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樑換柱”？
新基建是最近的熱詞。關鍵在新。總覺得有些打著“新基建”旗號的“基建”，打著“補醫療短板”旗號的“醫療新基建”，有點不大對勁。
幾十萬億新基建中，有多少資金將會投到大疫過後急需補血的醫療領域？國泰君安(16.960, -0.59, -3.36%)的報告給出了這樣的答案：
在29省總投資規模為17.6萬億的存量PPP項目中，鐵公基（鐵路、公路、港口、碼頭、機場、隧道等）佔比41%，是重頭戲；
房地產、土儲（廣場、公寓、棚改、危房改造、保障房等）佔比20%左右，在其次。
以上都算是老基建。
正宗的、中央提的新基建（信息網絡建設、光電、充電樁、生物質能、智慧城市、科技等）不足1000億，佔比只有0.5%。
在疫情之下，人們關注的醫療衛生，只有3000億左右的項目，佔比1.7%。
| （醫療衛生項目只佔1.7%）
看完這些數據，深受疫情之苦的每個人應該都會有些失望。
如果這就是新基建，我們可能就浪費了一場好的危機。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2018年中國醫療衛生支出佔一般政府總支出的7.07%，而美國、日本、新加坡的佔比分別為24.44%、19.80%、13.47%。醫療資源不足與配置失衡（主要是城鄉差距）是亟待彌補的兩大短板。
但從目前的新基建投向看，並沒有在補短板上用力。
方艙醫院雖已關閉，患者正在興高采烈地出院，但我們不要忘了，很多非新冠肺炎的患者剛剛開始入院治療，他們可能是心臟病、癌症或糖尿病患者等等。由於醫療資源有限，顧此失彼，有些老人在疫情期間得不到及時救治，已然逝去。
新冠病毒的襲擊，讓武漢的醫療衛生系統遭遇了接近崩潰的壓力，需要全國支援。身在武漢之外的人，也會深深擔憂各地的醫療系統是否脆弱。脆弱的原因在於醫療系統供給不足、投入不足。武漢是省會城市尚且如此，談何其它三四五線城市和廣大農村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
如果新基建的錢能在大疫之後，狠勁投入醫療體系，將是件因禍得福的好事。
千萬不要讓疫情成為刺激GDP的藉口，甚至成為資本的狂歡。
正本清源
什麼是醫療新基建？必須要問患者和醫生。
在《我們的醫療體系該如何完善》一文中，筆者列出了醫療投入不足的慘痛事實：
全國公立醫院獲得的政府投入補助只有2705億，而一個市的地鐵規劃就1000億，上市公司拿的政府補貼也有1500億。
醫生待遇的提高要靠公立醫院賺錢解決，醫生正在流失。疫情過後，到底是有更多的人學醫，還是更多的人辭職，這是個嚴峻而未知的問題。
醫療設備投入需要醫院自行解決，昂貴的大型醫療設備需要審批，很多醫院財務困難、沒錢。醫保基金如履薄冰。
民眾很難享受優質的醫療資源供給，民營資本對公共屬性的醫療投入謹慎。
大疫之後，急需政府在醫療衛生領域加大投入，帶頭投入。不管是新的還是舊的，這些醫療基礎設施包括：
人員。支持醫學院和護士學院建設，培養高素質醫護人員。
醫院。支持高水平醫院建設，重新思考原來限制大型公立醫院發展的思路是否合理。有媒體報道，多地在2003年SARS後建設的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改作他用，唯有上海2004年建立的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仍舊在此次戰役中發揮了作用。從這個角度講，全國可能要建很多應急公共衛生服務中心。
| 張文宏大部分時間“躲”在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抗疫
設備。政府投入資金完善各級醫院的醫療設備配備，包括床位和防護服、救治設備等應急物資儲備。
待遇。大幅提升醫療服務價格，以完成提高醫護人員待遇的“轉移支付”，扭轉醫生不想當醫生的局面。
機制。財政預算向醫療傾斜，給醫保基金更有利支持，放水養魚支持創新藥物和器械研發、支持醫藥企業發展，而不是一味控制醫療費用。
為了完善這些方面，使用舊手段還是新手段並不重要，舊基建還是新基建也不重要。如果互聯網醫院有效，就用互聯網醫院，如果鄭州1萬張床位的全國最大醫院擴到2萬張床還能管好，就讓它擴到2萬張。大不了再分拆。
向病人和醫生調研
當然，多年隱患，難以一日肅清。
醫療涉及的各方面利益錯綜複雜，公共和市場之爭由來已久，醫療領域的改革和政策制定非常複雜。筆者對近年來的醫療改革的系統性、方向、力度，總體非常認可，可以看到決策層的用心和用力。
