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剛導演，黃軒、楊採鈺主演的《只有芸知道》12月20日全國公映，該片改編自馮小剛摯友張述與羅洋夫婦的真實愛情經歷，講述了在新西蘭漂泊半生的男人隋東風，中年猝失妻子羅芸，隨後他決定替亡妻完成遺願的動人故事。
該片的編劇張翎，是旅居加拿大的華人女作家，馮小剛2010年拍攝的電影《唐山大地震》就是改編自其小說《餘震》。她與故事原型張述羅洋夫婦也是多年好友，在多倫多住得很近。前幾天《只有芸知道》的北京首映禮上，張翎分享了一段和張述羅洋夫婦的過往經歷。差不多三年前的時候，羅洋上手術檯，上手術檯前一天，羅洋給張翎發了最後一條微信：真想好好活著，我們一起。羅洋走了之後，丈夫張述很長時間都不能整理羅洋的舊物。過了很久，有一天他到張翎家裡來，拿了兩雙鮮豔的紅色鞋子，對張翎說，這是羅洋的鞋子，她會很開心你穿上她的鞋子。當時張翎很吃驚，因為她認識的羅洋，從來都是穿灰黑藍色調的衣服，她從來沒有想到羅洋家裡會藏著兩雙這樣鮮豔的鞋子。後來張翎就想，那是羅洋心裡藏著的深深的對生活的眷戀和對生命的熱情。之後，張翎就穿著羅洋的紅鞋子走了很多的路，去全球旅行，參加自己的新書發佈會、朗讀會，包括這次跟《只有芸知道》的劇組一起到新西蘭選景，“我穿著羅洋的鞋子走在路上感覺很有力氣，因為我身上帶的是兩個人的活力。希望每個人都有一雙自己的紅鞋子，我們就是帶著這樣的顏色去溫暖地愛，熱烈地生活。”首映禮現場，遠遠地就能看到張翎腳上那雙紅鞋子。
新京報記者獨家專訪了編劇張翎，分享了她和導演馮小剛、原型人物張述共同創作劇本的過程，雖然很多觀眾都看哭了，但是他們在創作劇本時追求儘可能的剋制和內斂，觀眾之所以感動是因為生活的真實本身就很感人。她也透露片頭戒指掉落地板的情節，其實是發生在原型人物張述身上的真事，“我們就是被這個細節深深震撼了，所以我們一致決定把它放在劇本里邊。生活本身的精彩和震撼超乎我們的想象。”
新京報：你和故事原型張述羅洋夫婦是鄰居，在劇本創作中是不是會更容易代入情感？
張翎：我和張述羅洋夫婦在多倫多住得很近，而且於公於私的淵源也很深。於公是從拍《唐山大地震》開始——張述那時就在協助小剛導演拍片，我們從那時認識了。於私是我們兩家一直有著非常密切的往來，而我家人就是陪著張述，看著醫生拔去羅洋身上的管子，一起送她走最後一程的人。我的微信裡還保存著羅洋上手術檯前給我的最後一封信，“我想好好活著，我們一起”。因為有這樣親密的關係，寫這個劇本的時候，我內心的感情是豐沛的，寫的時候腦子裡總會出現他們的影子，這是很自然的。
新京報：想了解下劇本的創作過程是怎樣的，是和張述邊聊邊寫，還是寫完之後再找張述去確認細節？整個劇本創作多久？
張翎：這個劇本是我、導演、張述三個人的共同勞動。整個過程中，我們幾乎時時刻刻一起切磋、討論、修改。我們三個人有一個群，幾乎每天來來往往都要溝通很多次。關於這個劇本的故事架構、人物關係、情節推進，我們一直是相互商量著的。從劇本的最初構思，到中間的寫作過程，到開拍過程中的修改，這種集體討論的模式一直都在。由於事先經過了充分的討論和醞釀，初稿的過程很順暢，大概不到兩個月。當然，後邊還經過了幾輪修改。
新京報：在劇本創作過程中，有和馮小剛導演、張述先生產生過分歧嗎？
張翎：我們三個人是非常緊密地一起工作的，即使大家有不同意見，在討論的過程中就已經被消化掉了。導演在故事架構方面給了非常大的支持，張述則是在細節上面做了非常多的補充，然後我是把情緒和文字落實下來的那個人。在討論的過程裡，大家把不同的意見提出來，然後經過很充分討論，最後會達成一個決定。這個過程是一直持續著的，所以說這是一個集體創作的過程。
