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醫療隊的醫護人員在商量救治病人的方法。（南方週末記者 翁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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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湛江回去後，廣州市呼吸健康研究院副院長徐遠達又去了珠海、深圳會診，病人都有過武漢接觸史，流行病學的特徵已然明確，但“武漢說不是，我們這邊也不好說什麼”。
- 鍾南山團隊在漢總領隊張挪富跟協和醫院的黨委副書記溝通後，提出由他們改造出一間ICU並接管，“沒想到他也是這個意思，因為我們是鍾院士團隊”。
- 遠在武漢一線的陳愛蘭，與後方團隊保持密切聯繫，參與了後方團隊的三個新冠肺炎研究課題。其中，“淋巴細胞對新冠肺炎的治療作用”的研究就是鍾南山佈置的任務。
文 | 南方週末記者 李在磊
南方週末實習生 龔柔善
“病人轉氨酶下降，膽紅素升高。”席寅把頭埋在電腦前，盯著眼前大屏幕，對著麥克風報出一串數據。2020年3月2日，這位鍾南山團隊的年輕醫生，在武漢協和醫院西院區，通過視頻與廣州後方同事連線會診。
不知不覺，席寅在武漢已待了1個月。疫情警報拉響後的形勢變化之快，讓他應接不暇。
拉響警報的是鍾南山。1月20日，鍾南山通過央視指出病毒“肯定會人傳人”，並首度公開了已經有醫務人員感染的事實，這成為此次疫情的轉折點。
回到廣州後，鍾南山的“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
在疫區核心武漢，鍾南山團隊也派出了13名醫護人員，分別駐紮在協和醫院西區、金銀潭醫院和漢口醫院，他們接手重症病區、改造ICU，並與廣州的“最強大腦”緊密配合，被視為鍾南山團隊在武漢的“嫡系部隊”。
1
去之前，已“如臨大敵”
團隊成員分3批抵達武漢。
1月23日，桑嶺首先作為國家衛健委專家支援隊成員，赴漢進駐金銀潭醫院。桑嶺是廣州市呼吸健康研究院（簡稱“廣州呼研院”）重症醫學科副主任醫師，呼研院設在廣州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簡稱“廣醫一院”），領軍人物正是鍾南山。
廣醫一院心內科主任醫師陳愛蘭於1月24日率領5名隊員，作為團隊的第二批成員，跟隨廣東醫療隊一起抵鄂，對口援助漢口醫院。
2月2日，鍾南山團隊在漢總領隊、廣醫一院副院長張挪富，又帶領7名醫護人員，進駐武漢協和醫院西院區，與其他地方醫療隊一起，接管住院部2樓的ICU病區。
席寅就是隨這支隊伍抵達武漢的，他們2月1日中午接到通知,當晚收拾行李出發，第二天凌晨抵達。
最初聽說桑嶺要去武漢時，席寅還“愣了一下”，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人傳人”的消息公佈後，大家都認為武漢很危險。
作為廣州呼研院ICU的主治醫師，席寅也參與處理過禽流感疫情，禽流感屬於典型的“有限人傳人”，極少聚集性暴發。1月初在網上看到“不明原因肺炎”的零星消息時，憑藉醫學直覺，席寅覺得公開信息有些“奇怪”，但是據說這種疾病“可防可控”，就沒有太過在意。
席寅第一次意識到新冠肺炎態勢的嚴重性，是在看了白巖松連線鍾南山的節目信息“刷屏”之後。33歲的席寅算是鍾南山的徒孫，他的研究生導師,就是鍾南山的學生。
相比席寅，團隊中第二批赴漢的陳愛蘭，聽說有“不明原因肺炎”的時間更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12月。
親歷過抗擊SARS全程，陳愛蘭對傳染性疾病非常敏感。她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她與全國同行之間都有交流，自己所在的好幾個微信群中，都有武漢醫生網友，2019年12月，已經有醫生在群裡提醒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出現了一種病毒，要加強警惕。
那個時候，陳愛蘭還沒有聽聞李文亮的遭遇，同行間交流也沒有很多障礙。信息接收多了之後，她就決定元旦放假不出門了。