| 近年來重磅醫改政策形成了有力的組合拳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次疫情大考暴露了一些此前的醫改沒有足夠重視解決的問題：防範醫療系統性風險，以及滿足醫護和患者的最本質的人性需求。
防範醫療系統性風險是比防範經濟風險，防範金融系統性風險更底層的基礎設施建設。正如我們現在看到的，醫療系統性風險可以引發金融系統性風險和經濟風險。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都在為醫療系統性風險買單。全球經濟可能因此而進入衰退。
醫療系統性風險引發的損失以萬億計。政策的制定都需要充分考慮系統性醫療風險，決定取捨，且必須有取捨。我們需要適度的醫療資源冗餘，這些冗餘的錢並不多，值得花。
筆者建議在制定醫療新政策和新基建之前，現在最應該做的是在全國範圍內向一線臨床醫務工作者調研，向病人調研，瞭解他們的最本質的人性需求。調研要充分設計、採用互聯網大數據的手段，真正聽到能看到“炮火”的人的心聲。
不是要排斥刺激經濟，為了儘快抵消疫情給經濟和民生保障帶來的下行風險，刺激經濟是必須的。但是不能戴著民生的帽子，去刺激所謂的老基建。我們都很清楚，老基建刺激GDP增長的紅利已經越來越少，邊際產出的效率越來越低，而且這種紅利有多少能真正落到普通大眾身上？
非常擔心的是，幾十萬億新基建投下去，4萬億的後遺症重來。4萬億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是正確的選擇，後遺症卻包括了飽受詬病的通貨膨脹、房價上漲、鬼城、債務率上升、產能過剩，以及投資過程中的跑冒滴漏和投資之後缺乏績效評估，等等。
也非常擔心社會的財富分配不均將會擴大。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經濟學家劉元春認為，“十三五”期間中國基尼係數出現反彈，並未延續“十二五”期間持續回落的態勢，目前基尼係數已達到世界中上水平。
事實上，近5年來，我國城鎮居民中高收入群體和中等偏下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差距，已經有逐漸擴大之勢。
| 城鎮高低收入群體可支配收入增速差距，似乎進入新的攀升週期
股市經濟學家要兼顧公共利益
對各大券商投行的經濟學家，我更願意把他們稱為股市經濟學家。
他們的客戶主要是股市投資者（還有債市投資者），他們的KPI目標是其研究有多少被股市驗證。股市經濟學家可以大喊新基建，且是偷樑換柱地喊，投資者認了，股價漲了，經濟學家就完成任務了。
恆大研究院的任澤平先生原來是成功的券商經濟學家的代表。本人非常尊重。任先生的“5000點不是夢”確實在2015年實現了三週。我聽了他的話，在3000點前進場賺了錢。
這次，雖然任澤平先生已經不在券商，但他和不少券商經濟學家們已然萬般看好新基建，同時明確反對4萬億。國泰君安的報告說出了實話：
| 注：TMT泛指科技、媒體和通訊技術，現在主要炒5G相關
不管是4萬億還是新基建，我相信在我們目前的治理水平下，會有相當多的投資，用各種名義和幌子投到了舊基建。
當初4萬億投資的所謂戰略性新興規劃，哪個規劃裡說的不是一個新字？戴個新的帽子，什麼行業都能成新基建。造紙箱的都說自己是5G行業，因為是5G專用紙箱。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開頭引用的國泰君安的數據指的是已報的項目，這些項目大部分是疫情之前就上報的。疫情發生後，這些項目的需求並不會比之前擴大很多倍。
比如公路鐵路投資力度，是由人口特徵和流動性決定的。這時，如果改計劃、硬上很多基建項目，後果必然是新一輪產能過剩。而真正需要的“新基建”，卻沒有資源投入。
這次，我們碰到的是醫療衛生的公共問題，需要更多的公共經濟學家發出聲音。
現在的第一要務是解決公共衛生問題，而非解決股市上漲的問題。需要經濟刺激，但不需要打著疫情的旗幟刺激GDP。
事實上，醫療本身的投入可以拉動GDP。我國醫療費用支出佔GDP的比例僅為6.6%，而美國是17.8%。中國醫療質量和可及性指數排名僅在全球第60位。真的把14億人的醫療問題解決好了，對GDP的帶動作用難以估計。
直面核心問題，可以“驚喜地”獲得經濟增長的善果；為了拉動GDP，浪費這次好危機，結下的會是下一次的惡果。
初心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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