新京報：因為影片是根據真實經歷改編的，哪些地方必須還原真實，哪些地方可以進行藝術虛構，如何權衡的？
張翎：我們在創作之初就明確了一個原則：在一些重大故事節點上必須保持真實，比方說兩個人的移民經歷、開餐館、收留流浪狗Blue、和女招待的友情，然後大火燒了這個餐館、羅洋生病故去，張述帶著她的骨灰，一路送到她生前希望去的地方，像這些重大節點，都與真實生活保持一致。中間的連接、鋪墊部分，有時候需要虛構，我們儘量把握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之間的平衡。
新京報：電影倒敘、插敘的敘事方式是如何確定下來的？
張翎：這應該是導演、編劇和剪輯三方面共同的勞動結果。在劇本里邊當然也是有倒敘插敘的部分，但是劇本比較長，最後呈現到銀幕上的內容，經過了大量的剪輯，一些元素會被提到前面，一些元素會被挪到後面。所以說這個插敘和倒敘結構，是三方面共同努力的一個結果。
新京報：影片開頭，東風說，如果你回來了，就把這個戒指挪個地兒，結果戒指就跑到地板上去了，有點超現實色彩，為什麼用這種方式處理？
張翎：生活中有的事件比神話還要震撼。這是一件真事，張述的的確確就有過這樣的經歷，只不過當時不是戒指，而是一枚硬幣。我們就是被這個細節深深震撼了，所以我們一致決定把它放在劇本里邊。生活本身的精彩和震撼超乎我們的想象。
新京報：電影大部分是在新西蘭拍攝的，有沒有根據現場的環境再重新調整劇本的情況？
張翎：當然是有的，儘管新西蘭也是說英文的國家，但新西蘭的地理環境、社會人文環境，還是有它自己的特色的，所以劇本肯定要因地制宜，根據拍攝地的情況，實時地進行修改，使得影片能夠和新西蘭的環境產生一種契合，能夠落地、真實。
新京報：東風和羅芸的房子下面有一棵大樹，東風有段獨白大致意思是說，只有這棵樹孤立地站在這裡……這段臺詞是原劇本中就有的，還是找到這棵樹之後重新加的？
張翎：是先有這個創意，後來才去找樹的，找樹的過程還是挺辛苦的。這棵樹的靈感，來自於我家附近公園裡一棵形狀很奇怪的樹，曾經有人跟我說過，這棵樹以這麼奇怪的姿態站在坡上，一定是因為它要抗衡大自然嚴酷的風暴雨雪，因為它想在嚴酷的環境中存活，才會變成這樣的。我就一下子就想到羅洋，羅洋的一生就是這樣的。電影裡的角色叫羅芸，羅芸從童年起就知道自己活不久，但是她要抵抗世界上所有的不利的因素，儘量爭取活下去，尤其是當她遇到了她愛的人之後。所以樹和羅芸的生命是相互對應的，是有象徵意義的。
新京報：能分別評價下黃軒和楊採鈺這兩位演員嗎？他們達到你心目中東風和羅芸的角色塑造了嗎？
張翎：我覺得他們都是可塑性很大的演員。戲裡黃軒在年輕和中年兩個階段的表演是有很好的辨識度的。在和黃軒的接觸當中，我發覺他對事情有著好奇心，有強烈的學習慾望。楊採鈺跟年輕時的羅洋有著神似的地方，她們的長髮、外形，尤其眼神裡邊那一點點迷茫和憂鬱，都是相似的。採鈺的表演是柔軟但又隱含著決絕。對年輕的觀眾來說，他們是有CP感的一對。
新京報：根據觀眾的觀影效果來看，大部分觀眾都看哭了，你在劇本創作過程中，有考慮過這個故事會這麼催淚嗎？
張翎：其實在寫劇本的時候，我們是追求儘可能的剋制和內斂，但是生活中的真實是感人的。能感動主創團隊的東西也會同樣感動觀眾，我們並沒有刻意地追求催淚，或者煽情。我在寫劇本的時候總是提醒自己一定要內斂，一定要剋制，不要讓人物的內心活動那麼外向化，但生活的真實本身就很感人，所以這個結果也是順理成章的。
新京報記者 滕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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