元旦之後沒過幾天，鍾南山團隊的徐遠達已開始在廣東“抗疫”。
徐遠達是鍾南山的學生，現任廣州呼研院副院長兼重症醫學科副主任，據其回憶，2020年1月上旬，省裡組織專家到湛江會診，他應邀前往。當時有個從武漢返粵的感染者，回到老家湛江後病情迅速惡化，成為危重症病患。
“我們上了三級防護。”徐遠達說，他們那時已高度警覺，做好了充分防護。
從湛江回去後，徐遠達又去了珠海、深圳會診，病人都有過武漢接觸史，流行病學的特徵已然明確。
按照徐遠達的說法，他們如臨大敵，各方面動員了起來，但“武漢說不是，我們這邊也不好說什麼”。
鍾南山本人也去過深圳會診。1月17日，鍾南山院士趕到了深圳三院，看望了3名患者。1月18日回到廣州，下午在廣東省衛健委開會時，又接到通知要他馬上趕往武漢。
當鍾南山公開“不明肺炎”真實情況之後，其團隊成員就已做好隨時去支援武漢的準備。徐遠達是作為鍾南山團隊第三批援漢成員，於2月1日跟張挪富一起出發的。
2
“能不能降低死亡率？”
2月2日凌晨，張挪富一行抵達武漢。他記得很清楚，他們上午直接趕到協和醫院西院區，西院負責人介紹，當時已收治兩百多名確診病人，由於沒有ICU、不能插管，死亡率很高。
跟協和醫院的黨委副書記溝通後，張挪富提出由他們改造出一間ICU並接管，“沒想到他也是這個意思，因為我們是鍾院士團隊”。
張挪富也是鍾南山的學生，2003年曾參與抗擊SARS，當時還不慎被感染到。
接管的第一個10天最為艱難。兩百多個病患，至少有二十幾個重症病人需要插管。2月2日下午，開始改造病房，協和西院原有病房為正壓病房，氣體往外吹。遇到傳染病，往外吹就會汙染辦公區域的環境，要改造成氣體往裡邊吸的負壓病房。但改造起來很麻煩，後來乾脆直接對醫生辦公室進行了改造。
按照院感要求，還要有一個過渡區，供醫護人員從ICU出去之後消毒。他們簡單裝修了3個房間，在第一個小房間換衣服、洗手，在第二個、第三個小房間進行其它消毒措施。
李雯靜是鍾南山團隊在武漢的一線護士。她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本來打算半天改造，半天上設備，再用半天時間收尾，但剛乾了兩個小時，就有電話打到張挪富手機上，說有幾個病人要送過去，已經在路上了，“先斬後奏，直接拉了過來”。
張挪富放下手機，開始清場，李雯靜說，工人們被要求趕快離開，醫務人員防護設備全部穿戴整齊，準備接診病人。
後面短短几天時間，整個協和西院區病人從兩百多人，增加到八百多人。原本醫院只安排了4樓的病房收治新冠病人，其他樓層還有一般病人，那時只能要求騰空病房，再多收幾層。
“不斷增加床位數量，要求必須收治病人，是政治任務，今天就要收到300，明天500，後天就到700。”張挪富回憶。隨著病人增加，援助協和西院的醫護人員越來越多，陝西、遼寧、廣西、內蒙古等地的醫療隊都前去支援。
收到六七百個病人的時候，醫院已經沒有病房可用，有3個樓層的清潔區也收治了病人，單人病房變成雙人病房，兩人間變成三人間，兩個樓層的醫生則被擠到一個辦公室裡。
有的病人被推到病房門口時就已撒手人寰，有的已經插管了，但還是離開了。“一天四五個病人去世，這種情況有過嗎？我以前從來沒見過，哪見過這樣的情況？以前一星期有兩個病人去世，就要反思為什麼會這樣。”張挪富說，“之前拖太久，這些病人是被耽誤了。”
病人住不上院，在家裡就會有家屬被傳染，傳染源沒有控制好，肯定就有傳播途徑。張挪富很清楚，“我們在醫院接觸病人，都是穿好幾層防護服，家屬能做到嗎？老年人也沒有保護好，病人越來越多，壓力大了很多。”
武漢市衛健委也派出官員到協和西院，幫助協調、解決問題，同時也提出要求——“能不能降低死亡率？”
“天天開會，就是討論怎麼降低死亡率。”但張挪富他們也很無奈：沒有床位，怎麼降低死亡率？
張挪富當時提了幾個建議，第一個辦法是趕快建一個新的ICU病房，醫院的領導搖搖頭說不可能，醫院沒有地方，病人也等不了。
然後，他又說了第二個辦法，在每層樓的普通病房再安排一兩張ICU床位，雖然不能完全達到ICU的完備度，但是可以插管，儘量多上一些設備，但按照ICU的要求管理，接近於ICU。
衛健委領導覺得可行，馬上聯繫了院長。每個醫療隊派的醫生，幾乎都來自呼吸危重症科室，在普通病房開展有創插管，醫生就既要管沒有插管的重症病人，又要管插管的重症病人，這無形中增加了醫護的勞動強度。
