且關於他被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在宋朝以前的正史中並未有隻言片語記載。他被聖化是宋朝以來的事，是隨著科舉制，附會於儒家聖人聖功，而有中醫人士捧起來的。
范仲淹就有，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說辭，宋朝時朝廷開始對醫學相對更重視了，儒醫階層日漸興起，源於道家的醫術、醫者開始努力向儒靠攏，科舉失意，通過“良醫良相”這樣的說法，比附儒相，展現自己亦醫亦儒的身份性格。
而至此，綜合上面的分析，可見，唐朝以前直到漢朝，聖化並不多。醫作為一種技術性的職業，一向被視為“巫醫樂師百工”之流。這也就是前四史，有關醫學人物的記載都是列入《方技傳》《方術傳》的原因，醫者並沒有那麼高的身份地位。
由此也可以推斷，所謂的張仲景，“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以及更荒唐的還有說，“張仲景科舉出身，官至長沙太守，張仲景上班時正常上班，不上班時，就在衙門裡治病救人，素有‘坐堂醫生’之美稱。”這樣的“坐堂醫生”的說法多是唐、宋科舉制開創之後後人的杜撰比附而已，且不說，坐堂醫生，哪有那麼多下班後的業餘時間為人治病。且說，漢朝時有科舉制嘛？若是說是察舉孝廉，為啥就沒有察舉張仲景的醫術高超的才能，選入太醫呢？
可見，“坐堂醫生”，“長沙太守”一說，後人杜撰罷了，是為拔高醫者的身份地位，彰顯醫學的聖功，醫學比附於儒學，比附儒家聖人聖功、君權神授的思想觀念，於是就不斷的聖化張仲景。中醫學的發展壯大要符合迎合封建王朝社會的意識形態，必然不斷的向儒學靠攏。
與孔子是被皇帝為了加強專制集權的思想的需要而不斷的來聖化，所不同的是，張仲景是被後世醫者不斷捧起來、聖化起來的，目的就是以為附會於儒學的功名仕途上，提高醫者的身份地位、功勞。
與獨尊儒術獨尊孔子為至聖，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功名科舉，構成封建王朝社會統治者的得力助手的模式一樣，獨尊張仲景為醫聖也是適應封建王朝社會的生產關係模式的。
“醫聖”是伴隨著封建王朝社會各行各業不斷出現聖化的模式而不斷形成的。
聖化的高峰期是唐、宋。唐朝時，因為唐朝帝王是半個鮮卑族血統，遂採取了比較開放多元的文化政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貴中原賤夷狄”的思想觀念，琴棋書畫各有比附於儒家聖人的情況出現，藥聖、草聖、畫聖、詩聖等等多是出現於唐朝。
張仲景“醫聖”的名號也是唐朝時開始不斷形成的。關於張仲景的事蹟的記載的文獻，當今可見的最早文獻為治平二年（1065年）校正醫書局整理刊刻該書時由高保衡等所作的序言：
“張仲景，《漢書》無傳，見《名醫錄》雲：南陽人，名機，仲景乃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
這裡提到了《名醫錄》，此書乃唐代甘伯宗所著，現已亡佚，當然，也有人認為其內容多數保存在了南宋李杲的《醫說》和周守忠的《歷代名醫蒙求》中。
真正開始聖化張仲景的是宋代著名傷寒學家許叔微，他在《傷寒百證歌》（1150年）的序言：“論傷寒而不讀仲景書，猶為儒不知本有孔子六經也。”上面已經說到了，宋朝時的孔子都已經成了“至聖文宣王”了。許叔微把張仲景與孔子相提並論的比較，言外之意，張仲景之書有經書之分量，張仲景有聖人之功德。
而叫明把張仲景稱為是聖人的是稍後金朝名醫成無己，他於1156年的所著《傷寒明理論》一書中說：
“惟張仲景方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實乃大聖之所作也。”
此時，張仲景“大聖”之名已經初現。但還是更突出張仲景的著作。
隨後，相繼有著名醫學家劉完素在其名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的序言中說，
“夫三墳之書者，大聖人之教也。……仲景者，亞聖也。雖仲景之書，未備聖人之教，亦幾於聖人。”
此時，劉完素這裡直接就叫明瞭，“仲景者，亞聖也”。雖不能與儒家至聖比肩，但作為醫中亞聖，已經賦予肯定了。
唐宋是封建王朝社會的相對繁榮時期。明清是更進一步的延續加強時期，聖化也就更進一步加深。明清時，張仲景在中醫界完全樹立了獨尊的地位。
綜上，張仲景中醫界獨尊的地位及“醫聖”的名號是封建帝王社會模式下的必然性的產物，偶然的是後代醫學者選擇了張仲景作為醫學的標杆人物進行美化聖化。
這許是因為張仲景的著作《傷寒論》《金匱要略》確實有一定的高深見解。張仲景的著作未必完全是張仲景一個人所作，一如他“醫聖”尊號的由來是隨著社會歷史發展不斷被封起來的一樣，他的著作當也是不斷的被後人豐富完善起來的。當然，也可能完全是他個人所作。但無論如何說，中醫獨尊的地位——醫聖，肯定是後來醫學者不斷捧起來封起來的。
不斷的加深聖化是伴隨著封建王朝的延續而發展的，聖化對集權專制的加強起到了巨大作用。明朝“海禁”、“八股文”，清朝“文字獄”、“閉關鎖國”、“天朝上國”等現象是伴隨著聖化的不斷深入而出現的。
聖化堵塞了讀書人的思維，是一種懶惰的思維觀念，凡事不通問聖人，查經據典，搖頭晃腦。
中醫要大踏步往前發展，須去聖化、神化的成分，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的發展研究中醫。但凡，搞成凡是醫聖張仲景的就不可懷疑的態度的中醫學者、研究者去繼承發展中醫，多可能恰是中醫學的毀滅者，教條主義抱守著固步自封“醫學上國”的觀念註定沒有出路。
神化聖化首先是一種靜止的世界觀，但萬事萬物是在不斷運動變化發展著的，中醫也不例外，古人有古人的生活方式與客觀的生活環境，如果，靜止觀的看待疾病，照本宣科，照著古人的方子抓藥，這首先就是生搬硬套。不論是掛上“醫聖”還是“醫仙”等名號的經典方子，不符合具體實際那也是解決不了問題，治不了病的。與時俱進，中醫要融入現代化勢必先要去聖化神化，勿務虛名，實事求是，科學發展而不能務虛求玄。
引申個問題：
不知起於何時中醫具有了“中醫講究辯證施治”一說。這在很多中醫古籍中是沒有“辯證施治”這一術語記載的，當是現代人對中醫的總結評價認識。而既然，說到中醫講究辯證，那就要有辯證法的精神——馬克思說，“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那麼，如果一邊講著中醫辯證施治，另一方面又教條的崇拜著“神醫”、“醫聖”，打著聖人的金科玉律來發展中醫，這是不是說的與做的是兩層皮呢？理論與實際脫節，這是不是當今中醫發展存在的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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