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裡郭舉人在1950年被劃定為地主。郭舉人的確算是是個名副其實的大地主。而且絕對是讓人同情不起來的地主。
“下了將軍坡，土地都姓郭”，郭舉人是清末的武舉，兒子還是民國政府當官的，將軍寨一千多畝的麥地，都是他郭舉人家的，家裡的地都是僱人賴收種的，自己平時騎馬遛彎，買個小媳婦，為了養棗給自己養生。
可是就這樣的大地主，有個習慣，吃飯舔碗。舔掉自己碗裡的渣渣也就算了；他還逼著麥客黑娃舔碗，黑娃不舔，他沒有嫌棄黑娃的口水，把黑娃的碗拿過來舔得乾乾淨淨。
最後意味深刻地總結道：“知道為什麼我能當地主，而你只能給我幹活嗎？因為我一粒糧食都不會浪費，就這樣攢出來的。”
其實解放前，很多地主都是這樣。有錢、有地、有糧是一碼事。但是對自己的生活大多很苛刻，絕對不會浪費，因為要不斷攢錢買地。
在瓦房店，周春富家裡有240多畝地不說，還有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個雜貨鋪。可是他家吃飯，還要把上頓沒吃完的粉條撈出晾乾下頓吃。周春富自己光著脊樑和長工們一起下地。
周春富對別人吝嗇，對自己更摳。唯一大方的就是花錢買地，走到哪看人家地裡莊稼長得好，先是和人家嘮半天嗑，臨了問一句口頭禪，“你家地賣不？”
解放前，有很多勤勞吝嗇一輩子的人，最大的願望就是拼攢錢買地，修宗祠、當地主。結果命運和他們開了個巨大的玩笑。
而那時候，作為一個農民，賺錢的渠道其實是非常窄的，要想改變命運，只能壓縮自己的消費，最終把吝嗇變成了性格。由己及人，他們對自己吝嗇，繼而對別人刻薄，人生最終活成了悲劇。
另外大家可能對高粱米飯還有一個誤解，認為很差勁。但是在解放前的東北，能有白高粱米飯吃，的確已經是很奢侈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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