好在各個樓層病區的醫療隊咬牙扛了下來。短期內，又增加了二十幾張病床，很快就能插管，多救了二十幾個人。
3
院士視頻“大查房”
度過最艱難的10天后，鍾南山團隊開始抽出精力，有針對性地診斷病人。
廣醫一院有“院士大查房”的傳統，由醫院挑出疑難病患，交給鍾南山診斷。每週一下午，鍾南山會到這些病人的病房查房，各科室主任、年輕醫生都會出席，共同商討治療方案。
新冠疫情暴發後，“院士大查房”通過視頻，連到了武漢協和西院。席寅負責的一名35歲的女性患者，通過治療已有很大好轉，被治癒的可能性很高。但病情出現多次反覆，眼看著轉危為安，突然就“跌下去”，慢慢恢復後，再次直線下降，屬於疑難病患。
協和西院的一線醫生，決定在連線時由大家一起討論這一病例，商量對策。
前後方一共連線三次，討論這位病人的情況。2月18日，醫護人員發現這位患者口腔分泌物過多，如果繼續保留經口氣管插管，會引起患者的嗆咳，經過專家組討論，給她換成了經鼻氣管插管。
2月21日，經過核酸檢測，患者各項指標已經轉為陰性，好不容易邁過新冠肺炎這道難關，但當天痰培養卻發現大量多重耐藥菌。後來又根據鍾南山的會診意見，多次調整抗感染治療方案。目前，病人已成功拔管，從ICU轉入普通病房。
張挪富說，視頻連線對前方一線臨床幫助很大。由於駐紮在金銀潭醫院，桑嶺無法參加每週一下午在協和西院舉行的連線會診。遇到困難，他會單獨向自己的博士導師鍾南山請教。
可是他要經常“進艙”，在隔離區通訊不便，只能出艙之後，與導師通電話，時間掌握在30分鐘左右。
桑嶺發現，普通肺炎插管通氣治療，吸氧濃度降下來之後，就可以慢慢減少鎮靜藥的劑量，但是新冠病人很難減劑量，這讓他非常困惑，卡在瓶頸上，該怎麼辦？
鍾南山告訴桑嶺，注意留意小痰栓、肺的死腔問題，做一些測定，朝這幾個方向找證據，以及除了新冠病毒之外，還要留意病人是否還有其他細菌感染。
4
鍾南山也會主動向一線醫生了解第一線的情況。2月22日，他直接打電話給陳愛蘭，說想了解新冠病毒對心臟的影響。
疫情發生後早期，關於心臟損害的公開討論有很多。但陳愛蘭說，她自己掌握的一手情況，與網絡上流傳的“爆發性心肌炎”的說法不太吻合。
新冠肺炎患者中，心臟受到損害的有，但是很少，漢口醫院“呼六病區”80張床位，出現這種“合併症”的病人，有十來個，都是輕微心肌損害。
鍾南山打電話過問後，陳愛蘭認真撰寫了一份情況說明，彙報所見所聞。她認為，新冠肺炎對心臟的影響，並不普遍。
陳愛蘭分析，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對低氧的耐受性較強，低至40%—60%之間，仍能開口講話，意識也較為清晰。如果是心血管疾病，十幾分鍾可能都堅持不住。
不過，這部分病人肺部浸潤速度很快，而且沒有特別的規律，這種狀況非常可怕。
鍾南山團隊在廣州的後方成員參考了這一意見，並形成結果，以論文的形式在《新英格蘭雜誌》上公之於眾。
儘管遠在武漢一線，陳愛蘭一直都與後方團隊保持密切聯繫，參與了後方團隊的三個新冠肺炎研究課題。其中，“淋巴細胞對新冠肺炎的治療作用”的研究就是鍾南山佈置的任務。
後方團隊通過分析數據發現，新冠肺炎病情越重，淋巴細胞數值越低，“如果能早期把淋巴細胞提升上來，是不是這部分人病情就不會惡化？”有了這樣一個明確的問題意識，陳愛蘭會格外關注漢口醫院病人淋巴細胞的變化。
漢口醫院給陳愛蘭開了“白名單”，除了照看自己管轄的病人外，還可以跟隨其他醫生一起查房，觀察“呼一病區”到“呼七病區”三百多名病患的變化。
過於簡陋的漢口醫院，沒條件開展氣管插管，吸痰、霧化治療也欠缺，沒有特殊治療干預，客觀上呈現了新冠肺炎的自然規律和特點。
陳愛蘭還留意到，為了救治危重症患者，漢口醫院醫護人員早期也給病人做氣管插管，過程中容易發生痰液噴濺，是危險係數最高的操作。結果，漢口醫院呼吸科和ICU的10名醫生，麻醉科插管醫生、B超科主任、CT室主任，都被感染，ICU和呼吸科癱瘓。
好在，漢口醫院被感染的三四十名醫護人員，目前沒有人殉職。
獲知醫護人員的感染情況後，陳愛蘭向鍾南山做了彙報。在漢期間，她不斷將掌握的第一手信息，反饋給後方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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